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魏晋皇权系统的演变,改变了儒家士大夫影响国家政治的方式。经历了东汉晚期党锢之祸、曹魏代汉以及魏晋巨变,名士官僚迫于现实政治的暴力压制,不得不从品评人物时政的清议,更多地转向青睐研究抽象玄理的清谈。相较于儒家经学师徒相传的形式,学理清谈更接近文人沙龙式的探讨。被称为“正始之音”“竹林七贤”等聚会的圈子,即是活跃于曹芳为帝时正始年间新一代名士的代表。从东汉晚期清议运动中转型而来的名士党人及其子弟,在政治上认可了新兴皇权,不再采取抗争和批评的模式,从而发展为享有特权的比东汉时期地位更高的士族阶级。
同时,士族名士在价值上从两汉经学的考证和研究,转变为拥抱以虚无、自然为本的老庄玄学,甚至以“任诞”的行为挑战礼教。司马氏可以完成政治上的禅代,却无法阻止士族名士背离儒家君臣伦理价值的趋势。司马氏兄弟还提倡以孝治国,这助长了士族大户先家后国的观念。
名士与曹魏皇权的冲突
东汉中晚期,世家大族、名士和太学生等跨地区求学、交游,清议运动风起云涌。其中名士成为士大夫沟通往来的中心,主导舆论,介入朝廷选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形成较大的影响。在九品中正制设立之前,名士的人物品评是乡论重要的依据。当时的评论本有“天下”与“州郡”两圈,欲要从“乡邑之士”成为“天下士”,必须要得到天下知名的名士赏识。 尽管许多人被认为崇尚浮华,颇有朋党交结的嫌疑,但名士党人坚定地以儒家思想的价值捍卫者自居。
名士不一定从大姓、冠族中产生,尽管出于大姓、冠族的恐怕要占颇大的比例。像当时的大名士陈寔、郭泰出自贫贱,因受名人赏识提拔而成名者也不乏其人,而且能够通过名士这条道路,成为大姓冠族,陈、郭二家便是这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名士引导了社会价值的风尚,在朝野内外的儒生官僚中享有相当的号召力。陈寔去世时,出席葬礼者三万余人,郭泰之死则引发四方千余人奔丧。
名士的这种影响和特权,主要以“学林”为活动空间,凭此发展为豪族、官僚之外的特殊的社会势力。阎步克教授分析,东汉以来,“教育—权势—豪右”的循环占有,越来越多地围绕“族”而展开了,呈现一种“学门—官族—豪右”的循环。在这里,乡里、官场、士林都可能成为循环的起点,甚至仅仅靠官场和士林的互动,就能形成士族。东汉士族,大多同时具有学门、官族和豪右的特征,可以视为三者的三位一体;至于魏晋以下的新门户,大抵就是名士与官僚的结合。
上述所谓东汉士族,应该是指东汉的世家大族。魏晋以下新门户即为魏晋士族,多数源自东汉晚期清议派的名士。田余庆先生判断,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宗族而言,只有少数几家具有东汉世家大族渊源;多数并非东汉世家大族演变而来,而是魏和西晋因机遇而上升的新出门户。但是,如果就社会阶层演变的整体而言,魏晋士族却是东汉世家大族发展的延续。没有东汉世家大族的存在,就不可能有魏晋士族阶层。东汉世家大族得入魏晋为士族,意识形态由儒入玄也是必要条件。 这种可能由于死结形成而导致的名士价值思想的转变,首先发生在曹魏时代。
汉桓帝、汉灵帝尽管被称为昏君,然而实质是弱势和无能的最高统治者,士大夫势力始终牢固地占据着儒家思想合法性的高地。名士党人经历党锢之祸的迫害,可能对于皇帝有所抱怨,但是忠于汉政权,忠于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没有质的改变。
曹操迎献帝至许昌后,实际行使属于皇帝的权力。部分名士官僚保持以往的风格和做派,不认可曹操越来越明显的代汉企图,这就引发了与强势统治者之间更为剧烈的碰撞。曹操选官用人,不以是否忠于儒家思想为首要的标准,公开声称要打击“浮华交会之徒”,对于某些名士官僚对自己公开或隐晦的恶评,他经历了从隐忍姑息到坚决镇压的过程。
曹操先后杀死了十余位名士,大多数发生在他担任丞相之后,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孔子二十代孙孔融。第二次党锢之祸时期,年仅16岁的孔融收留逃亡名士张俭,狱中与兄长、母亲争先认罪,即已经名扬天下士林。孔融出仕后得罪权臣董卓,被贬逐至黄巾军泛滥的北海国为相。公元196年,东汉建安元年,曹操出于笼络天下士人的考虑,将孔融等人征召至许昌为官。十二年之后,曹操又以维护名教的理由将其全家处死,表面上是孔融发表了有违孝道的言论,真正的原因在于,孔融作为名士群的精神领袖,延续坚守儒家价值信仰、不畏统治者的传统,多年来不断发表讽刺曹操及其子曹丕的言论,社会影响巨大。
文帝曹丕掌握大权后,悬赏征募孔融的文章,将他列为“建安七子”之一,一度展现了与儒生士人和解的用意。他也撰文表达了对浮华之风的排斥,在他的主导下,桓范、王象、刘劭等文士经数年编出八百余万的《皇览》,收入上千篇经传文献,可见曹丕有多么大网罗天下知识、掌控天下思想的野心。
魏明帝曹叡继承了父祖两代独揽大权的风格,相当反感名士“朋党相尚”的传统习气,下令将号称“四聪”“八达”及“三豫”等名士集团主要成员罢官。明帝对于所谓“浮华”之徒的厌恶和防范,反映出他不允许皇权之外形成新的影响力中心的思维。各地虽然还保留“清议”品评人物的形式,但是,这种品评更多地为朝廷大族服务。汉魏之际连续出现三位强势统治者,这对于名士官僚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正始之音起于曹魏二代
汉魏禅代之后,士大夫忠于儒家价值、汉室政权和皇帝的三位一体信仰体系崩坍,继续忠于汉室已经失去意义。魏文帝、明帝仍以儒家思想为号召,对名士官僚既予以笼络又保持控制,企图将其对于汉室的忠诚转移至曹魏政权。但是,打开系统的死结,完成士民对于曹魏国家合法性的认可,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部分曹魏运营系统贵戚、功臣子弟,不可能不拥护新生政权,却不再关注儒学教条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将价值探索的重点,投向了更为抽象和玄虚的形而上层面。被文帝曹丕蔑称为“假子”的曹操女婿何晏,即是其中最为关键性的人物。
《世说新语》中留下了何晏事迹的一些片段,《三国志》里反而极少记载。“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世说新语·夙惠》)。何晏虽在曹家长大,得到曹操的喜爱,但仍牢记自己是何进的子孙,这种相当特殊的经历,养成他既自卑又自负的性格。何晏长相俊美,皮肤白嫩,曾被曹丕怀疑涂了白粉。何晏还服用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世说新语·言语》)。
曹丕即位后,作为皇帝妹夫的何晏没有得到任用,魏明帝曹叡不仅不重用何晏,将连带诸葛诞在内一批名士均贬抑。另一位名士领袖夏侯玄,与明帝第一任皇后毛皇后之弟同坐时面露不悦,因而被贬为羽林监。
唐翼明教授判断,太和初至正始末这二十余年就是魏晋清谈的成形期。太和初,即公元227年左右,年轻的荀彧之子荀粲来到京师洛阳,带动了一批与他同样年轻的十八九岁、二十岁贵族公子何晏、夏侯玄、傅嘏、裴徽和邓飏等人,在当时已经颇为流行的谈论风气中掀起了一场理论性革命,其旗帜是探讨六经背后的圣人微意,即性与天道。这场革命在明帝禁浮华后暂停,而于正始初即公元240年左右,在何晏领导下复兴,到正始后期因王弼、钟会等的加入而达到高潮,逐渐奠定了后来被称为“玄学”的一种新学术的理论基础。
魏明帝去世后,曹魏政权进入皇权衰落的时代。曹爽一度辅政,遭到明帝贬抑的“浮华之士”纷纷复出。何晏出任为国家选才的吏部尚书,名士重新占据高位,交游、清谈之风在士大夫中迅速蔓延。何晏不但是清谈重要的主讲者,而且还与曹爽兄弟等一起,成为清谈活动的组织者。王弼是汉末名士荆州牧刘表的曾外孙,当时不满20岁,已经博览经书,何晏与其交谈后惊为天人,遂将其引入组织体制。此外,夏侯玄、裴徽、邓飏、钟会和司马师等人,都曾是清谈活动积极的参与者。
清谈着重于抽象哲理的探索,讲究一定的谈论技巧和形式,而非具体政策、人事的评论。无论是一人主讲、两人对辩或者多人讨论,这些都更接近于学术沙龙的座谈,与品鉴人物脱口秀式的月旦评发布有所区别。
这一时期,对于《周易》《老子》的解读,可能是清谈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何晏提出“以无为本”,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引道入儒,倡导“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将儒家的“有和末”与道家的“无和本”进行充分地融合,在不排斥儒家的前提下,把道家的玄虚奉为世界本质,推导出“名教出于自然”的结论,从而奠定了魏晋玄学基本的倾向。
尽管魏晋时代的思想争鸣,被部分学者称为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较小规模的文化解放运动,但是,从魏晋国家政治系统构建的视角而言,这种改变直接带来了两个后果:其一,严重助长组织体制中崇尚虚谈而偏废事功的风气;其二,开启了挑战儒家经学作为国家统治理论地位的论述。
高平陵政变发生后,何晏一度还参与了对于曹爽等人的审判。《魏氏春秋》记载,何晏向司马懿禀报灭族名单,司马懿说,参与谋反共有八族,才灭七家,还差一家!何晏沉默后问道:“难道是我?”司马懿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何晏因此也被灭族。司马懿最终将何晏列入清除者名单,打击曹氏勋贵势力是主要的原因,并不牵涉对于道玄理论的看法。司马师也曾附庸风雅,积极参加了名士圈的清谈活动。不过,司马懿作为新的实际统治者,内心深处厌恶这些名士高官的张狂和自大,可能也是因素之一。
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中,对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的评价负面。何晏等人“竞为清淡,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资治通鉴·穆帝下》中特别提到,东晋兖州、徐州刺史范汪之子范宁认为,王弼、何晏等人的罪恶比夏桀、商纣还要深重,有人认为贬低太过,范宁回答:“王、何蔑弃典文,幽沉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缙绅之徒翻然改辙,以至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余俗,至今为患。”这些记录,实际上代表了司马光等儒家正统人士的想法。
竹林七贤挑战礼教的背后
公元249年,曹魏正始十年,何晏、邓飏等人被杀,年仅24的王弼随即被罢官,不久死于一场疫病之中。五年之后,夏侯玄、李丰等人被杀。被称为“正始之音”的名士圈子几乎折损殆尽。但是,源起于曹魏勋贵二代的玄学探索并未终止,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相当程度上引领了魏晋交替期的士林风尚。
“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之说,最早见于东晋《魏氏春秋》的记载。高平陵政变前后,在洛阳附近山阳县的竹林里,当时没有官职的隐士,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七人,聚在一起饮酒、谈玄和论诗。陈寅恪先生曾提出异议,认为先有“七贤”后有“竹林”,东晋士人受到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佛经中“竹林精舍”之名和《论语》中“作者七人”的说法,附会出“竹林七贤”一说。 无论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同游竹林的故事,可以肯定的是,阮籍、嵇康等所谓七贤,并没形成固定的政治或学术团体。
“竹林七贤”的政治态度也不尽相同。其中嵇康是曹操的曾孙女婿,高平陵事变后,数次拒绝司马氏兄弟征辟,阮籍和向秀虽然勉强进入了组织体制,内心可能对于司马氏暴力篡政充满反感。山涛在高平陵事变前辞官,担忧曹爽与司马懿政治斗争会波及自己,希望通过隐居免祸,一旦双方胜负底定,他就主动加入到胜利者主导的朝廷。王戎比山涛更为注重政治正确,一生得以在魏晋政权高层为官,一直活到晋惠帝“八王之乱”时期。阮籍之侄阮咸和刘伶仅有较短的入仕经历。
史籍中缺乏竹林名士清谈的记载,嵇康、阮籍和向秀等人颇多著述,延续了正始名士对于老庄哲学的热情。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控制国家政权后,仍以维护儒家名教价值为号召,嵇康反其道而行之,论点比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更为激进,他写作的《释私论》中,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置名教于与自然对立的地位。在《难自然好学论》中,他又提出“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瘸”,公然否定儒教作为国家统治理论的地位。阮籍早期尚主张天人合一,晚年蔑视礼法,写作《通老论》《达庄论》,思想上完全认同老庄。他在《大人先生传》中,畅言“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实际上否定君主专制的法家方法论。
《晋书·向秀传》中记录,向秀晚年为《庄子》作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可惜未注解完就去世了,之后由郭象完成。郭象可能窃取了向秀部分的成果,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于天下。《庄子注》与《易经注》《老子注》并列,成为推动魏晋自然至上价值的玄学经典。
高平陵政变之后,司马氏父子对顶尖名士的灭族之举,一度使士林气氛相当压抑和紧张。这一时期名士更多地以“任诞”的方式,发泄心中的痛苦和愤懑,表达对司马氏统治者的不屑。所谓“任诞”,即是不加节制地饮酒作乐,借酒故意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非礼举动。《世说新语·任诞》中保留多则记录。《世说新语·排调》中,还记录了竹林名士集体醉酒的故事。“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步兵即为阮籍之别称。
宠臣钟会写作《四本论》后,敬仰嵇康的学名,曾亲往拜访讨教。嵇康居然在打铁,向秀及吕安在边上拉风箱当下手,对于钟会根本爱理不理。司马昭爱惜阮籍的才华,想为长子司马炎迎娶阮籍之女,派人前往提亲,阮籍居然连续喝酒六十几天,天天大醉昏昏然,致使来人无法与之正常对话。
除了这些政治原因下的故意“任诞”,阮籍等人还有更多不合礼教的荒唐行为。阮籍的母亲去世,阮籍服丧期间,照样喝酒吃肉,安葬母亲时,还蒸了肥猪,喝了两斗酒,然后向母亲遗体告别,大哭吐血。步兵校尉的岗位空缺,阮籍听说营房厨房里储存数百斛酒,立即要求担任步兵校尉的职位。阮咸宠爱姑母的鲜卑女婢,他为母亲守孝时,姑母带着女婢远行,阮咸借了客人驴子,身穿孝服将其追回,随后成婚生子。刘伶喜好酗酒,经常乘一鹿车,带着一壶酒夜游,又命人拿着锄头跟随,说死了就将其埋掉。这些做法还被一些士大夫赞赏,争相仿效。
公元262年,曹魏景元三年,嵇康及好友吕安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这和钟会的构陷有着极大关系。嵇康当时牵涉吕安的冤案。吕安之妻被其兄长吕巽迷奸,嵇康力劝吕安息事宁人,吕安反被吕巽以不孝敬母亲的罪名告官流放。愤怒的嵇康为吕安辩护,吕安也写了言辞激昂的信给他,造成很大的风波。钟会乘机向司马昭进言,称嵇康曾企图前往淮南参与毌丘俭的叛乱。山涛回到组织体制内做官后,嵇康还写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其中自称“非汤武而薄周孔”,即否定汤武换代革命,轻视周礼和孔子儒家学说。这些都引起准备发动禅代的司马昭的相当不安。
临刑之时,京师洛阳三千余名太学生要求赦免嵇康,请他去太学教书,遭到司马昭断然拒绝。嵇康在刑场上神色坦然,他从日影算出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就向兄长要来平时弹奏的古琴,平静地抚起《广陵散》。这是一支讲述战国聂政为父报仇刺杀韩傀的古曲,嵇康得人所传但未传人,不由叹息道:“《广陵散》于今绝矣。”遂从容受死。
对于嵇康、阮籍等名士挑战儒家礼教的思想和行为,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有评论:“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
《资治通鉴》中对何晏等正始名士颇多批评,而对于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较少议论。关于嵇康之死,仅记录隐士孙登在嵇康来访时的一段告诫:“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即认为嵇康不过是书生,含有同情和惋惜的意思。《资治通鉴》对正始、竹林名士不同的态度,可能与两批名士不同的背景有关。正始名士大多为曹魏贵戚的二代,是曹魏代汉的受益者,位居朝廷的高位,竟然带头把老庄之学引入名教,开启了怀疑儒家价值风气之先。竹林名士的地位较低,处于体制边缘,对司马氏父子篡政、实质毁弃儒家伦理的行为无可奈何,而司马氏父子偏偏还要高举维护名教的大旗,嵇康、阮籍等人采取激烈反对名教的行动,确实有被动的一面。
孝与忠的矛盾也是死结之一
晋朝以孝立国治天下,始于司马师、司马昭当政时期,但这不是司马氏统治者独特的倡导。汉朝以儒家伦理为官方意识形态,忠君与孝悌均为题中应有之义。两汉皇帝的谥号,除了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其他人都带有“孝”字,文帝、武帝和章帝等仅为后世简称,实际应称为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和孝章皇帝等。汉代以察举制度推荐选官,孝廉作为察举的中心科目,对于被荐人孝道的整体评价,即孝顺父母、悌敬兄长是入仕必要的条件。东汉之后,儒家伦理价值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孝经》一书广为传播,确立了包括三年丧制在内的行为准则。
以儒术为业的司马氏家族保持着孝悌的家教,这几乎是汉魏世家大族共同的门风。司马懿晚年与正妻张春华失和,发生口角冲突。《晋书·后妃传上》中记载:“后(张春华)惭恚不食,将自杀,诸子亦不食。帝(司马懿)惊而致谢。”母亲张春华绝食,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也拒绝进食,这其实体现了对母亲的孝道,司马懿不得不妥协向妻子道歉。
孔子《论语》中言“友于兄弟”,司马师、司马昭即是这种兄弟关系正面的示范。司马昭次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为子,司马昭进位晋王后,一度考虑立司马攸为太子,后在何曾、贾充和山涛等人竭力劝说下,才立长子司马炎为接班人。
司马氏家族将遵从守丧之礼作为履行孝道的重要内容。公元265年,曹魏咸熙二年,司马昭去世。司马攸在服丧期间极度悲伤,数日不进干饭米粒,超过了礼法上规定的日子。司马炎继位为晋王,根据当时的规定服丧三日,葬礼结束后,仍然坚持戴白冠、吃素食。臣下奏请司马炎尽快更换正常的服饰和食物,均被他拒绝。这一时期,司马炎完成了改朝换代,正式建立晋政权即皇帝位,但他坚持以疏食素服度过三年。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高度评价了司马炎三年为父守丧的行为。“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汉文帝提倡从自己开始丧事从简,移风易俗,遗命将三年的丧期改为三天,其实是减少扰民的仁政。司马光批评他是不公正的。晋武帝司马炎恢复孔子倡导的丧制形式,无非是向天下证明,新生的晋政权、皇帝本人极端服膺儒家的价值。
问题在于,东汉时代忠于儒家思想、汉政权和信仰皇帝三位一体,儒家伦理中忠君和孝父的概念逻辑上一致,即使两者偶有冲突,进入组织体制的文武大臣,大致也会遵循先国后家的原则;到了曹操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继续倡导忠君,臣民效忠的对象就变成了汉献帝。从曹操以不孝的罪名杀害孔融来看,至少表面上他没有抛弃名教的意识形态,但也限于鼓励孝道的礼法层面。
曹丕为魏王太子时,专门就忠孝关系提问过参加宴会的宾客。《三国志·邴原传》中记载:“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咨之于原,原勃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皇帝、父亲均有疾病,仅一粒药丸,是先救皇帝还是父亲?邴原断然主张亲重于君、以孝为先,曹丕也没有为难他。这一方面说明了士人心中忠孝顺序的改变,另一方面,当时曹氏父子尚未代汉,如果一味强调忠君的话,也只能便宜了傀儡皇帝。
司马氏兄弟提倡以孝治国,其实他们遇到的难题与曹氏父子完全相同。在废帝、弑君等历史变局面前,司马氏兄弟何以提倡忠君呢?司马炎继续父亲的做法,把凸显孝道的名教作为国家的统治价值,反而助长了士族先家后国、将家族利益放在首位的倾向,新生王朝的士大夫“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 。这对于维持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权威其实并不有利。
经过正始、竹林两批名士推波助澜,老庄玄学之风在世家大族、名士群中充分发酵,反映到政治思想的层面,即是主张君主无为而治。司马氏虽能以暴力屠杀对改朝换代持有异议者,却无法左右名士官僚价值取向的转变。玄学实质上成为新兴士族的意识形态,司马师、司马昭和司马炎等统治者本身出自士族,尚需保持对于思想文化探索的尊重,通过哲学论述、交锋等名士语言系统的方式,勉强维护已经底气不足的名教。阎步克教授评论,“政治论辩采用了哲学论辩的形式,也是士族权势的反映。士族将其特有话语形式强加于政治,导致政治行政资源无谓的消耗” 。
司马氏父子以晋代魏,没有解开价值倡导与现实政治之间对立的死结,进而又造成统治理论儒家思想中忠与孝概念的纠结,代表士族的玄学探索兴起。晋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国家价值动员的说服力严重不足,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受到挑战,可能是中国九个大一统王朝开国过程中,天命合法性认可度最低的朝代之一。随着一大批名士价值体系的转换,从汉末清议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魏晋士族,蜕变为带有世袭性质、阶层固化的贵族势力,而先家后国的观念,成为士族对于现实政治巨大荒谬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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