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有许多学生批判大学以教授为顶点,其下分列助教授、助教、研究生、大学生,这种讲座制实属「封建」性质。一位御茶水女子大学运动者透露自己投入学生运动的动机,在于对量产型授课的失望,并举出「在我的专业,也就是地理学教室中带有保守的气氛,跟我的性格不合。」[149]
亦即,学生们一方面抱持着大学是「探求真理的学府」、「不可被工业社会所毒害」等「保守的」大学观,同时他们也如接受民主教育的世代般,主张自身的自治权,反对「保守的」学生自治观与讲座制。
这种矛盾的态度,也类似他们面对「旧日本」的姿态。他们反对「家族」、「亲子长幼关系」所代表的「旧日本」,但同时又对标举「侠义」的江湖黑道电影奉上喝采;既对钢筋水泥的大楼校舍感到「身为人类的空白」,也对三里冢的农村风景感到怀旧。
换言之,学生们面对社会、大学因经济高度成长而发生的急遽变化,在感性层面无法赶上,因此陷入分裂的状态。日本整体从一九五○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型社会,因经济高度成长而不断朝已开发国家社会变貌,在这段过渡期中,学生们怀着「吊在半空中」的不安与意识形态危机。
接着他们对经济高度成长后的社会将变成何种样态感到茫然,对此产生反弹。此时他们也意识到已大众化的大学生不再是菁英,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上班族」预备军,而自己置身在这种状态,日后只能从事乏味的机械式劳动,除了购买「自宅」或「自家车」所象徵的大众消费品之外,不可能拥有什么「梦想」。
一九六八年二月的某杂志报导指出,「现在大多数的大学生,不过就像军队中的下士候补者,好不容易出社会后,也是日日夜夜被併入疏离的生产关系中,不过是一群可悲的人们。」[150]一九六八年五月,京都越平联的机关报《越南通信》刊登一篇学生的文章,文中如此叙述[151]:
……我记得一位决定进入报社工作的朋友,脸上带着寂寞的微笑对我说:「我已经登上人生的顶峰了。之后只有按照规定好的平坦路途,不断朝下坡行走而已。」某种无法言喻的沉闷在彼此的心中扩散,而且丝毫没有消散的迹象。对于共享这种沉闷的日本青年们,我们究竟能描绘出什么样的未来景象呢?又能从什么地方找出流露的人性呢?我们的创造性遭到扭曲,被套上条件限制,我们的向上性并非朝着社会改革,而是让我们朝既定的体制贴近。我们的生命,完全就是被饲养的状态。
评论家猪野健治于一九七二年的评论如此写道[152]:「笔者曾看过由电脑列印出来的十家企业薪资数据,展示从公司新鲜人到退休金为止的所有资料,当时心中感受到的那股空虚,至今仍不能忘怀。毕竟,看了那张表就已经明白知道自己五年后、十年后,甚至是退休时能领到的薪资。」「这对感受性强的人而言,不得不说是种难以忍受的状态。」
猪野在这篇文章中把这种状态形容为「管理社会」。此「管理社会」一词,一直在定义模煳的状况下屡遭使用,大致上可以看做对上述茫然闭塞感的一种表述。
政治学者高畠通敏于一九六九年一月表示,「大学已不再是保障踏上菁英之途的机构」,之后更如此记录[153]:「今日的学生运动同时对『资本制社会』,以及或者该说更多是对『管理社会』燃起熊熊敌意……大概是因为阶级晋升的出人头地之途遭封闭,是种阶级性的怨恨。」「这点可从学生诸君们的传单、演说中频繁出现『我们这一辈子早就注定是底层上班族,只能成为下士阶级的人』看出。」
最能活用自身创造性的技术行业,也在经济高度成长的状况下,使业务变得形式化。根据评论家中岛诚的说法,某电机生产大厂的研究职员有如下的怨言[154]:
「至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年)左右,企业高层提出开发基本技术的方针,以此为主可以从事某种程度的自由、主体性研究。但自昭和四十年左右起,不只高层,连各工厂都对技术提出新需求。……什么『零件的铜线容易遭腐蚀,快想想办法!』之类的,『全都是修理工一般的研究』。」
中岛形容,「今日的研究人员,即便在如日立、八幡、东芝的大企业中,他们也不过是整体研究技术系统中的一个小齿轮。」
熟悉学生运动的评论家大野明男,记录了一九六八年遇到的一位高四生的说法[155]:「在当今日本所谓的『好职业』中,没有任何一种是我想加入的。」「特别是被塞入既存社会的某处,更让人厌恶。」
对于此学生的心理,大野如此分析[156]:「对今天的学生而言,毕业就是以上班族的形式被嵌入社会中,而这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身而为人的主体性。」「他们的切身感受就是:必须考上这个大学的过往,与必须融入这个社会的未来,被连结在同一条线上,而横陈在这中间的就是缺乏乐趣的学生生活。如果『婚姻是人生的坟墓』这句话有部分属实,那么他们也实际感受到『毕业就是自由的坟场』。」
但与此同时,他们同样担忧自己偏离轨道而无法就业。大野继续记录上述高四生的说法[157]:「不过,大学呢,还是先考上再说。高中时代的好友中虽然有人现在过着『疯癫族』的生活,可是我没有自信可以走到那一步,那么脱离社会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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