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时东大民青同盟成员的大洼一志称,一九六八年暑假东大民青在内部组成理论政策委员会,针对当时在大学中已设置类似协议会组织的立命馆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医学部等实施调查。其结果,大洼表示「实际上是个问题很多的制度」,调查结果显示「没处理好也有可能成为类似劳资协调的经营协议会之类的组织。」为此,大洼等人自行从事理论性的研究,构思超越设置协议会的大学组织改革[563]。
根据大洼的回忆,东大民青与全共斗的相互竞争急速白热化。大洼称,「我们已经有觉悟。将稳定下来,澈底进行这次校园斗争,因为这是我们的歷史性任务。许多运动者都这么认为。到了一九六八年秋,运动者开始提出『要让东大的斗争成为全国校园斗争爆发的引线』,『将持续打出无限期斗争直到七○年安保为止』等声音」[564]。十一月上旬,也是由民青的运动者开始软禁文学部长林健太郎,之后又加入革马派的运动者。
当然,「要让东大的斗争成为全国校园斗争爆发的引线」、「将持续打出无限期斗争直到七○年安保为止」这种让新左翼党派脸面挂不住的激进方针,与共产党中央的指令无法相容。但据大洼称,即便「全国性课题不得不遵照中央的方针」,但同时也思考「若是校内的问题,则用我们的方针独自来抗争。」[565]然而,即便民青知道协议会存在问题,但在与全共斗的对抗上,也只能把设置协议会当作四项诉求的核心基础来主张。
只是民青的四项诉求并未获得太多学生的支持。与以「自我否定」为代表思想,持续质疑生存方式的全共斗相较,民青给其他学生一种把问题侷限在大学组织改革的感觉。当时的全共斗派学生在手记中提及「对反代代木派全学联感到同情。这是因为基本上仍感受到他们保有青年般的率直性情,但同时又厌恶民青的组织第一主义及把握问题时的侷限性。」[566]
某普通学生如此回应当时周刊杂志的採访[567]:「民青那伙人,事事都只考虑到拓展自身势力。他们脑中有的尽是『我们手中握有全国自治会的几成』啊。但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生事情时,只会喊声哇,但也就如此而已。」
另一方面,当时一位东大民青派运动者表示「民青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民青採取了稳健路线」,并如此回忆[568]:「当时正值第二次经济高度成长期,社会上逐渐迈向管理社会。就这样毕业成为官僚进入统治者一方,让人不禁怀疑,如此真的好吗?就在此时,因全共斗喊出『东大是统治阶层的马前卒』,正好适切表达了学生的心情啊。」
虽然各方解释纷歧,不过此时民青失去支持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民青引入前述的「武装内斗行动队」。
根据一九六四年重建的民青派全学联第一届委员长,当时担任民青中央本部青年学生对策负责人的川上彻回忆,一九六八年时民青面对的问题是「该如何处理东京都内民青据点大学中与新左翼各党派之间频繁发生的暴力对决」。[569]据川上称,「即便在自治会选举或方针决定上由民青胜出,但新左翼各党派仍靠着暴力或街垒进行武力控制,导致民青频频无法贯彻方针。在明治大学学苑会(夜间部自治会)上民青获胜,但共产同派占领某学生会馆的自治会室,导致执行部无法接近使用。法政大学也发生同样的状况。」「早稻田文学部的校园完全在革马派的掌控下,民青派主要的运动者一步也无法踏入,这样的状况不断持续。」
根据川上的说法,民青「也曾指责过新左翼是『暴力学生团体』,而民青一直贯彻非暴力路线。」「我们的方针是,无论发生任何状况,都以赤手空拳的方式,集结学生群众的团结力量驱逐他们,然而我们这边的损伤却单方面地不断增加。」「第一线的民青成员积累许多不满,说他们也希望戴上头盔,希望为他们准备武斗棒。这样才不会让对方称心如意。这样的想法让他们倍感委屈。」
只是,一直以来批评「暴力」的民青,一旦拿起武斗棒,难保不招致普通学生的反感。此外根据川上的说法,共产党最高领导者「宫本显治对此持慎重态度。」
在此状况下,民青派全学联于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举行的第十九届大会上,採纳了一项方针:「若遭遇新左翼党派的暴力攻击,将集结学生的力量,断然行使正当防卫权,以武力粉碎对方进犯。」[570]亦即,若是正当防卫,民青也将行使武装斗争。为了实现此目标,民青也开始编组特别武斗行动队。
担任此武斗部队现场负责人的宫崎学回忆,在民青派全学联决定实施「正当防卫权」后,旋即组成部队。核心为早大、明大、法大等东京的私大学生,组织上由都学联直接管辖,但强烈带有由共产党青年学生对策部领导的非公开组织色彩。共产党内部将此组织称为「都学联行动队」,但不知从何时起,不分内外都将其通称为「曙行动队」。鼎盛期约有千名队员,宫崎回忆道,从各大学选拔出武道上有段数的人,以及第二部(夜间部)在学劳工等「擅长吵架、打架的人」[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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