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野访谈在东大教养学部负责学生谘询的西村秀夫助教授,根据西村的说法,某大学的文化祭实行委员会委员长,在学生报上提出如下的唿吁[158]:「我们这些现代的学生们,什么事都可以自由去干。可以说我们拥有一切的自由。只有一件事除外,那就是『放弃当学生的自由』!」
而他们思考可打破此闭塞感的方法,其中之一便是参与政治活动。一九六八年七月的《越南通信》中,某看护学校的学生如此叙述[159]:「因为学校内充斥着漠不关心的风气,所以自治会活动显得停滞。我们六十个学生,在钢筋水泥的温室内,每天二十四小时,共接受了三年的教育,要求我们一如期待地成为护士,一如期待地成为医疗从事者。」「会从这种状况中逃出,促成我参加越平联的,就是对这种内藏于近代钢筋水泥校舍、宿舍中的旧时代残余,做出的一种反抗。」若将这篇文章的「医疗从事者」改为「上班族」,将「越平联」改为「全共斗」,也能道尽全共斗运动参与者的心情。
一九六八年十月八日,在新宿参加抗议游行的某学生,一边殴打杂志记者一边如此说道[160]:「我的人生,特别是被澈底体制化的部分,一切都被详细规定,成了黑白的人生。大学毕业后进入某公司就职的那一刻,连退休金的金额就都已经被计算好了,这种非人道的制度必须连根拔除、推翻。眼下正在革命,暴力是可被容许的。」
参加过日大全共斗的名仓将博在一九九五年如此叙述道[161]:
支撑全共斗的并非意识形态,而是茫然的不满,是质疑「这样继续下去好吗」的心情。……
托经济高度成长之福,日本变得相当富裕。可是,那种「赚钱方式」让人非常不满。大学变得大众化,即便大学毕业也无法成为菁英,我可不想变成把整个人生都奉献给公司的俗气上班族。大学毕业后等着我的就是地狱般的加班,一点意思都没有。进入企业后,根本成就不了任何事情。在大学还能干点事情。我认为所谓的全共斗,就是在变得富裕的时代才必须发起的运动。
中核派、社青同解放派、共产同这三个被称为「三派」的新左翼党派,在东京的有名私立大学中拥有强大势力。有人主张,前述私大的量产型教育是造成这类新左翼党派蔓延的原因,一九六八年时担任日大教授的三浦朱门认为,现代学生不满的根柢,比起量产型教育,更多是来自对未来的闭塞感。他如此说明[162]:
现在的学生,特别是私大的学生批评量产型教育。但即便在旧制的东大,类似概论之类的学科,也是一个班级数百名学生。……
请思考一下三派势力强大的大学吧。中央、法政、明治等,全国知名的私立大学,还有相当有名的地方国、公立大学也是。更进一步来说,要无条件地说这些大学是一流大学,确实有点困难,即便如此也不是二流大学,暂且就称其为一.五流大学吧。对这些大学的学生而言,无论学生生活或者出大学后将来的前景,都面对一定的困境。
根据文部省的统计,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大学毕业者中有十六万四千人打算就业,其中进入大企业的有六万八千人。所谓的大企业,是指从业员工超过五百人的公司……外包工厂等级也包含在内。……
……昭和四十年的《Sunday每日》公布两百家一流企业录用员工的出身学校,人数大约八千。表中未显示的是,进入一流企业或成为国家公务员,再加上其他职位足以称道的大学毕业生,约有二万名。而且其中超过半数名额皆由五、六所一流大学所占。……
……我在教室中遇过的学生里,也有那种如果去大企业宣传部之类的职场,定能发挥所长的青年,但最终去开砂石车,成为河边砂石场的事务所长,或者去当成衣的业务员,整天在零售店之间奔波。如果想干这种程度的工作,不用去大学也行。高中毕业就很足够了。
何况他们的家长都期望自己孩子能取得符合〔往昔〕大学毕业身分的职业地位——如高级公务员、一流企业员工。在家长的期待与失去色彩的将来夹击下,这些学生们认为自己只是被放上输送带的石子。他们歇斯底里地大吼。
「都是因为赚钱第一的大学收了这么多学生的缘故。就连教师们也都把我们当石子,沉默以对。这种大学,该澈底摧毁。大体来说,这个世道已然扭曲。无论是日本政府、美国或者苏联,甚至中共也是,都在欺骗、压迫民众。真正能够联手的,只有在砲火中逃窜的越南人民,以及他们之中悍然起身反抗的解放战线勇士们。」
即便是「一流大学」的东大学生也共享这样的心情。他们对大学不再是「探究真理的学府」,而变成「人才培训机构」,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失望。曾任东大教养学部学生部专任助教授的西村秀夫,于东大斗争正式发生前的一九六八年四月撰写了如下评论[163]:
在高中时代,许多青年都具备自我客体化(self-objectification)的能力,会问自己「为了什么而学习?为何而生存?」但升学考试体系不容许这样的质疑,他们只好搁置这样的问题意识,「总之先考上大学」,以升学为目标唸书,之后入学。他们带着粲然的期待进入大学,但大学的量产化教育状况却让这些新鲜人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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