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2年,曹魏景元三年,嵇康及好友吕安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这和钟会的构陷有着极大关系。嵇康当时牵涉吕安的冤案。吕安之妻被其兄长吕巽迷奸,嵇康力劝吕安息事宁人,吕安反被吕巽以不孝敬母亲的罪名告官流放。愤怒的嵇康为吕安辩护,吕安也写了言辞激昂的信给他,造成很大的风波。钟会乘机向司马昭进言,称嵇康曾企图前往淮南参与毌丘俭的叛乱。山涛回到组织体制内做官后,嵇康还写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其中自称“非汤武而薄周孔”,即否定汤武换代革命,轻视周礼和孔子儒家学说。这些都引起准备发动禅代的司马昭的相当不安。
临刑之时,京师洛阳三千余名太学生要求赦免嵇康,请他去太学教书,遭到司马昭断然拒绝。嵇康在刑场上神色坦然,他从日影算出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就向兄长要来平时弹奏的古琴,平静地抚起《广陵散》。这是一支讲述战国聂政为父报仇刺杀韩傀的古曲,嵇康得人所传但未传人,不由叹息道:“《广陵散》于今绝矣。”遂从容受死。
对于嵇康、阮籍等名士挑战儒家礼教的思想和行为,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有评论:“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
《资治通鉴》中对何晏等正始名士颇多批评,而对于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较少议论。关于嵇康之死,仅记录隐士孙登在嵇康来访时的一段告诫:“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即认为嵇康不过是书生,含有同情和惋惜的意思。《资治通鉴》对正始、竹林名士不同的态度,可能与两批名士不同的背景有关。正始名士大多为曹魏贵戚的二代,是曹魏代汉的受益者,位居朝廷的高位,竟然带头把老庄之学引入名教,开启了怀疑儒家价值风气之先。竹林名士的地位较低,处于体制边缘,对司马氏父子篡政、实质毁弃儒家伦理的行为无可奈何,而司马氏父子偏偏还要高举维护名教的大旗,嵇康、阮籍等人采取激烈反对名教的行动,确实有被动的一面。
孝与忠的矛盾也是死结之一
晋朝以孝立国治天下,始于司马师、司马昭当政时期,但这不是司马氏统治者独特的倡导。汉朝以儒家伦理为官方意识形态,忠君与孝悌均为题中应有之义。两汉皇帝的谥号,除了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其他人都带有“孝”字,文帝、武帝和章帝等仅为后世简称,实际应称为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和孝章皇帝等。汉代以察举制度推荐选官,孝廉作为察举的中心科目,对于被荐人孝道的整体评价,即孝顺父母、悌敬兄长是入仕必要的条件。东汉之后,儒家伦理价值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孝经》一书广为传播,确立了包括三年丧制在内的行为准则。
以儒术为业的司马氏家族保持着孝悌的家教,这几乎是汉魏世家大族共同的门风。司马懿晚年与正妻张春华失和,发生口角冲突。《晋书·后妃传上》中记载:“后(张春华)惭恚不食,将自杀,诸子亦不食。帝(司马懿)惊而致谢。”母亲张春华绝食,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也拒绝进食,这其实体现了对母亲的孝道,司马懿不得不妥协向妻子道歉。
孔子《论语》中言“友于兄弟”,司马师、司马昭即是这种兄弟关系正面的示范。司马昭次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为子,司马昭进位晋王后,一度考虑立司马攸为太子,后在何曾、贾充和山涛等人竭力劝说下,才立长子司马炎为接班人。
司马氏家族将遵从守丧之礼作为履行孝道的重要内容。公元265年,曹魏咸熙二年,司马昭去世。司马攸在服丧期间极度悲伤,数日不进干饭米粒,超过了礼法上规定的日子。司马炎继位为晋王,根据当时的规定服丧三日,葬礼结束后,仍然坚持戴白冠、吃素食。臣下奏请司马炎尽快更换正常的服饰和食物,均被他拒绝。这一时期,司马炎完成了改朝换代,正式建立晋政权即皇帝位,但他坚持以疏食素服度过三年。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高度评价了司马炎三年为父守丧的行为。“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汉文帝提倡从自己开始丧事从简,移风易俗,遗命将三年的丧期改为三天,其实是减少扰民的仁政。司马光批评他是不公正的。晋武帝司马炎恢复孔子倡导的丧制形式,无非是向天下证明,新生的晋政权、皇帝本人极端服膺儒家的价值。
问题在于,东汉时代忠于儒家思想、汉政权和信仰皇帝三位一体,儒家伦理中忠君和孝父的概念逻辑上一致,即使两者偶有冲突,进入组织体制的文武大臣,大致也会遵循先国后家的原则;到了曹操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继续倡导忠君,臣民效忠的对象就变成了汉献帝。从曹操以不孝的罪名杀害孔融来看,至少表面上他没有抛弃名教的意识形态,但也限于鼓励孝道的礼法层面。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