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概述日本大学斗争,即全共斗运动中,与东京大学斗争并称的斗争。
一九七一年,东大全共斗与日大全共斗的前成员座谈会上,东大全共斗的前成员说,当时他们考虑「以日大全共斗为范例打造东大全共斗」[1]。在这层意义上,日大斗争可说是「全共斗运动」的先驱。
一九六六年的早大斗争中,也有「全学共斗会议」,但那是自治会或社团的联合体。然而日大、东大的「全共斗」并非自治会,而是另外组成的志同道合的集团。
这起因于当时日大与东大的特殊情况。在日大,因校方的管制非常严厉,「学生会」成为大学的御用组织。而在东大,所有的自治会几乎都被民青所掌控,行动受到制约。因此跳过自治会框架,组成了志同道合集团的全共斗。
但两者的特性相当不同。从结论而言,东大斗争是在追究大学应有的形式,产生出「自我否定」与「大学解体」等词汇,成为日后全共斗运动的典型。与此相对,日大斗争的诉求和目的明确,具有浓厚的大学民主化斗争色彩,与第II部中论及的前全共斗时期的大学斗争有所类似,亦即拥有前全共斗时期与全共斗期间的过渡期特性。而全共斗运动中,在知名度上鲜少比得上日大斗争。本章将描写日大斗争的特徵。
在讲述日大斗争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当时日大的状况。
日大斗争中喊出了「打倒古田体制」,这位古田指的是日大会长古田重二良,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就任。古田拥有柔道八段资格,出身事务官僚,思想极其保守。
古田就任会长后,重新检讨了大学纲领。战败后的民主化浪潮同样波及日大,并拟定了「日本大学乃基于日本国宪法之精神,发挥私立大学的本领,对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做出贡献」的纲领。但古田则把纲领修改为「日本大学乃基于日本精神,尊崇道统……」[2]。
与此同时,日大首脑层于一九五八年完成「日本大学改善方案」。其内容是基于营利主义强化经营基础,以「大家族主义」的教育体制作为支柱。
在古田的经营之下,日本大学急速膨胀,一九五九年日大的预算为三十六亿七千六百八十三万日圆,一九六三年为一百零七亿四千六百七十日圆,一九六七年为二百六十五亿七千五百五十九万日圆,亦即在九年间达成了七倍的增长率[3]。一九六六年度日大的预算约为二百五十亿日圆,然而占全国国立大学总预算一成的东京大学,预算也才一百亿,日大轻松甩开东大位居全国第一[4]。在私大中,早稻田大学号称为仅次于日大的「巨型大学」,但其预算只有日大的五分之一[5]。
作为学校法人,其规模也相当巨大。一九六八年,日大有日间部十一个学部,夜间部五个学部,函授教育四个学部,合计约有十万名学生,占日本全国大学生总数的约一成。此外尚有附属高中十二所、附属中学二所、医院四家、研究单位二十一处等,学生与教职员总数超过十五万人[6]。
一九六六年,日大的总资产增加到二百七十七亿日圆,以盈余累计的积存透过购买「校地」名义投机买入各地土地,被通称为「日大不动产股份公司」或「日大康採恩(德语Konzern,英语Concern,或译企业集团)」。此外,例如把东京神田的校地当作每坪三百五十日圆的低评估额资产,藉此逃脱固定资产税[7]。
古田还加强与政界、财界的关系。一九五九年他倡导的「总调和」的「日本会」成立,古田担任会长,佐藤荣作担任总裁[8]。一九六二年聚集了财界有力人士打造日大教育事业后援会,试图筹备为财界提供所需人才的教育体制[9]。但日大是大众大学,所以实际上仍持续培养中级技术者或中层事务员──以当时学生的说法就是「微不足道的廉价上班族」。
在这种方针下,日大首脑层通过「日本大学改善方案」,提倡「以最小限度的经费获取最大限度的效果」、「禁止校内出现政治运动」等,并发扬在法学部培养司法考试合格者,在文理学部培养教师,在理工科系培养中级技术者等,培育「国策需要之人才」的理念[10]。
在营利优先的大学经营理念下,日大的教育状况相当恶劣。为了获取入学款、学费、捐款等,日大收取了超出定额数倍的学生,一九六六年艺术学部的入学员额为四百五十人,但实际入学者达一千四百八十三人。为了降低成本还减少专任教师,如艺术学部七百到八百名学生仅分配到二到三名专任教师[11]。
一九六八年度日大全校的招生人数为一万零一百五十人,实际入学者则约为两倍。每个学生的入学款为五千至一万日圆、授课费为十万至二十万日圆,设备扩充费为三万至三十万日圆,对候补生则收取二十至三十万的捐款。医学部据说还有支付五百万日圆即入学的学生[12]。
大量的学生入学却缺少教师,因此大多数课程都是五百至两千人的量产授课。即便如此,授课费却是日本各大学中最高[13]。古田会长在当时的访谈表示,「我们呢,〔在大学的〕激增期回应社会的需求,所以才收了大量的学生啊。」「以日大为志愿的人变多,就可以轻松增加月薪,也可获得捐款,这种做法,让大学可以变得更了不起,这就是经营者的精髓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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