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将转为考察当时的文化背景。一九六八年曾被论述为「政治与文化革命」之年。例如,一九六五年生的酒井隆史在二○○四年的着作中有如下文章[138]:
……这个时期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浪潮,皆以反对越战为基础。与过往的斗争不同,工人和农民退居幕后,少数族群、女性、同性恋、学生等多元的社会运动主体跃于幕前。最重要的是,这场政治斗争与文化领域的各种实验相互交织在一起,为一九六○年代这个「政治的季节」带来极厚的深度,也颠覆了「政治」与社会运动的传统和通俗形象,为其赋予了新的意义。
这是常见的「一九六八年」印象。然而,日本「一九六八年」的实际情况有别于上述情况。
确实,在日本一九六○年代的反叛中,「工人和农民退居幕后」,但包含新左翼各党派在内的运动者们,多数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他们期待工人和农民的奋起,而最终演变成以学生为主体,只不过是一个结果,原因在于他们得不到工人和农民的支持。
此外,日本「同性恋」社会运动起于一九九○年代。「少数族群」与「女性」运动,如第十四章所述,始于一九七○年代后半。如序章已说明的,对于一九六八年到六九年初的东大全共斗,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了全二十三册的传单资料集,但几乎找不到提及包含在日朝鲜人在内的少数族群、女性、同性恋等问题的传单[139]。酒井撰写的「一九六八年」印象,可以说都是以美国为基础形塑而成。
此外,酒井所言「这场政治斗争与文化领域的各种实验相互交织在一起」,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在日本,六○年代也出现多元的文化实验,但本书对于涉及文化面的部分,仅限缩在讨论脉络中所需的范畴。
理由之一,即「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日后遭神话的部分太多。一九五一年生的音乐评论家涩谷阳一在一九八○年时如此叙述[140]:
以前,某百货公司使用「听披头四(The Beatles)长大」为口号,作为促销活动的主题。这么一说,也确实有披头四世代的说法。
每次听到这种词汇,我心中都会冒出痛苦的回忆,想要反驳「胡说!扯谎!」在日本,无论哪个地方,根本没有什么听披头四长大的世代。只有极少数、限定的人能够听到披头四。在所谓的日本唱片排行榜上,披头四的排名也经常陷入苦战。披头四什么的,只存在少数的西洋音乐迷中,而且这群人之中仅有一小部分的人,才将他们视为偶像。
如果日本有披头四世代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是该世代的核心成员。若「听披头四长大」这个口号正确,那我周遭应当有很多人听披头四才是。但班上的披头四迷仅有我一个,在整个学校也只能找出少数几人。甚至可以说,投机者乐团(The Ventures)、彼得、保罗和玛丽(Peter, Paul and Mary,PPM)还更有人气。
大致而言,当时日本社会对披头四的音乐并未给予适当的评价,仅认为那是一种社会风潮。因为披头四在美国与英国引起疯狂流行,这种异常现象在日本也成为话题,但讨论的内容都是他们的头发、时尚、引发的流行现象等,至于他们的音乐,可说完全没有被认真讨论。
披头四来日本时〔一九六六年〕,好不容易全日本都陷入痴迷披头四的热潮中,人们从各自的观点出发,纷纷讨论着披头四。当时我是中学三年级,披头四还曾被选为级会的讨论议题之一。班上只有我一个披头四迷,因此自然显得孤单,无法畅所欲言。
因为同世代的朋友们不断提出「披头四不过是暂时性的现象」、「大家都只是赶流行跟着炒话题罢了」、「欲求不满的抒发管道」等,我与其说愤怒,不如说哀伤,实在很不甘心。
类似涩谷的说法不在少数。一九四九年生的音乐评论家恩藏茂于二○○三年说道,「日本的年轻人轻易地就接受了披头四吗?并没有这回事。追根究柢,年轻人中属于西洋流行乐迷的人原本就不那么多,像我们这种被称为『披头四狂热粉』的人,整个学年也不过只有五个人。」「『长发很脏』、『很吵,那根本不是音乐』、『受风潮所驱使,乐迷的个性未免太过轻薄』等说法,不只出自大人之口,同班同学中也确实屡屡有人提出。」[141]
音乐评论家三好伸一表示,「虽然我们被称为披头四世代,但那个时候披头四绝非主流,他们的乐迷,一个班级中只有一到两个,不对,甚至更少也说不定。所以销量也有限。」恩藏询问当时唱片公司的负责窗口,对方说因为披头四唱片的销量不佳,对媒体发表时会「故意多加个零」,或者「在文件上伪造销量数字并盖上『机密』的圆印章,为了引起来唱片公司的媒体记者注意,还把文件放在桌上并故意只露出一部分让对方看到。」[142]
随着岁月更迭,披头四的音乐逐渐感染日本社会,但当年的青少年全都沉迷披头四的狂热印象,则可说是日后创造出来的「神话」。披头四唱片在日本真正畅销,是在一九七三年,俗称「红盘、蓝盘」的最畅销唱盘发售后的事情[143]。此外,六○年代日本大学生认知中的先锐激进音乐并非摇滚乐,而是现代爵士乐(Modern Ja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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