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东大全共斗的变化同时并行的,是民青于一九六八年九月起投入武斗行动队,自此让东大斗争产生质变。从此之后,东大斗争突然带有浓厚的党派对抗色彩。
从九月到十月,校园接连通过罢课与封锁,学生对民青的支持呈现停顿状态。根据内藤国夫的说法,「一时之间,日共派唿吁的集会甚至连三百名学生都凑不到。」[552]前面提及的增山明夫表示,「在十月的阶段,全校中的民青呈现相当混乱的状态」,大家都显得「意气消沉」[553]。
原因之一是他们并未确定自身的诉求。全共斗在七月中提出了七项诉求,而民青派的自治会中央常任委员会则迟至八月三十日才提出四项诉求。
而且四项诉求的内容屡屡更动,九月初的七者协发表、九月十一日的集会决议、十月八日七者协主办集会的基调报告、十月三十一日「东大斗争胜利全学联行动委员会」──因民青在许多学部都失去了自治会的执行部,无法再以自治会中央委员会的名称继续活动──上提出的传单,刊载的「四项诉求」皆存在微妙的差异[554]。
四项诉求的内容会变更,原因之一在于校内情势的变化。在民青掌控大多数自治会的时期,只需在学生大会上选出代表与大学当局交涉即可。但根据民青派东大斗争纪录刊行委员会编纂的《迈向东大变革的战斗》,十月时「情势与九月初大为不同。学生大会上遇到得选出代表的时候,很明显大多数都由全共斗派当选。」[555]因此推测民青派不得不屡次调整内容。
十月三十一日的四项诉求大致可视为最终版本,包含如下内容[556]:
一、校长、评议会针对引入机动队进行自我批判,明确承诺绝不再次引入机动队。
二、撤销医学部的不当惩处,不惩罚一月二十九日以来所有斗争相关人事物。
三、承认学生、研究生等自治活动的自由,承认学生自治会中央委员会、东院协、青医联,承认团交权。
四、为使大学经营民主化,设置各层级自行组织之自治组织皆可参与的全校营运协议会。
以上四项诉求及附加的确认书于大众团交的场合以文字确认约定;校长、评议会委员等事态相关负责人需引咎辞职。
但民青所说的「大众团交」,是由「全校各阶层经民主方式选出的统一代表团」来执行[557]。身为重视自治会民主主义的民青,这是必然的逻辑。且如前所述,民青的四项诉求包含设置协议会在内的组织改革,与有实际诉求的全共斗七项诉求相较,是更为激进的主张。
另一方面,东大全共斗对设置协议会则採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七月举行的座谈会上,全共斗的研究生与助教表示,「只是设置协议会这种程度,大学不会有些许改变」,「最终仅变成现行体制中的,所谓的『管理民主化』罢了」,「如果我们参加这种改造,那反而会变成『共犯』。」[558]
一九六九年二月,山本义隆针对民青的协议会设置提案表示「类似说,劳工也具有相应的权利,所以让他们组织工会,接着劳资协调的对话路线登场,又重新被吸纳到企业内部──与这样的歷程相当雷同呀。」[559]亦即,斗争的目的在于否定大学的现状,而参与既存大学的营运,根本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此外,全共斗方认为,设置协议会与全共斗重视的「确立主体」并无法相容。八月全共斗派大学生、研究生座谈会上,工学研究生有如下主张[560]:「以大众团交为目标这件事情,我们的目的并非在『参与』,这点必须明确确认,在此基础上还具有更本质性的意义。我们的目的在于让我们自身形成一个统一的主体。亦即,我们思考的是自行建构大学。参与他者建构的大学,等于是把我们客体化来处理,更何况还得去拜托对方,这完全就是乞讨般的理论,根本不在讨论范畴内。」
全共斗派学生偏爱的《朝日Journal》把东大全共斗拒绝协议会一事形容为「与管理社会(regimented society)的抗争」。根据这篇报导,「在全学共斗会议的学生看来,即将到来的社会就是所谓的管理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反体制性的制度也会被纳入到体制内。」因此东大全共斗认为,协议会「不过是因应管理社会的新的学生管理方式罢了。」[561]
这种「管理社会」的流行语,其意义如同第一章所述,在「输送带」与「电脑」所象徵的社会,大学毕业后等待自己的是刻板的上班族生活,而既有的革新政党或工会也被嵌在体制内,因而「管理社会」作为表达闭塞感的词汇而流行。上述的报导同样指出,东大全共斗在这层意义上也把协议会视为不过与既存工会相同的组织。
虽然如此,如前所述东大全共斗在七月也曾有提倡参与大学经营的动向。东大全共斗之所以会坚定团结反对参与大学经营,推测是针对民青八月三十日在四项诉求中主张设置协议会后,燃起一种为与民青抗衡的对抗情绪。
此外,大学当局对设置协议会的态度也显消极。九月举行的国大协会议上,针对如何应对大学斗争提出协议,指出「应修正大学经营的模式以充分吸收学生的意见。但在制度上无法容忍学生参与大学经营」,而这样的意见占大多数[562]。
实际上,对于设置协议会,东大的民青内部也有人抱持着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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