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国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强权之际,苏联却江河日下,呈现出国家解体的种种迹象。1989/1990年之交,阿塞拜疆的种族冲突再度加剧。9月底,曾暂停的对主要由亚美尼亚人居住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封锁又重新恢复。1990年1月中旬,发生了民族主义骚乱,有50人死亡,其中30人是在首都巴库。莫斯科内务部的精锐部队被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支持者用路障堵住前往最危险地区的道路。1月19日,苏联军队开进巴库;路障被坦克轧平,人民阵线占据的港口遭到军舰的炮击。关于死亡人数的信息相差非常大,苏联声称在战斗中有86人丧生,人民阵线号称达到300人。1月底,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民阵线达成协议,在共同边界的某些地段实行停火。但根本的冲突仍然没有解决。
1990年,波罗的海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在不流血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在爱沙尼亚,完全独立派的支持者赢得了3月18日的议会选举。就在同一个月,塔林(又称Reval)的议会决定分阶段实现国家的独立。5月又做出决定,重新启用1920年战前宪法的一部分,将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爱沙尼亚共和国。在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在1990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赢得议席中的绝对多数。5月4日,里加的议会通过了拉脱维亚独立宣言,要像爱沙尼亚那样逐步实现独立。
起初,立陶宛走得最远。在维尔纽斯的国会于3月11日宣布国家独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四天后宣布该独立决议无效。苏联从4月18日开始对立陶宛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包括停止供应石油与天然气,直到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前最高苏维埃)在6月下旬决定,暂停落实独立宣言100天。在1990年夏天,苏联其他地区开始效法波罗的海诸国的榜样:6月和7月,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宣布拥有“主权”。但这并不意味着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没过几周,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便两度面临分裂主义的行为:加告兹(Gagauzia)突厥族人成立加告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没有得到摩尔多瓦和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在外德涅斯特亚(Transnistrien)成立的德涅斯特亚河沿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果要严重得多,那里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跟罗马尼亚语的摩尔多瓦人相比占据多数。一年后,即1991年9月,“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宣告独立:这一步骤遭到此时已经独立的摩尔多瓦的强烈谴责,但即使诉诸武力也无济于事,因为德涅斯特亚受到俄罗斯的积极支持,包括军事支持。
在此期间,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正试图给改革进程注入新的活力,同时扩大它,因此也是整个国家的权力。1990年1月1日,上一年11月通过的一项租赁法生效,允许成立民营企业。戈尔巴乔夫深信,设立一个拥有贯彻“改革”路线全权的苏联总统职位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990年2月初,这位党的领袖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上宣布,下一次党代会要决定总统和共产党领袖的职位是分还是合。
1990年2月底,最高苏维埃批准了这位苏维埃主席的相应建议,这无疑标志着同列宁主义决裂(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回忆录中使用了“跟布尔什维克主义决裂”)。3月中旬,人民代表大会在第三次特别会议上同意设立总统并以绝对多数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而他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曾经担负过国家元首的职能。宪法第6条有了新版本,据此,共产党、其他政党、工会、青年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及群众运动参与决策。新版宪法的第51条确认公民组建政党和社会组织的权利,但这些党派和组织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活动并遵守所有法律,即不允许从事颠覆或分裂活动。戈尔巴乔夫之前一直拒绝的多党制原则因此获得了法律依据,虽然有一定限制。
三个半月后,即1990年7月2日,苏联共产党提前召开原计划于1991年春天举行的第二十八次党代会,这将是该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此时,波罗的海诸国的共产党已跟苏联共产党分道扬镳,俄罗斯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组织。戈尔巴乔夫在党代会上时常举步维艰。他虽然以多数票再次当选为总书记,却受到两方面的夹攻:一方面是像多次受到鼓掌欢呼的叶戈尔·利加乔夫那样的保守派干部和军方,他们指责戈尔巴乔夫放弃了中东欧和东南欧;另一方面是坚定的市场改革派,他们认为之前对苏联经济的改革还远远不够。莫斯科党校校长、1990年1月成立的“民主平台”的发言人维亚切斯拉夫·肖斯塔科维奇(Wjatscheslaw Schostakowski)是最坚决要求革新的人士之一,他在党代会结束前一天,即7月12日,率领大约100名追随者脱离了苏联共产党,同时号召成立一个新的社会民主党。
一天后,5月底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鲍里斯·叶利钦也退出共产党。就算戈尔巴乔夫赋予苏联总统的职位以广泛的权力,但跟叶利钦相比,他在一个重要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比整个苏联所面临的分崩离析的危险要小得多,这给这位俄罗斯国家首脑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行动空间。苏联由此进入一个双权鼎立的阶段,对俄国来说这种现象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就曾经历过,当时临时政府跟苏维埃并存并且对着干。1990年7月开始的权力斗争鹿死谁手,一时还很难看清。
第二十八次党代会后苏联通过了两项法律。1990年8月的媒体法保证新闻自由,10月3日的宗教法保障宗教信仰与良心自由。但鉴于令人担忧的经济数据,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下半年把主要的重点放在了经济政策上。有段时间他像叶利钦一样支持激进的“500天计划”,该计划由以经济学家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Stanislaw Shatalin)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Grigorij Jawlinski)为首的专家委员会制订,目的是以一种“速成方式”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以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及其副手列昂尼德·阿巴尔金(Leonid Abalkin)为首的苏联政府却主张更为谨慎、长期渐进的转型过程。为了克服这两支改革队伍的矛盾,戈尔巴乔夫决定实行折中方案并于10月19日得到最高苏维埃的批准。这种方案使双方都不满意,而且形势不见好转。相反,苏联的经济形势在1990年秋天更加急剧恶化。
在最高苏维埃做出决定几天后,即10月20/21日,九个非共产党党派在莫斯科以“民主俄罗斯”之名合并成为一个联盟。这一新组织选择这样的名称用意十分明显,他们不是把苏联,而是把苏联的历史核心—俄罗斯视为自己政治活动的舞台。苏联的凝聚力所受到的挑战不仅来自边缘地区,而且逐步来自中心地带。1990年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因为对结束冷战所做的贡献刚刚被挪威议会的主管委员会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此时此刻,他完全应当审时度势,正确地估计他新近好像更加巩固的权力基础是否可靠。倘若他在1990年3月正式转向总统制之际让苏联人民直选总统,这种权力基础估计要牢靠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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