从教授方面来看,他们对六○年代以后的学生抱持大量的不满。
根据一九六六年某私大的调查,学生对于「为何选考这所大学」的问题,最多的回答是「想考进其他大学,但因考试成绩不够,没办法才来」,占四十四.九%。与此相对,回答「觉得教授群或讲座很好」占二十八.一%[89]。
从六○年代中期起,母亲陪同孩子参加大学入学考,并在一旁递茶给饭成为普遍的状况。一九六七年度的东大入学考上,约一万三千人的考生中约五分之一有母亲陪伴。当时的报导提到[90]:「大部分〔的母亲们〕应该在二战中是女学生,属于被迫疏散、参加勤劳动员,无法好好读书的人们。在这种状况下,她们生出越来越多的孩子,最后形成婴儿潮。在那些她们连牛奶都欠缺的日子里……。这次我[指母亲们]要让大家看看我如何实践梦想,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孩子考上]东大。」
一九六七年的报导形容道:「大学生变得像小孩,大学简直幼稚园化了」,「今天的大学生简直就是被过度保护,犹如在温室栽培出来的人。」[91]教授们怀念大学低升学率时代,那些自我期许为社会菁英的大学生们。在教授们看来,六○年代中期后的学生们,没有任何目标地入学,只是群缺乏气魄的「现代之子」。
急速增加的学生们学力低下,也被当成问题。一九六七年一月埼玉大学职员工会的调查说明,因为量产型授课变多,「靠人海战术进行作弊的学生激增,而且有许多教师都感叹他们学力显着低落。」此外课程不及格人数也骤增,根据报告,一九六五年以前无法取得「物理学概论」学分的人不过一成左右,此时急增到四成,德语连一个学分都拿不到的人增加到两倍[92]。
语言课程与量产型授课不同,一个班级应当只收数十人,但根据一九六七年某东大学生回答杂志的採访[93],表示「不管是五十个人或五百个人,单向式的教学仍旧未变。即便是语言课程,也是依序让学生们翻译,一学期大概只能轮到一次,然后就结束了。」
东大法学部针对这个问题採取的对策是,以一小群的学生为对象,设置由教授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的课程。但学生们大多流向量产型的课程。根据接受量产型课程的学生说法,在这种课程中只要记笔记即可,「小组的班级就会被问问题,得自行思考答案,对自己可能无法确切回答会感到『不安』。」教授们针对升学考试的弊病,提出「给他们的课题他们会做,但不会自发性地学习」,「没有自行思考的习惯」等意见[94]。
曾任法政大学助教授的北川隆吉在一九六六年以「现代学生气质」为题,如此阐述道[95]:「对现在的大学生而言,所谓『好的课』,就是容易记笔记,课程整体的起承转合都很明确。而那些汇整得不太好,教师将自己思考的问题与学生讨论,这种授课『不值得信赖』,所以是不好的课。」
北川也如此叙述[96]:「这种缺乏问题意识的状态,产出了一种学生,他们以满不在乎的表情问老师『毕业论文写什么好?』,还说『请告知写论文的参考书』。」而学生们「多少有点把自己必须解决的问题,投射到外在条件去的想法。量产型教育这个词汇,也是在这种心境下汇聚而成,把这种课当作逃生口的状况绝对不在少数。」
在东大教养学部任教十六年的助教授,于一九六七年如此评论「最近的新鲜人」[97]:「也有一些天生的英才。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只擅长考试,能考出平均八十分的成绩,却感觉不到他们领悟了。几乎找不到那种虽然不擅于考试,但心中存在某种特质的学生。」
这些教授的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一九六五年坂大工学部熔接学科因出现高达六成的留级者,所以把留级者叫到研究室,一个动作一个指令地教学以便让他们升级。其中一位留级的学生如此诉说[98]:「高中时代老师的指导在脑袋中起了连锁反应」,只要依照老师说的去做即可,但在大学里「不知道该学些什么好,只是一味地徬徨。」
既觉得量产型授课无聊,但又跟不上小班要求自发学习课程的学生,便逃到社团活动与打工之中。根据一九六七年京大进行的调查,一年级的留级生中,排名第一的留级理由是「在社团活动上花太多时间」,占四十三.○%,第二位是「入学后太过放松」,占三十九.七%。而二年级以上的留级者则以「入学后的解放感」占第一位,达三十六.七%,其他理由有「社团活动」、「打工」、「沉迷麻将」等,约各占二成[99]。
一九六八年全国高中校长会议也得出一个结论,即伴随升学率急速提升,「有三分之一的高中生并无能力接受高中教育。」[100]这类高中生也同样高中毕业,而且进入大学就读,因此造成上述的状况。
在东大教养学部学生部任职的西村秀夫助教授,在一九六七年的座谈会上如此表述[101]:「其中一个问题是留级,也就是留级生太多了。对所谓旧帝大系统的大学试着进行调查,得知此状况大约从昭和三十八(一九六三)年左右急速增加。」
从教育学的观点来看,当高等教育升学率达到十五%时,学生就已不再是社会菁英,而变得大众化。一九六三年(昭和三十八年)正是日本高等教育升学率超过十五%的年度(四年制大学为十二.一%,短期大学为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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