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特意将重点放在文化上研究,那或许有一个取径是研究当时青年们如何接受吉本隆明及其他作家的作品,然而青年们对吉本等作家的着作理解到何等程度,实际上相当值得怀疑。例如当时的运动者吉田和明在一九八四年的着作中提及,当时在大学中将吉本着作「像宝贝似地抱在胸前行走的女学生和男学生四处可见」,但「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学生,终究不是读了就能理解的软性书籍。而且老实说,根本读不懂。」[156]
当年还是高中生的四方田犬彦,也在二○○三年有如下叙述。四方田在一九七○年参加吉本的《南岛论》演讲,会场爆满,全部都是年轻人。但大部分的听众都无法理解吉本演讲的内容,四方田自身也「中途起就几乎跟不上演讲的内容了。」而「坐在我隔壁的女大学生,似乎更是从一开始就放弃去理解,当吉本演讲时,她不断挥动铅笔,描绘着他的肖像画。」[157]
从结论来说,青年们虽然阅读吉本的着作,但可以说,大部分的青年都无法理解他的思想。只是将「自立」、「幻想」、「拟制」等吉本的词汇当口号般来使用,为吉本批判丸山真男等「进步的知识分子」时的姿态报以喝采,当时的女性解放运动使用「对幻想」这个吉本的关键词时,赋予了与吉本原本意图完全相异的意义,这样的作法正是许多青年们「接受」吉本思想时的真实状况。
原本,青年们消化思想的能力便有限。自六○年代中至六○年代末,依旧残存着大学生应当成为有教养的阶层的昔日教养主义概念,因此大学生尚有读书的习惯。但根据前东大全共斗的小坂修平回忆,一九六六年当时他们进入大学后,「每天读书达三百页是基本额度」,但「到了周末因为累积了太多未消化的额度,所以就读杂志(大概就是《世界》之类的综合志)来凑数」,这就是当时的真实状态[158]。
前日大全共斗的桥本克彦也阅读了当年流行的沙特(Jean-Paul Sartre)、佛洛伊德、马克思、埴谷雄高等。不过阅读的动机是「为了让认真又可爱的女孩关注我」,至于内容则「完全看不懂」[159]。
总而言之,六○年代的青年们虽是文化的消费者,但并非创作者。他们这个世代正式成为创作者,得等到八○年代他们成为作家、学者或文案写手后。在这层意义上,比起六○年代反叛的文化,可说八○年代的消费文化才是经由他们之手创生出来的文化。
此外如第四章所述,当时的新左翼各党派只有提倡当时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或者存在主义式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大多数的运动者都非常忙碌,除了自家党派的机关报之外,几乎没空阅读书籍。
顺带一提,日后被称为「法国现代思想」的思潮,也被称作「六八年的思想」,这点也不符事实。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疯癫与文明》(Folie et deraison)与《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拉冈(Jacques Lacan)的《文集》(Écrits)、阿图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保卫马克思》(Pour Marx)、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写作的零度》(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德希达(Jacques Derrida)的《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等,这些一九五○年代至一九六七年的着作,并非受一九六八年的巴黎「五月革命」刺激而产生的作品。
从世代上来看,李维史陀与桑原武夫、巴特与丸山真男、傅柯与吉本隆明、德希达与小田实几乎属于同世代。所谓的「法国现代思想」无论从作者的世代来看,或者从书写的时期来看,应当称为「法国战后思想」会更妥适。
在六○年代末的日本,包含当时已经被视为有些落伍的沙特在内,存在主义开始流行,结构主义等则仅停留在杂志介绍这些思想在法国如何流行的程度。因此在理解同时代法国思想的当时大学教师看来,全共斗或新左翼各党派的思想呈现出「落伍」的状态。
当时的年轻教师莲实重彦在一九九三年如此叙述全共斗运动[160]:「感觉好像看到了什么落伍的庆典,最初的印象是现在还谈什么大学解体,是不是被宠坏了。而且,运动本身使用前一个时代的旧经典来支撑,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最后都未能脱离。」
共产同运动者的三上治在二○○○年的着作中,评价全共斗运动在「形式」上是新的,但在思想上却十分贫瘠。根据三上的说法,全共斗运动的主要成因是经济高度成长,「高度资本主义化之下形成学生阶层的异化意识」。但三上称,使用当时流通的旧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词汇把这种异化意识「转换成社会性的词汇具有相当高的难度。」[161]这个问题也是本书的主题之一,后面将继续说明。
接着,本书不重视文化问题的第三个理由,在于六○年代青年们反叛而成为运动者的人们,不必然与使文化变貌的人们重叠。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