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最落后的地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多数族群跟塞尔维亚少数族群之间的重心在之前的几十年里朝着有利于阿尔巴尼亚族群的方向发展,他们以穆斯林为主,生育力要强得多:阿尔巴尼亚人后来占到总人口的五分之四。对此,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势力如坐针毡。科索沃被视为“塞尔维亚之根”,一支由塞尔维亚人率领的基督教军队于1389年6月15日在黑鸟平原[Amselfeld,亦称科索沃平原(Kosovo polje)]跟土耳其人交战,结果遭遇惨败,并因此—根据传说—使科索沃变成了一块神圣的、用鲜血浸透的塞尔维亚土地。塞尔维亚的爱国人士觉得在科索沃受到阿尔巴尼亚人的骚扰,而且鉴于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Wojwodina)—那里约17%的人口为匈牙利少数民族—这两个自治省拥有的权限,他们感到不再是自己家园的主人了。
1986年,塞尔维亚科学院在一项备忘录中采纳了这种看法,该文件先是保密,但于9月在发行量很广的《晚报》(Vešernj novosti)上发表。那些参与写作的知识分子甚至不惜描绘出一场将在科索沃对塞尔维亚族群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克罗地亚人铁托和斯洛文尼亚人卡德尔在死后还被诽谤为反塞尔维亚阴谋的带头人。这份“宣言”的核心思想是呼吁恢复塞尔维亚人民的民族与文化的完整性,不管塞尔维亚人在哪个共和国或哪个省。几个月后,即1987年1月,一家斯洛文尼亚杂志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民族主义文章,这一回当然不是宣扬泛塞尔维亚主义,而是充满了泛斯洛文尼亚主义。
官方的回应是严厉拒绝这些立场,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的领导人都十分谨慎,对民族主义者的这些呼声不予支持。而实际上他们却逐渐向这些要求靠拢。这两个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和斯洛文尼亚的米兰·库昌(Milan Kučan)在群众集会上无不大唱爱国的高调,但各自的方式却各有不同:库昌要求各共和国拥有更多的独立性,而米洛舍维奇却强调联邦政府应当拥有更大的权力,以便通过这种方式让最大的共和国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联盟内获得更多的影响。而在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化的进程总体上在执政党之外继续发展。为此,天主教会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弗拉尼奥·图季曼也寄希望于教会的支持,他把克罗地亚人描绘成塞尔维亚暴力的受害者,甚至摇唇鼓舌,散布反犹太人的长篇大论,为法西斯的“乌斯塔沙国”(Ustascha-Staates) 平反招魂。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那些对宗教漠不关心的波斯尼亚人也越来越多地转向以伊泽特贝戈维奇为首的伊斯兰运动,该运动成为这一多民族共和国多数族群认同的旗手。
1988年底,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决定实行深刻的经济改革:废除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企业自主经营权,启动企业的私有化。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安特·马尔科维奇(Ante Marković)甚至成功地遏制住了一度高达2700%的超级通货膨胀率,稳定住了货币—第纳尔。但是联邦政府已经无法借助这些成果来确保更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形势朝着有利于民族主义势力的方向发展。6月16日,斯洛文尼亚议会在卢布尔雅那做出决议,斯洛文尼亚享有从南斯拉夫分离出去的权力。
但民族主义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塞尔维亚。从1986年起成为当地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1989年5月又接手了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一职。两个月前,塞尔维亚议会事实上已经取消了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省的自治权。米洛舍维奇于1989年6月28日在纪念科索沃战役600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篇主题演讲,对此后文还将另叙。所有的征兆都预示着对抗—不仅是在塞尔维亚境内,而且是在整个南斯拉夫联盟内。
欧洲没有哪一个国家在1980年代像南斯拉夫的东南邻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那样在政治上孤立无援。针对苏联在赫鲁晓夫领导下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劳动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以发动一场反对苏联共产党“修正主义”政策的运动予以回应。莫斯科则取消了一项高达1.35亿美元的贷款承诺,召回其工程师和顾问,撤走在阿尔巴尼亚港口的一支潜艇舰队,并于1961年断绝了外交关系。接下来,阿尔巴尼亚在1962年事实上退出了经互会,1968年9月,在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最终退出经互会和以苏联为首的军事同盟。1975年,阿尔巴尼亚是唯一一个没有签署欧安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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