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以为我们既然和他们一同作乐,花的自然是他们的钱。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确花过他们的钱——但我们为此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吃他们的饭,喝他们的酒,享用他们的马车、包厢和私人汽车——不错,可这些豪华的享受,每一样我们都得为之付税!男人必须对仆役们付大量的小费,经常向女宾们送鲜花、礼品,在牌桌上玩自己打不起的牌——还有——还有——数不清的花钱场合!妇女也得付小费,也得陪人打牌——而且还必须到最考究的时装店订做适合不同场合的各式服装,供人消遣!
既然如此,她为什么不同它决裂,另作选择呢?她无法改变自幼就形成的人生观。她母亲教导她:穷,就意味着“象猪一样地生活”,临死前还嘱咐她:“凭你这张脸蛋,可以把失去的财产全捞回来。”她迷恋珠光宝气,时髦服装,不能自拔。甚至在她被驱逐出“境”之后,她还没觉醒。虽然“我恨透它了!但一想到和这种生活一刀两断,又觉得活不下去。”
与女主人公肤浅认识相适应的是她善良的本性和道德上的清白。如果她懂得这个社会弱肉强食的本质,在上过一次当之后,她完全可利用多森太太的情书向多森先生告密,取代多森太太从而成为上流社会的顶儿尖儿。但是她不愿意这样做,甚至连威胁一下的勇气都没有。毫无害人之心的丽莉·巴特是一个不适应“适者生存,捷足先登”社会的弱者。正如作者原拟的书名所暗示的,她不过是“一时的装饰”、顷刻即谢的“玫瑰”。
我们对于丽莉·巴特的命运寄于同情,尤其是读到她死前已经安排好债务的偿还,而且“所有的帐单都已付清了”时,我们感到这位本性善良的姑娘,比起那些卑劣的豪富来,在情操上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同时也感到遗憾:由于她贪恋粉华,养尊处优又软弱无能,因此不论对于上层社会还是下层社会来说,她都是一个“多余的人”,正如她被帽子厂辞退后所悟到的那样:“在我过去称之为生活的那台巨大的机器里我仅是颗螺丝钉或齿轮,当我从那台机器上掉下来之后就对任何东西都毫无用处了。
当一个人发觉自己只适合一个洞孔时,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必须回到那台机器的洞孔上去,否则就只能被扔到垃圾堆里。”
《豪门春秋》发表以后,受到批评家的好评。不少人把伊迪丝·华顿列为美国当时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们肯定小说精确地描写了纽约上层社会,这是前人所没有做到过的。指责的人也有。那是一批坚持“斯文传统”的批评家,他们说小说写得太悲惨了,对于美国社会,它只是提出“警告”,“没有指出希望”;他们象对待德莱塞的《嘉莉妹妹》一样,说什么象姑娘沦落那类题材“根本不能写进文学,因为其中缺乏理想,缺乏幽默”。
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豪门春秋》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作者不仅象社会历史家那样精确地描绘纽约上层社会,而且由表及里,从深层发掘这个社会的心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社会是豪华的又是贪婪的,高雅的又是自私的,奢侈的又是腐朽的,因而它是欢乐的,又是悲惨的。
《豪门春秋》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主要还是依靠它的人物形象塑造。女主人公丽莉·巴特的形象基本上是成功的。作者为了说明她是“轻佻社会”的产物和牺牲品,把她放在人际关系中去刻画。罗西德求婚遭到拒绝,突出丽莉高雅的贵族趣味;赛尔登劝说无效,说明丽莉刻意追求豪华的生活方式;雷诺先生借口替她投资、供其挥霍,表现出丽莉天真幼稚,而坚持归还债务、不愿同流合污又见出她的清白无辜;至于多森太太的陷害和丽莉的无力还击,表明丽莉的软弱,使其最后的沦落和消失具有艺术的说服力。其他的人物性格可能显得单向,有些人甚至漫画化,但是他们都起到了烘托主体的作用,符合亨利·詹姆斯“写别的人物是充实场景,各有各的戏要演”的要求。
有两个人物写得并不成功,一个是劳伦斯·赛尔登,一个是妮其·祖特。赛尔登是男主人公,作者在他身上花的笔墨并不少,按华顿的原意,也许是丽莉的指路人。可是他那一套关于“超脱金钱,超脱一切”的论调可谓超脱,却解决不了丽莉“不考虑金钱的唯一办法就是拥有大量的金钱”的难题。精神力量既不足,在实际行动方面,每当丽莉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常常是若即若离,无济于事。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劳伦斯·赛尔登的苍白也反映了作者在传统势力面前的软弱。安排丽莉·巴特遇见妮其·祖特这一情节,我认为也是败笔。这个人物的出现前无伏笔,后无交代,也就是说,在整体结构上原本没有她的位置。由她来促成丽莉的悔悟,显得不自然。这种随意性落下人工的裂痕。如果说这两个人物写得更好一些,那么丽莉·巴特这个主体形象就会更真实、更丰满。
《豪门春秋》在杂志上连载发表的时候,读者很关心女主人公的命运。有一个读者看到了结尾赶忙给友人发电报,告知“丽莉去世”的“消息”。更有读者要求华顿重新考虑结局,“可不可以让丽莉活下去,同劳伦斯·赛尔登结婚”。但作者在成书的时候没有按这些读者的愿望加以更改。既然小说是披露“轻佻社会害人之处”,披露它怎样“使人堕落,使理想泯灭”,又何必用大团圆来迎合读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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