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畠认为,会有这种倾向正是因为东大学生「太过认真」,「例如,若针对日大进行调查,大概会出现不同的结果。」[170]然而,当时日大全共斗书记长田村正敏在一九六八年九月面对周刊杂志访问时回答[171]:「『疯癫族』?他们虽然反叛,但不否定体制,所以不行。」
反之,如前述J.A.凯撒般,艺术家们对政治倒是具备觉醒的观点。当时的民谣歌手小室等在二○○五年对新宿西口的反战民谣游击集会如此表示[172]:「大声歌唱的话,现场的气氛会变好,也有净化作用,但最终整个社会或个人都没有改变。那是六○年代后半。今天已经冷淡下来了。所以对西口民谣游击,人们肯定感到违和感吧。」
日后与前赤军派运动者结婚的加藤登纪子也在一九九九年表示,「我最讨厌『政治』」,「因为对〔一九四三年生的〕我而言,『六○年』是一场败北。从六八年开始,我就是完全的局外者。」[173]如前所述,民谣游击集会上并没有出现职业歌手。
在这种状况下,当时学生们爱唱的《朋友啊》的作者冈林信康,属于在职业歌手中少数积极参与政治集会的一人。他在一九六八年春从土木工人转变成歌手后,旋即说出「以歌曲为契机产生连带感,接着发展成运动。我想追求这样的可能性。」[174]但即便如此,他也在一九六九年末写下如下文章,放弃在集会上歌唱[175]:
「大体上,说出『听到你的歌曲之后非常感动,你是我的伙伴』这种话的人最可怕。既然是伙伴,提供很低的演出费用,也就理所当然了。既然是伙伴,下舞台之后也该继续往来。因为是伙伴……。在这种状况下持续一年半的时间,每个月超过二十天都被那群人东拉西拽,实在是疲惫不堪。接近两个小时的演唱结束后,他们就喊:来!一起吃饭吧!一起讨论吧……。如果拒绝,对方就会说出:『唷,摆出大明星的架势啦。冈林应该不是这种人吧。』之类的话。」
「我提出自己的身体已经扛不住了,拒绝前往参加,对方就会饶过我吗?『身为伙伴竟然不来吗?只不过增加一天的行程,没什么影响吧。』这种说法已经是最轻微的了。……所谓歌曲这种东西,不就是从真实生活中汲取出来的东西嘛。剥夺我的生活,说什么伙伴、伙伴的,这么说的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结果,就说什么我腐化了,上电视就摆出大明星的架子了,被大众媒体所毒害了,装作一副很懂的样子批评我。这不就是你们在干的事情吗?真是够了,不干了!」
而学生运动者方面,不只反对「布尔乔亚文化」,而且他们有许多人对文化或时尚根本毫不关心。一九六六年的早稻田大学运动者宫崎学回忆道[176]:
首先,每天的生活据点,也就是学生会室,总是略带脏乱。当时大学正门右手边的二号馆是法学部,学生会室就在该栋地下室。即使大中午也略显阴暗的走廊,立牌看板与木头角材之类的杂乱堆置,走廊两侧并排着左翼系统的社团办公室,其中一间就是学生会办公室。室内也是散放着印刷传单用的誊写版、便宜粗糙的传单印刷用纸,空间带着墨水的脏污,一片杂乱。
聚集此地的运动者们也是一副略显脏乱的打扮。蓬乱的头发,身着衬衫,套着廉价的裤子,裤子上的直线折痕早就看不见了。我记得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家伙穿当时时尚流行的牛仔裤。
这些运动者,大多没有时间或经济上的余裕投身文化活动。例如一九六七年十月,周刊杂志询问横滨国立大学某运动者的日常时,得到这样的回答:「每个月有四、五天不回住处,大致都睡在学校或自治会办公室。金钱方面当然缺乏,靠打工与募款在生活。」[177]
另外,一九六八年一月,新闻工作者询问佐世保斗争的核心学生运动者是否看电影时,对方回答「没空看啊。只看了《阿尔及尔之战》〔La battaglia di Algeri,刻画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游击队群像的电影〕。」这位运动者的日常生活也是「几乎每天熬夜,〔与同居的女性〕一周只有碰面一次,而且只有几个小时。虽然被[同居女性]交代『只有一周见面一次这点必须严格遵守』,但往往难以信守承诺。」[178]
当然,任何类型中都有例外。如第四章所述,新左翼党派中「革马派#11」就被说很时尚。小坂修平回忆道,「第一次看到上身牛仔外衣、下身牛仔裤的运动家,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吧,心想对方还真帅气。」[179]虽说如此,但对此叙述的更适切评价或许是:大多与时尚无缘的运动者中,意外出现一个穿着流行高级牛仔布料服装的人,这种特殊性才让小坂的记忆特别鲜明。
反之,热中文化活动的人则无暇参与政治活动。摇滚乐团「裸体集会」(Les Rallizes Dénudés)的成员头带红头盔演奏,也有属于赤军派的成员,因此谈及当时政治与文化的交织时此乐团曾被提及,但其成员久保田麻琴在二○○六年如此回忆道[180]:
「当时的鼓动性政治传单,我读不懂。……我认为写的人也不是真正理解那种内容,所以总是先抱持着怀疑,心想这些家伙,没问题吧。跟这类人完全无法成为朋友。实际上我忙于音乐,根本不是参加学生运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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