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学生的大众化导致对政治的关心低迷,也成为一个问题。一九六七年的报导指出,「关于大学生的小市民意识,受到强烈的批评。他们变得只关心个人的生活,极少积极投入国家、社会发展的意识,甚至根本看不到。」[102]
一九六七年担任东大文学部事务长的尾崎盛光,如此评论学生们的普遍风气[103]:
对现在的学生而言,不管是战争、革命或者恐怖,都是间接的见闻,而非社会史上的经验。谈到他们的经验,应该就是被焦躁感所迫,作为极端且直接的自我问题,仅关心眼前的升学与考试学习罢了。从而对现在社会与制度完全没有余裕加以质疑,即便多少有些疑问,结果也不得不与自身的事情连结进行思考,变成一种无计可施的消极。完全缺乏自我意识的开发。这只能说是把〔中学、高中、大学、就业等〕已决定的人生方向视为理所当然,一路走来的结果。
教授们并非全都是以菁英身分度过大学生活的世代,也有体验过战争与饥饿的世代。前述的法政大学助教授北川隆吉在一九六六年的〈现代学生气质〉中如此叙述[104]:「想到自己学生时代,因担心不知何时赤纸〔徵兵令〕会寄到,总是一边面对着死亡,一边学习。在这种状态下对习得内容的意义与困难,总是有强烈的感受,并如此生活下来。与此相比,现在的学生拥有想知道什么就都能知道的条件,也不需总是面对死亡。然而,他们却没有那种投入真心实意去理解事物的欲望。」
在这样的教授看来,六○年代中期以后的学生们,既不成熟也不可靠,对社会缺乏关心,不知劳苦为何,只是被过度保护的儿童。曾任东大教养学部讲师的杉本敏夫在一九六六年实施〈最近的东大学生像〉调查,其概要如下[105]:
(一)首先他们是被过度保护的儿童。由热心教育的父母所扶养长大,在精神上无法断奶。这点可说非常像儿童。
(二)他们是优等生。从小学起便成绩优异,不论他人或自己都认同自己身为优等生的资格,双亲也感到自豪,认为还是「深受老师喜爱」。
(三)忍耐度低。人生的失败经验,至多就是是否当过高四生而已。顺遂的人生自然使他们无需忍耐,变得缺乏耐性。
(四)对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很差,总是自我中心。
杉本的调查中更进一步如此表达当时东大生的气质:「关于对社会的态度,总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总是批判者,不会亲身投入做点事情。站出来的时机,仅限于明确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优越感极高,但相反地也表现出没有自信的一面;想要极度表现自我主张时,却展现出极端依赖的态度。进一步而言,面对进入东大究竟想做什么这个问题,只有极少数人拥有明确的目的,大多数人都只是抱持着『想要进入东大』的漠然心情一路走来。对将来的目标也是一样,大多数人都只是茫然地想着将来要进入大企业。」
一九六七年春天的东大毕业典礼上,校长大河内一男发表以下讲话[106]:「从『大学这种机器』里正在大量产出缺乏自我意识、没什么个性、责任意识异常低落的青年。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凭自己的良心判断,靠自己的责任感行动的生活方式,恐怕要就此断绝了。」
有杂志在报导东大校长苦口婆心劝诫毕业生时如此陈述[107]:
二战后的一段时期,为了从废墟上重建日本社会,每个国民皆须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认真摸索各自的前途,于此时期,毕业生的立场也如此,犹如在狂风巨浪的大海上划行小舟,心中徘徊着一种不安与悲怆感,校长的讲话也是在勉励毕业生划出船只,其话语充满力道与格调,在自食其力开拓前途上作为毕业生的精神支柱,对毕业生们起到指导性的影响力。
与此相对,今日的社会浸淫在安定的气氛中,身为现代之子的毕业生们只要不偏离既定的轨道,就必然有光明的未来。……今日的毕业典礼虽同样是航行出港,但却带着一种观光旅行团乘坐豪华邮轮出发的庆典氛围。
一九六五年十月,《周刊平凡》杂志刊登篇名为〈咦——!大学生是漫画迷〉的报导。社会上也对在东大教养学部的驹场学生合作社中,《少年Sunday》与《少年漫画》一上架便立刻售罄的状况感到吃惊[108]。如前所述,当时的「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仍有清楚划分,在此状况下,大学生沉迷于代表「儿童文化」的漫画,不啻给包含教授在内的「成人们」一种大学生素质低落、「宛如孩童一样」的印象。
除了学力之外,不少指责称大学生们丧失公共道德。升学率尚低的时代中,无论在人格或教养上,大学生都被期许应成为社会的模范人物。但一九六七年十月出身「一流国立大学」与「一流私立大学」的两个学生,从已打算雇用他们的公司盗出装有现金的带锁储存柜,后因无法解锁而欲放回该柜时,正好被警察逮捕,此事给社会上带来「大学生道德低落」的印象[109]。
在全共斗运动爆发前的这个时期,国立教育研究所的稻生劲吾进行问题调查,内容是「近来,社会上普遍知悉关于大学生的人格形成有许多问题,老师们与自己大学的学生接触后,对于学生的人格形成感觉到什么样的问题?」根据稻生的概括,教授们的回答大致如下[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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