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后半叶,罗纳德·里根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放松管制政策方面比美国总统推行的政策还要彻底。1986~1990年,英国天然气、英国机场管理局、英国钢铁公司、10家地方水厂和12家发电厂都被私有化。1985年底,政府内部就直升机制造厂商韦斯特兰(Westland)的前途爆发了一场激烈争论。该公司虽属私有,却依赖国家订单。国防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一位坚定不移的亲欧派政治家,想借助一家欧洲财团的力量来重整该公司,而工业大臣利昂·布里坦(Leon Brittan)却想借助美国公司西科斯基(Sikorsky)的实力。结果赫塞尔廷处于下风并于1986年1月9日辞职;布里坦跟首相撒切尔夫人暗中携手,发动了一场针对赫塞尔廷的鲁莽而冒失的运动,最终导致自己失去职务。作为前国防大臣的赫塞尔廷在保守党下议院党团内享有广泛的支持,在以后的时间里,他将成为撒切尔夫人在国内政治上最危险的对手。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的经济似乎走上了复苏之路。1985~1989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9%;失业人数降到5%左右,通货膨胀率更低。有利的经济数据是撒切尔夫人在1987年6月决定重新举行选举的一个重要原因。跟四年前的下议院选举相比,工党在主席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的领导下表现得温和了不少。工党在其竞选宣言里虽然仍旧要求单方面实施核裁军,反对对英国天然气公司和英国电信公司实行私有化,但工党已在1986年10月跟极左翼的利物浦“武装分子”分道扬镳。而且,自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以来,已经十分明显的是,工党在金诺克的领导下不会再让像阿瑟·斯卡吉尔那样的激进工会领袖左右其政治路线。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盟在1985年夏天虽然夺得了两次选举的胜利,但内部却四分五裂:戴维·斯蒂尔领导的自由党主张单方面核裁军,社民党主席、前外交大臣欧文斯却坚决拒绝这一做法。在竞选活动中,两党就不同立场达成一项妥协方案,对外则秘而不宣。
保守党人在1987年6月11日的选举中胜出。他们赢得了375个席位;工党229个;联盟党22个,其中自由党17个,社会民主党5个。跟1984年相比,保守党和联盟党分别失去了21个和1个席位,工党多出了20个席位。三大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席位比例为42.3∶30.8∶22.8。撒切尔夫人连续三次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在她之前只有保守党首相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曾在1826年创造过这一辉煌。
大选过后,撒切尔政府把重点转向对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实行改革,这一体系是工党政府在1945年后为建设福利国家而开创的一项核心事业。谁也没有胆量取消这项人人受益的巨大成就,但引入市场元素却并非不可,例如医生之间和医院之间的竞争。事实上,新措施的效果跟主观的愿望恰恰相反:非但没能减少官僚主义,反而增加了国家的监管和干预,国家医疗卫生服务的开支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对教育事业的改革也同样充满了矛盾。1988年的教育法引入了一个公开审评所有学校的体系,其结果是,实力强的学校跟实力弱的学校之间的差距更加扩大,昂贵的“公学”(Public School)变得更具有吸引力。撒切尔夫人的第三届内阁在1987年以后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剥离“典型的”国家机器的职能并将此转给新创建的代理机构。这些措施连同裁员一起造成公务员的人数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减少了22.5%。特别是在市镇一级,公共职能大批转移到私人服务公司手中。其结果是,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大大缩减。这是蓄意夺权,主要针对大部分由工党控制的较大城市。
撒切尔政府在取得第三次选举胜利三个月后,即1985年10月,在外交政策领域要面临的是英联邦国家会议,地点在巴哈马的拿骚。撒切尔夫人处境艰难,因为事实上她是单枪匹马地跟所有其他与会者对着干,反对对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权实施强硬的经济制裁。撒切尔夫人最终违背个人的意愿,同意了一项折中决议,实施较为温和的制裁措施,虽然她仍旧深信不疑,只有跟南非总统彼得·博塔(Pieter W.Botha)举行个人会谈才会带来实际效果,博塔一直执政到1989年8月,最后只能采用紧急状态的手段来维系其统治。在拿骚会议召开之前,帝国时代遗留下的另一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英国于1984年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一致,香港在1997年99年的租约到期后回归中国,但依然保持其社会与经济制度50年不变。
就跟美国的“特殊关系”而言,两个盎格鲁—撒克逊民主国家的关系在1980年代后半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罗纳德·里根于1986年4月筹划对利比亚城市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实施上文已经提到的军事打击时,撒切尔政府是唯一一个允许美国飞机从其领土上起飞的欧洲国家。里根之所以愿意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进行公开对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撒切尔夫人的功劳。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即1984年12月,她就在戈尔巴乔夫访问伦敦及她的契克斯庄园(Landsitz Chequers)时结识了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新“强人”。她的印象是,此君可以“与谋”,撒切尔夫人将自己的这一判断转告了里根,里根本人也在1985年11月跟戈尔巴乔夫初次会晤后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对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撒切尔夫人跟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一样持否定态度,主要原因在于,这一计划将撬动整个核威慑体系,从长远来看也将动摇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欧洲核大国的地位。里根1986年10月在雷克雅未克跟戈尔巴乔夫举行首脑会晤时原则上同意对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实行“零点解决方案”,对此,撒切尔夫人可谓大惊失色。一个月后她前往华盛顿访问,在跟其美国伙伴—里根总统、国务卿舒尔茨与国防部长温伯格会谈时得到承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未来将继续其灵活反应战略并保持足够的核威慑力量。此外,英国还得到保证,美国支持英国保持并更新由美国提供的英国核威慑力量,包括三叉戟导弹。像1986年11月在华盛顿的谈判中那样尽心尽力地代表整个西欧说话,这对撒切尔夫人来说实为罕见。
这位英国女首相跟西欧盟友的关系在其他方面总体比较紧张,至少跟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与政府首脑的关系是这样:弗朗索瓦·密特朗是个社会党人,她觉得讨厌;赫尔穆特·科尔—从她的角度来看—是个典型的德国人,她也不喜欢。对欧洲共同体主席、法国社会党人雅克·德洛尔她也没有什么好感,而这并不仅仅因为他于1988年9月在伯恩茅斯(Bournemouth)英国工会的一次会议上勾勒出他所憧憬的“社会之欧洲”,从而跟尼尔·金诺克为领袖的工党中的亲欧势力建立起联系。这位英国女首相不信任德洛尔,因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要把欧洲共同体发展成为一个更加紧密的联盟,或者—在她看来—一个欧洲“超级大国”。
撒切尔夫人可谓倾尽全力要阻止这一发展。1987年,欧共体根据德洛尔的建议准备实施一项财政改革,却因为她的保留态度而告失败。6月的布鲁塞尔峰会结束时连一份联合公报也没能发表,在接下来于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峰会上也没能制定出一项关于财政、农业和结构性政策的共同纲领。
直到1988年2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特别峰会上,经时任轮值主席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斡旋,会议才取得了突破,一方面是联邦德国做出了重大让步,另一方面是其他11个与会国为“回报”撒切尔夫人同意一项农业妥协才赞成延长“英国回扣”。(这位英国女首相勉强同意谷物生产的最高限额,这一限额略高于她所力争的最高数额。)在取得一致后,欧共体立即可以根据巴黎和波恩支持的德洛尔方案获得新的第四个财政来源,即各成员国每年经过核算后最多为1.2%的国民生产总值,其他三个来源分别是农业税、海关收入和部分增值税。
在接下来于6月27日至28日在汉诺威举行的峰会上,12国的国家与政府首脑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审议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可能性,委员会由12国央行行长和5名货币专家组成,领导人为雅克·德洛尔。这一决定将被证明是一个关键之举。撒切尔夫人之所以拍板同意这一决定,是因为她理所当然地认定:她绝对相信,德国或英国的央行行长永远也不会同意放弃“自己”的货币。
撒切尔夫人在1988年上半年欧共体峰会上所表现出的大度纯粹是一种策略。她于1988年9月20日在布鲁日的欧洲学院发表演讲,坚定地否决了所有关于超民族的统一欧洲的设想。她的欧洲是一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组成、在政府层面上积极合作的欧洲。她说,英国成功地减少了国家的权力,不是为了在欧洲的层面上让布鲁塞尔的“超级国家”来扩张权力。“只有法国之为法国、西班牙之为西班牙、英国之为英国,各国都保持各自的习俗、传统与特征,唯有如此欧洲才会更加强盛!倘若试图将这一切捏合成某种虚空的欧洲个性,那将会愚蠢至极……我们要让欧洲成为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家庭,各民族间相互更加理解、相互更加欣赏,更多地共同行动,对各自的民族特征精心呵护,就像为他们共同的欧洲事业所做的努力那样。”
夏尔·戴高乐至少在这一点上肯定会毫无保留地赞同撒切尔夫人的。这位女首相在结束其布鲁日的报告时强调,大西洋同盟是欧洲最大的遗产,也是欧洲最大的优势。她这样拥护大西洋同盟,跟“戴高乐主义”就实在没有什么相通之处了。这是独具英国特色的演讲高潮,撒切尔夫人因此不仅惹得英吉利海峡另一端的亲欧派人士,也惹得她本国的甚至是“女王陛下政府”(Her Majesty’s Government)里的亲欧派人士再次攻击她。
法国在1986年3月16日出现的局面是第五共和国创始人和实际上的宪法之父戴高乐将军难以想象的,但从1984年起这却在许多观察家的预料之中:在国民议会选举中,之前的资产阶级反对党赢得了微弱多数,导致总统和议会多数自1958年以来首次出自不同阵营。社会党及其左翼盟友激进社会党以32.65%的选票和215个议席依旧是最大的政治势力,却明显未能取得多数。戴高乐派的保卫共和联盟和右翼自由派的法兰西民主联盟在三分之二的选区提出共同候选人,总共赢得41%的选票和274个议席,其中145个议席属于保卫共和联盟,129个议席属于法兰西民主联盟。共产党人在选战中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党人,拿到9.78%的选票和35个议席,为1928年以来的最差结果。右翼极端派的国民阵线(FN)在前布热德派议员让-马里·勒庞领导下获得9.65%的选票和35个议席,跟共产党人相差无几。
国民阵线普遍被认为不具备联合执政能力,之所以能够进入波旁宫(Palais Bourbon) ,要归功于1985年实行的比例选举制:这是密特朗总统有意为之的改革后果,若非如此,右翼党派的胜利和左翼党派的失败本来都会更为明显。在14个独立的右翼议员—总计占选票的3.9%—的支持下,温和派右翼政党比所有党派的总和多出3个议席。
面对这一局势,弗朗索瓦·密特朗于3月20日做了他事实上唯一能做的事:任命保卫共和联盟主席雅克·希拉克为新任总理。鉴于总统的职权跟外交与国防政策领域密切相关,密特朗必须跟外交和国防部紧密合作,所以他任命两位“技术官僚”—无政党背景的专业人士接掌这两个部:外交部部长是外交官让-贝尔纳·雷蒙(Jean-Bernard Raimond),国防部部长为法国原子能管理局前负责人安德烈·吉罗(André Giraud)。希拉克政府中名气最大的戴高乐派人士是经济与财政部部长爱德华·巴拉迪尔(édouard Balladur),内政部长夏尔·帕斯夸(Charles Pasqua)和社会事务部部长菲利普·塞甘(Philippe Séguin)。在自由派的联合党法兰西民主联盟的代表中,共和党总书记弗朗索瓦·莱奥塔尔(François Léotard)和民主中心党主席皮埃尔·梅埃涅里(Pierre Méhaignerie)引人瞩目,前者担任“超级部长”,负责文化与传媒,后者就任基础设施、规划与住房部部长。
社会党总统跟戴高乐派政府首脑的合作在外交领域总体上十分顺利:在所有欧共体峰会上,密特朗和希拉克共同亮相,其他11个合作伙伴不得不先适应这种新局面。在内政问题上,府、院之间的相处要艰难得多。希拉克政府打算在一项框架法案或授权法案的基础上制定法规,并以此为依据大面积撤销对银行和企业的国有化,对此,密特朗宣布将不会签署涉及1981年以前,即他当选总统之前那些时期的法规,除此之外,只有在这些法规能够超越现有成果的情况下他才会表示同意。其结果是,私有化不得不走正常的立法形式才能启动。在其他很多方面,总统也同样行事,在重新恢复多数选举制,包括改变选区的划分方面是这样,在重新规定工作时间和政府力争松动—在吉斯卡尔总统时期引进的—对解雇的保护等方面也是这样。
对银行和工业企业的私有化可以说取得了成果,原因是为此而发行的股票受到投资者的广泛欢迎,有些甚至供不应求。第一电视台在私有化过程中被转到了建筑商弗朗西斯·布伊格(Francis Bouygues)的手中;在新建的两个电视频道中,“5频道”被两个“传媒大亨”法国人罗伯特·埃尔桑(Robert Hersant)和意大利人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买下,“M6”由“RTL”广电集团(Radio-Télévision Luxembourg)的一家公司购买。这些做法都颇有争议。而取消对高额财产征收的特别税,赦免那些把自己的财富非法转移到外国的“逃税罪犯”,简化货币交易,这些做法无不散发着“新自由主义”的气息。
政府希望这些措施能在经济上取得成效,但效果十分有限:尽管法郎于1986年4月7日再度贬值3%(德国马克以同样的幅度同时升值),这是五年内的第四次,但经济的强劲增长却依然无望。通货膨胀率虽然很低(1986年为2.5%,次年是3.3%),但法国的出口行业却在更多的消费市场上输给了外国竞争者,1987年的外贸余额再次变成外贸逆差,失业率在上升(从1986年初的5.5%上升到1987年2月的11%)。1987年10月的纽约股市崩盘也导致巴黎交易所股市急剧受挫,经济与财政部部长巴拉迪尔被迫暂时停止实施私有化。
1986年秋季,法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危机。9月,国家遭遇了一系列恐怖袭击,其中一个实施者是受到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及其情报机构支持的黎巴嫩家族。[其首领乔治·易卜拉欣·阿卜杜拉(Georges Ibrahim Abdallah)正在巴黎一所监狱里等候开庭。]另一个实施者为伊朗,它也想迫使法国释放一名政治犯。恐怖袭击的高潮是9月17日在巴黎雷恩大街(Rue de Rennes)的炸弹袭击,有六人丧生。11月,极左组织“直接行动”的恐怖分子开枪打死了雷诺集团总经理。就在同一段时间里,一场新的学生造反运动席卷法国。抗议行动是针对国民教育部国务秘书阿兰·德瓦凯(Alain Devaquet)提交的一项高等教育法案,学生们担心会增加入学的难度和提高学费。12月初,巴黎的一场大型集会结束后,大学生跟警察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12月5日,国民教育部部长勒内·蒙诺里(René Monory)撤回了草案中特别有争议的部分;同一天,一名非洲裔大学生因受到警察的虐待而死亡;12月8日,蒙诺里将法案彻底取消并接受了其国务秘书提交的辞呈。总理希拉克采取的措施则更进了一步:受学生抗议活动和同时举行的一场铁路大罢工的影响,希拉克事实上放弃了向国民议会提交其他改革法案。
纵观1987年一整年,法国笼罩在1988年5月将要举行的总统选举的阴影之下。国民阵线首先于1987年4月提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党主席让-马里·勒庞。1987年9月,法国驱逐犹太人的关键人物之一、前里昂盖世太保头目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在一场世界瞩目的审判中因反人类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没几周,勒庞的一番言论在国际上引起了公愤。他说,杀戮犹太人只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细节”而已。这位国民阵线主席攻击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同时也把矛头指向内政部长帕斯夸实行的所谓过于宽松、事实上却异常严格的移民政策。在政治阵营的另一端,共产党人于1987年5月推举国民议会议长、笃信教条主义的安德烈·拉茹瓦尼(André Lajoinie)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一决定导致法国共产党内部改革派力量的代言人皮埃尔·朱坎(Pierre Juquin)于10月宣布,自己参加总统竞选。他旋即被开除党籍,却能够赢得数百个共产党选举委员会的支持。共产党人的分裂是其衰落的征兆:一个对包括知识界在内曾经影响巨大的政党正在堕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宗派小团体。
1988年1月,总理希拉克宣布参加总统竞选,2月,吉斯卡尔的前总理雷蒙·巴尔也宣布参选。希拉克深知自己有保卫共和联盟的全力支持,巴尔却不能指望整个法兰西民主联盟会给他撑腰。现任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于3月22日公布了他参加第二任期竞选的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密特朗刻意突出自己的超党派形象,让以希拉克为首的竞争对手们相互厮杀。第一轮选举于4月24日举行。密特朗获得34.11%的选票,希拉克19.96%,巴尔16.54%,勒庞14.4%,尤奎2.1%,拉约尼6.76%。在5月8日的第二轮选举中,密特朗拿到54.02%的选票,希拉克获得45.98%。很显然,密特朗将竭尽全力,尽快结束不受人待见的“共治”阶段,虽然这一阶段并非糟不可言。5月10日,密特朗任命了一位新总理:他在党内的长期竞争对手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罗卡尔从一个激进的左派起步,早已成为坚定的改革派,1985年4月为抗议引进比例选举制而辞去农业部部长的职务。罗卡尔主要任命社会党人为政府成员:社会党第一书记利昂内尔·若斯潘担任教育与科研部部长,皮埃尔·贝雷戈瓦为经济与财政部部长,皮埃尔·若克斯为内政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为国防部部长,雅克·兰为文化部部长。在左翼激进社会党人中,莫里斯·富尔(Maurice Faure)出任基础设施与住房事业部部长。
左翼政府能否撑得下去,要看国民议会的选举结果。在希拉克政府1986年重新引入多数选举法后,国民议会分别于1988年6月5日和12日举行了两轮选举,但并没有使议会里的多数关系明朗化。社会党人获得37.54%的选票和279个议席,之前由戴高乐派、吉斯卡尔派和独立右翼人士组成的多数派赢得40.44%的选票和271个议席,共产党人得到11.31%的选票和27个议席,国民阵线获得9.78%的选票和1个议席。罗卡尔从这一选举结果中得出结论,他从此刻起必须依靠不断变化的多数来执政,这在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因此,他在任命社会党人和激进社会党人担任部长—其中最重要的部长保留其位置—的同时,还任命来自前政府阵营的自由派或基督教民主派人士担任部长,其中包括米歇尔·迪拉富夫(Michel Durafour)为公共服务和行政改革部部长,让-皮埃尔·苏瓦松(Jean-Pierre Soisson)为劳工、就业和职业培训部部长,让-玛丽·劳施(Jean-Marie Rausch)为外贸部部长。
罗卡尔赢得多数支持的改革包括:再度实行对巨额财产征收特别税,移民的自由化,改善租房保护,保障失业者的最低收入,青年助学贷款和公共事业重组。这位总理一而再、再而三地动用其前任也喜欢使用的手段:第五共和国宪法第49条第3款。该条款允许不经议会投票即通过某项法律,前提是国民议会没有提出不信任案。为了迫使议会就范,政府的另一个手段是按照宪法第44条第3款实行“板块表决”(vote bloqué),这种表决允许政府事先剔除某项法律中政府拒绝的修改条款。总统密特朗提出的一项修改宪法的建议没有获得成功:他于1989年7月14日提议,赋予每一个公民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宪法申诉的权利。他原本希望保卫共和联盟会予以支持,却未能如愿。假如密特朗的倡议得以实施,法国本来可以在这方面变得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更为相似:联邦德国从1951年起就把联邦宪法法院作为宪法申诉机构了。
1987年1月25日,联邦德国举行了第十一届联邦议会选举。联盟党赢得44.3%的选票,比1983年减少了4.5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人以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州长约翰内斯·劳(Johannes Rau)作为总理候选人参加竞选,获得37.0%的选票,损失1.2个百分点。自由民主党人成为赢家,选票增加了2.1个百分点,共获得9.1%,绿党拿到8.3%,比四年前增加了2.7个百分点。从席位的分配来看一目了然,之前由基督教联盟党和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将建立新一届政府: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拥有282个议席,社民党和绿党有237个议席。
在赫尔穆特·科尔于3月11日再次当选为总理之前,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利用在达沃斯(Davos)世界经济论坛—苏联代表团首次参加会议—演讲的机会,向苏联发出了准备对话的信号。“我们的口号只能是:我们要认真地看待戈尔巴乔夫,我们要信任他所说的话……我们不能在那里静候、袖手旁观,等待戈尔巴乔夫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应当主动去影响、去推进并去塑造这一发展。”根舍这样说,目的是改善波恩跟莫斯科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因总理科尔在1986年10月对美国新闻杂志《新闻周刊》所说的一句话而受到严重的干扰:科尔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现代的共产党领袖,稍微懂得一点公关宣传,但戈培尔也曾这样做过。在1987年3月18日的政府声明中,科尔特地采纳了根舍对这位克里姆林宫新首脑的政策的评价:如果戈尔巴乔夫为所有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继续铺平道路,联邦共和国愿意在双边关系和东西方对话的框架内充分利用这一机会。
社民党自1982年秋天再度沦为在野党以后,鼓吹实现“第二阶段的新东方政策”,实际上是向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推行一条并行的外交政策,内容涵盖“安全伙伴关系”、“共同安全”和“结构性互不侵犯能力”,直到签订各种所谓的条约,比联邦政府走得更远。1987年8月,社民党跟统一社会党发表了双方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艰难磋商以后达成一致的“关于争论氛围的文件”。这篇题为《不同意识形态的争论与共同安全》的文件详细阐述了社会民主党跟共产党在哪些方面存在意见分歧,同时强调双方在哪些方面达成了一致。“任何一方都无权否认另一方存在的合理性……两种制度都必须承认对方的和平能力……两种社会制度都必须允许对方有发展与改革的能力。”这样,社会民主党不仅承认民主德国国家的存在—对此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而且还承认了民主德国社会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社民党让另一个德意志国家中批评共产主义制度的人士看到民主德国逐步演变的道路,同时只能寄希望于此:统一社会党自己将能认识到其口头让步与实际政策之间的巨大矛盾并予以克服。
跟社民党和统一社会党的共同文件相比,另一件事情引起了更大的轰动,这就是两德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高礼宾待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从1987年9月7日至11日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东柏林的客人在波恩跟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总理科尔及其政府成员、所有联邦议会中的各政党代表举行了会谈,这些政党代表包括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阿尔弗雷德·德雷格尔(Alfred Dregger),自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沃尔夫冈·米施尼克,社民党名誉主席维利·勃兰特(他在3月下旬辞去了党主席的职务)及其党主席的继任者汉斯-约亨·福格尔,还有绿党的彼得拉·凯利(Petra Kelly)和瓦尔特劳德·朔佩(Waltraud Schoppe)。9月7日在哥德斯堡“乐都特宫”(Redoute)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科尔表示赞成民族的统一并坦言德国问题尚未解决,他同时支持两个德意志国家间的实际合作。科尔在讲话中呼吁尊重人权以及停止在柏林墙边和德国内部边境线上的射击,这一讲话也通过民主德国电视台进行了现场转播;昂纳克则在晚宴上的讲话中强调,尽管存在各种矛盾和不同的世界观,但不管意识形态与政治目标有多不同,悠悠万事,唯维护和平为大。
这位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还访问了科隆、杜塞尔多夫和埃森(Essen),然后前往特里尔(Trier)—卡尔·马克思1818年在此出生,随后又前往昂纳克自己的家乡萨尔州,在这里受到州长奥斯卡·拉方丹特别热情的款待;在巴伐利亚州,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以最高礼宾待遇欢迎他。此次访问的实际成果有限:签署了三项协议,包括在环境保护、科学技术领域以及辐射防护方面的合作。就昂纳克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他访问这个比民主德国大的德意志国家所造成的国际影响。科尔将反驳他关于两个德国的教条,而且民主德国的百姓们都会听到,这一切他在访问之前就很清楚。此外,同样重要的是,他的会谈伙伴中有几个表示拒绝重新回到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立场,绿党人士明显比社民党人士表达得更为清楚。昂纳克大概也不会没有注意到,赫尔穆特·科尔在讲话中有意识地避免使用“重新统一”这一说法。
在1980年代后半期,维护与其西方伙伴的关系对科尔政府来说跟其东方政策和德国政策同样重要。在科尔和密特朗时期,德国跟法国的关系更加密切。1987年11月,波恩跟巴黎在卡尔斯鲁厄的第50次法德峰会上达成一致,即构建一个更紧密的安全共同体,在军备与军备控制问题上加强合作,组建一个法德混合旅—一个两军联合的大部队。1988年1月,两国政府共同建立了两个新的双边机构: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和金融与经济委员会。一个月后,欧洲理事会批准前文提到的由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提出的一揽子建议,改革欧共体的结构、财政与农业政策。假如不是科尔和密特朗密切合作抵制撒切尔夫人的顽固反对,这些建议不可能得到通过。
对于里根总统推进太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巴黎和波恩的立场不一。密特朗不仅视星球大战计划为对核威慑原则总体上的威胁,而且还认为它会特别影响到法国的核威慑潜力,这一看法跟撒切尔夫人对英国国防战略中核武器因素的考虑十分接近。赫尔穆特·科尔对太空战略防御计划在技术与财政上的可行性表示极大的怀疑,并且千方百计地阻止大西洋同盟内出现程度不同的安全区域—那边是无懈可击的美国堡垒,这里是仍然受到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威胁的西欧:正是这种担忧才能解释联邦德国政府为何对戈尔巴乔夫呼吁实行短程核导弹“零点解决方案”持保留态度。但是与此同时,波恩非常不愿意跟星球大战可能带来的科技进步完全隔绝。1986年春,美国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达成了一项相应的协议:该协议于3月27日由联邦德国经济部部长马丁·班格曼和美国国防部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在华盛顿签署。
1980年代后半期,联邦共和国在经济上经历了一段繁荣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在1986年增长2.3%,1987年,即纽约股市于10月19日崩盘之年,增长率只有1.4%,随后在1988年和1989年又分别达到3.7%和3.9%。跟1973年前的经济繁荣时期相比,这些增长显得微不足道,但若从1980年代欧洲的框架来看,却实在可圈可点。失业率从1986年的9%降至1989年的7.9%。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丝毫没有减弱。1971年时仍有7.9%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46.1%的人口从事制造业,46.0%的人口从事服务产业。及至1989年,相应的数字分别为3.7%、36.7%和59.6%。要说这是去工业化,未免过于夸张。虽然“老”工业部门,如采矿、造船和冶金工业等自1970年以来不断萎缩,但其他部门增长强劲,首先是办公机械和数据处理设备的制造(+557%),其次是塑料制品生产(+202%)、电气工程(+128%)和交通车辆(+72%)。整个生产性行业对价值创造所做的贡献在1970~1990年增加了32%。199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20年前的水平高出65%。
与其他由保守派或自由—保守派政府领导的西方工业社会一样,联邦共和国在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领导下推行了一项放松管制的政策。早在1984年5月,一项限期为三年的提前退休法已经生效,允许雇员从58岁起解除雇佣关系。或通过劳资协议,或通过个别协商,雇员有权在获取退休养老金之前得到准退休金,其金额至少为毛工资总额的65%。雇主从联邦劳动局获得对其支出的补偿,当然,这是有条件的,即雇主在一个雇员退休后雇用一个失业人员,或者超出企业需要的范围接收一名新的学徒工。采取这一步骤搞活劳动市场,这对日益增多的拿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有好处,在出生率下降的情况下却会在未来给年轻的从业人员增加巨大的负担,这一点是明摆着的。但在短期内,这项改革似乎符合雇主、雇员和国家的共同利益。
1987年,自由民主党成功地通过“服务之夜”的形式使严格规定的商店打烊时间得以松动,允许机关、商店、银行和医疗诊所推迟关门时间。随着管制的松动,证券交易所受益颇多,从1984年起,私营广播和电视节目也同样获益匪浅。从1985年到1987年,对能源康采恩VEBA(联合电力矿山股份公司)实行的私有化进展顺利,没有引发太大的问题。1989年的邮政改革法引起的争议颇多,该法把联邦邮政局的国家政治任务跟企业性任务剥离开来,只保留对电话网络与电话服务领域里的国家垄断,最终导致成立国有企业—联邦邮政—电话公司。
联邦共和国的放松管制措施虽然要比法国和意大利走得更远,却远远比不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联邦共和国的“社会市场经济”里,鉴于强大的工会、企业内部的共同决定权以及社会国家的传统,对雇员的保护要比那些政府坚信“纯”市场经济之赐福的国家更为重要。跟那些国家相比,联邦德国也并非笃信仅仅依靠服务性企业,尤其是金融市场就可以带来经济增长。恰恰相反,所有权威势力都一致认为,重要的是,要让国家保持一个全面而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基础。
联邦与各州所推行的工业现代化政策也包括适应性补贴,目的是让不可避免的结构性转型在社会保障方面做得尽可能完善。充满创新力的中型企业并没有被大企业挤垮,而是为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力继续做出自身的贡献。在职业学校和企业—而且大多是在手工业和中型工业企业—进行双轨制职业培训早已形成传统,这被证明是一个社会保障的成就:它有助于消除年轻人失业增加的危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实现顺利转型,而没有像其他许多工业社会那样经历太多的经济与社会的扭曲,其原因自然是多种多样的。
1987年4月,社会党人贝蒂诺·克拉克西在执政近四年后不得不将其总理宝座让位于一个天民党人、其前任阿明托雷·范范尼。政府首脑的更换是根据上一年的一项协议进行的,天主教民主党最终不得不强制这位总理履行自己的承诺。范范尼是一个少数派政府总理,在6月因一项不信任投票而下台。在6月14日的议会选举中,天民党以33.8%的票数再度成为最大政党;其次为共产党,获得26.9%,社会党14.2%,新法西斯的意大利社会运动(MSI)5.8%,其他小党一共拿到8.8%。7月底,天主教民主党人乔瓦尼·戈里亚(Giovanni Goria)再次组建一个由天民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和共和党人组成的“五党”政府。1988年4月,天民党人奇里亚科·德米塔(Ciriaco De Mita)接替戈里亚担任总理职务。1989年7月,德米塔的总理职位由其党内朋友朱利奥·安德烈奥蒂接任,后者担任此职一直到1992年6月。
1980年代后半期,意大利政党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共产党。1988年6月,意共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Alessandro Natta)辞职,他于四年前在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去世后就任该职,但无太多棱角,显得十分“传统”。新任意共总书记是充满活力的阿希尔·奥凯托(Achille Occhetto)。他继承了改革家贝林格的遗愿,努力从根本上改造意大利共产党,向社会党国际的各政党靠拢。意共的社会民主党化超过了“欧洲共产主义”之前给该党带来的所有变化,正因如此,在党的干部、党员和支持者中引起了激烈争论。传统主义者们并不准备跟过去的历史和长期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一刀两断,而这在奥凯托眼里势在必行。1989年秋天,意大利共产党将为此展开激辩并导致党的分裂。
1980年代末,意大利的经济形势似乎比十年前要有利得多。如前文所述,经济好转的一大原因要归结于大规模增加的巨额国家债务,正因如此,回过头来看,有很多证据说明这是一种虚假繁荣。正如汉斯·沃勒(Hans Woller)判断的那样,政府放任其发展,因为它只为权力着想,倘若实行激进的财政紧缩计划,自身的权力就有可能受到威胁。“一切照旧,这就是当时的座右铭。事实上,当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刻了,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令人窒息的债务。除此之外,意大利在1980年代—稍迟于欧洲其他工业化国家—经历着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以下事实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工业社会的发展活力已经开始走向枯竭,而相应的可替代者尚无着落,因为从未把信息与通信之类的技术作为替代的可能纳入考虑的范畴。”
1980年代末,意大利的国家控制着工业复兴公司(IRI)和国家碳氢局(ENI)等35000家国有企业和机构,约占国民经济总量的40%。公共所有的部门涵盖大部分银行和保险公司、广播电视、医疗卫生和大部分重工业企业。尤其是最后提到的那些国有企业,用沃勒的话来说,就是“无利可图、人浮于事、管理不善,因为许多‘莫名其妙’的重负而不堪其责,就整体而言缺乏创新。意大利经济曾经的引擎(国家作为企业家,作者注)已经变为一块刹车片,阻碍着整个发展,更何况既庞大又笨重,只能将其砸得粉碎”。
跟缺失竞争力一样糟糕的还有另一个毒瘤—猖獗的腐败。腐败还往往跟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搅和在一起。1988~1992年的德米塔和安德烈奥蒂政府中的十几名部长被指控盗用和贪污公共资金。安德烈奥蒂本人在下台后还被人指责跟黑手党头目长期保持过接触。正因为这些联系,他在1990年代及之后的十年里多次上了法庭。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因道德信誉发生危机而触发合法性危机。这一制度面临着崩溃的可能,这是人们在1980年代末不得不认真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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