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为魏王太子时,专门就忠孝关系提问过参加宴会的宾客。《三国志·邴原传》中记载:“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咨之于原,原勃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皇帝、父亲均有疾病,仅一粒药丸,是先救皇帝还是父亲?邴原断然主张亲重于君、以孝为先,曹丕也没有为难他。这一方面说明了士人心中忠孝顺序的改变,另一方面,当时曹氏父子尚未代汉,如果一味强调忠君的话,也只能便宜了傀儡皇帝。
司马氏兄弟提倡以孝治国,其实他们遇到的难题与曹氏父子完全相同。在废帝、弑君等历史变局面前,司马氏兄弟何以提倡忠君呢?司马炎继续父亲的做法,把凸显孝道的名教作为国家的统治价值,反而助长了士族先家后国、将家族利益放在首位的倾向,新生王朝的士大夫“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 。这对于维持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权威其实并不有利。
经过正始、竹林两批名士推波助澜,老庄玄学之风在世家大族、名士群中充分发酵,反映到政治思想的层面,即是主张君主无为而治。司马氏虽能以暴力屠杀对改朝换代持有异议者,却无法左右名士官僚价值取向的转变。玄学实质上成为新兴士族的意识形态,司马师、司马昭和司马炎等统治者本身出自士族,尚需保持对于思想文化探索的尊重,通过哲学论述、交锋等名士语言系统的方式,勉强维护已经底气不足的名教。阎步克教授评论,“政治论辩采用了哲学论辩的形式,也是士族权势的反映。士族将其特有话语形式强加于政治,导致政治行政资源无谓的消耗” 。
司马氏父子以晋代魏,没有解开价值倡导与现实政治之间对立的死结,进而又造成统治理论儒家思想中忠与孝概念的纠结,代表士族的玄学探索兴起。晋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国家价值动员的说服力严重不足,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受到挑战,可能是中国九个大一统王朝开国过程中,天命合法性认可度最低的朝代之一。随着一大批名士价值体系的转换,从汉末清议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魏晋士族,蜕变为带有世袭性质、阶层固化的贵族势力,而先家后国的观念,成为士族对于现实政治巨大荒谬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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