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西方通史(第三卷):从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 / 正文
点评
冲突取代共识:英国的“撒切尔革命”,1979~1985

在所有的外国政府领导人中,英国的女首相是最钦佩罗纳德·里根的一个。在重大问题上,不管是反对共产主义,跟大西洋同盟的关系,还是英国跟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抑或是批评福利国家以及如何看待“供给面经济学”,两人的意见原则上都很一致。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年出生,原名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Margaret Hilda Roberts),是一个殖民地商品杂货店老板兼卫理公会业余布道者的女儿。她先在牛津大学学习化学,嫁给富商丹尼斯·撒切尔(Denis Thatcher)后又学习法律并一度担任过税法律师。撒切尔夫人于1959年首次作为保守党议员被选入下议院。1970年,首相爱德华·希思让她出任自己内阁的教育大臣。

在1974年之后在野的那几年里,她越来越多地向保守党内以基思·约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和阿尔弗雷德·舍曼(Alfred Sherman)为首的“新右派”靠拢。基思·约瑟夫是1970年的经济竞选宣言《塞尔斯登公园计划》真正的“精神之父”,阿尔弗雷德·舍曼则是“皈依”了右派的前马克思主义者,二人又跟两个保守的“智囊团”—政策研究中心和经济事务研究所过从甚密。在那里传播的思想中,最具权威的是两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的鼻祖,哈耶克则认为凯恩斯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变种,而福利国家对个人自由来说至少是一种潜在的极权主义威胁:哈耶克1944年出版的书《通往奴役之路》堪称一篇檄文,控诉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在内的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变种。撒切尔夫人还在牛津上大学时,这本书就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撒切尔夫人跟“新右派”一样坚信不疑,英国经济的江河日下无处不见,对此,两大政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45年以后,首先是工党各届政府,后来保守党政府也把充分就业当作经济政策的目标,赞同“混合经济”—私有与国有经济的组合,主张政府跟工会密切合作,继续扩大福利国家。右翼评论家们在回顾时认为,希思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从“转向”之年—1972年放弃正统的《塞尔斯登公园计划》开始,是保守党人顺从社会民主主义思路的典型例子,或者更笼统地说,顺从英国战后共识的典型例子。“衰落”的象征则是在苛刻的条件下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这笔贷款是英国在卡拉汉的工党政府执政时于1976年秋天拿到手的。

在撒切尔夫人及其顾问们看来,要重振英国经济,除降低税收、缩减开支外,还必须借助一项严格控制的货币政策来坚决抑制通货膨胀,哪怕一开始将会导致失业率的飙升。此外,必须打破工会的权势。撒切尔夫人认为,倘若还需要进一步证明这一政策的必要性,那么1978/1979年“不满的冬天”里的那些罢工就是最好的例子。在1975年2月的一场对决投票中,玛格丽特·撒切尔顺利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她要保守党人听从她的理念—“要有勇气敢于冲突,不去寻求共识”。她自己提出“信仰的政治”(politics of conviction)的口号。通过1979年5月3日的下议院大选,选民们授权撒切尔夫人,按照她的理念去改造英国。

在撒切尔夫人的内阁里,财政大臣杰弗里·豪爵士(Sir Geoffrey Howe)、工业大臣基思·约瑟夫爵士、贸易大臣约翰·诺特(John Nott)都是她的忠实追随者。而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Lord Carrington)、内政大臣威廉·怀特洛、国防大臣弗朗西斯·皮姆(Francis Pym)、就业大臣詹姆斯·普赖尔(James Prior)和环境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则算作独立派和现实派。财政大臣杰弗里·豪负责撒切尔政府头一年的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在1979年10月23日取消所有的外汇管制。这对伦敦证券交易所来说意味着一个重大转折。伦敦证券交易所早在1960年代就已成为在欧洲流通的“欧洲美元”的主要交易场所。这些“欧洲美元”的出现归功于肯尼迪总统1963年7月推出的一项特别税,凡是外国人购买美国证券都要缴纳,目的是平衡美国国际收支的逆差。(这项税收直到1973年12月31日才被尼克松总统取消。)继“欧洲美元”之后是1973年石油价格冲击后出现的“石油美元”,这些美元在美国大银行,如花旗、大通曼哈顿、美林银行和日本大银行野村银行的积极参与下,也主要在伦敦进行交易。

取消外汇管制是撒切尔夫人“放松监管”的早期行为之一,它使伦敦最终成为欧洲金融服务最重要的中心。1982年,英国首都成立了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这一期货交易所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为榜样,从事各种“衍生品”的投机交易,将赌注押在利率、股票和货币的未来价值上。该交易所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松绑—后来特别引起争议的1980年代的一项“成就”—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英国财政大臣杰弗里·豪在财政政策上的第一个惊人之举是在1979年6月把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83%降到60%,标准税率从33%降到30%,同时把增值税从8%调高至15%。这一改革是典型的从下至上的再分配,严重加剧了英国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对此,政府全然不顾。在1980年的预算中,英国依照联邦德国1967年的榜样推出了一项(在实践中作用有限的)中期财政计划。同时公布以货币主义为导向、限制“M3”货币量的详细规则。(“M3”货币量包括流通现金,未兑即付的贷款余额,四年以下的定期存款,法定解约期限的储蓄存款。)“M3”货币供应量到1981年应该增加8%,而实际上几乎增长了19%,这就导致撒切尔政府从1982年起先是一步一步,从1985年起彻底放弃以“M3”货币量为导向的货币政策。

一开始,撒切尔夫人和杰弗里·豪并没能降低通货膨胀率:它在1979年下半年为21.3%,在1980年上半年是19.4%。为了抑制需求与价格,政府先把利率提高到14%,到1980年底又提高到17%,这些措施使英国成为外国资本的理想投资场所,也使英镑升值近25%。造成的后果是英国的出口货物价格几乎上涨50%,进口货物价格相应下跌。由于削减开支并大幅度提高增值税,所以根本谈不上搞活国内经济。国民生产总值在1979~1981年下降5%。英国的产业基础继续萎缩;制造业的员工人数在1966~1979年下降15%,而1979~1989年再度下降42%。失业人口在1983年达到统计史上创纪录的320万人,占有劳动能力人口的12.4%。北方各工业地区受到的影响尤其大,青少年和有色人种的失业率往往达到30%甚至更高。在服务行业固然也出现了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酒店和旅游行业,但这一行业属于低工资行业,非全职工作居多,工作保障程度低。

1981年3月,英国财政大臣杰弗里·豪不顾内阁和保守党下议院党团以及大多数著名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顺利通过了1981年度财政预算,实行严格的“反凯恩斯主义”,即顺周期性 预算,削减支出总额达43亿英镑,从而使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社会抗议活动不请自来。1981年4月到8月,伦敦的布里克斯顿区(Brixton)以及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不断发生有色人种失业人员跟右翼白人“光头党”之间的街头大战,甚至建筑物也被点着。然而,撒切尔夫人和杰弗里·豪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要让英国重新具有竞争力,就必须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他们在消除通货膨胀的斗争中也的确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消费价格的上涨从1980年上半年的19.4%下降到1982年下半年的11.2%和1983年上半年的3.9%,比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要低0.6个百分点。

撒切尔政府在另一领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方面也贯彻始终。1979年英国石油公司的私有化拉开了这一进程的序幕。到1984年,分别对英国宇航公司、从事医疗研究的阿默舍姆国际(Amersham International)、英国电信和捷豹汽车厂实行了私有化。英国国家因此共收入27亿英镑。但影响最为深远的大概莫过于1979年底启动的住房销售,即出售市镇所属的房屋—“社区公寓”给住户,条件特别优惠,价格按照住房年限而递减。此项举措成果惊人:1979~1989年,共销售近100万套“社区公寓”;在同一时期,房屋所有者的人数总共增加了300万人;1988年,有近三分之二的英国人(64%)居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屋里。

撒切尔政府之所以全面普及房屋所有权,原因是政府在追求一个雄心勃勃的社会政策目标:政府深信,从长远来看,这一政策会导致去无产阶级化和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从而建设一个保守的英国。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股权的占有亦将扩大,进而取得类似的效果。英国社会在1980年代的彻底转型,当时就被同时代人称为“撒切尔革命”,却并没有引发有关人员的全面激进化,对此,执政者更应该感谢在北海开发的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不完全是房屋所有者和持股人的普及。早在1978年,英国就已经能够利用这一资源满足本国能源需求的一半。1980年代中期,英国能够做到用石油贸易的收入来填补在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障方面不断上升的费用,这是制造业衰退所造成的后果。

保守党人在竞选期间曾经承诺,在未来要杜绝工会滥用权力的可能。为此,他们在1980年8月利用第一批就业法律(Employment Acts)—总共多达八份—向工会发起挑战。在撒切尔时代的头四年,英国利兰汽车公司、英国钢铁公司、公用事业局和卫生保健部门等举行罢工,却未能动摇政府限制罢工权利的决心。政府的措施包括禁止“飞行纠察队”—即从没有进行罢工的企业拉人充当纠察,还规定一家企业只有在秘密投票中有五分之四的多数赞成时才可以宣布被“关闭”(企业有义务只雇用工会会员)。此外,对于因非法行动造成的损失,将来可以追究工会的法律责任。

下议院里的议会反对派从来没有对撒切尔政府形成过威胁。国内第二大政党—工党在1980年代初因内斗激烈和党的分裂而遭到削弱。工党理事会自1977年起即为左派所垄断;1979年5月的选举失败为托尼·本(Tony Benn)为首的左派势力注入了新的动力。比托尼·本更左的是托洛茨基派的“暴力倾向”组织,该组织从1970年代开始一直试图系统地改造工党并基本上控制了利物浦的党组织机构。当詹姆斯·卡拉汉在1980年10月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时,先是前英国财政大臣、工党右翼领袖丹尼斯·希利被视为最有希望的继任者。在布莱克浦党代会上,当选为新任党主席的却不是他,而是左翼温和派领袖迈克尔·富特。

鉴于工党向左转,雪莉·威廉斯(Shirley Williams)、比尔·罗杰斯(Bill Rodgers)和戴维·欧文等前内阁大臣跟工党分手,于1981年3月成立了一个坚决改革和亲欧洲的新政党—社会民主党(SDP)。一年之内,由于党员跳槽和两次选举,该党在下议院的议员人数增加到29人。1981年6月,社民党跟自由党发表了第一个联合声明。两党于9月正式建立一个“联盟”。补选的成功和民意调查的结果不久即让这一新的组织充满了希望,它完全有可能取代工党成为最大的中间偏左的力量。

1982年春天,在南大西洋发生的一起事件把英国国内政治赶下了英国媒体的头条新闻。3月底,马尔维纳斯群岛(Falkland-Inseln) 附近发现阿根廷军舰。该群岛距离这一拉美国家南部海岸约600公里,1820年和1833年分别为阿根廷和英国占领;这个英国直属殖民地的1800名居民几乎全部都是英国血统。阿根廷却并未因此而放弃过对“马尔维纳斯群岛”(Islas Malvinas)的主权。4月2日,几千名士兵在岛上登陆,开始了入侵行动。此次入侵的主要原因是利奥波德·福尔图纳托·加尔铁里将军(Leopold Fortunato Galtieri)领导的军政府想转移阿根廷民众对国家破产和国内冲突加剧的注意力,并想利用一个伟大的爱国行动来让人民支持他。加尔铁里是1976年发动政变的将军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的再传人。

阿根廷人的入侵让撒切尔夫人深感意外。经过短时间的犹豫之后,她下决心要让该岛恢复原状,并以军事武力重振英国的大国雄风。撒切尔夫人的这一决定并没有因为忧心忡忡的里根总统的劝阻而放弃。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承担了外交部在低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责任并于4月5日辞职;其继任者为前国防大臣,之后成为多数党领袖的弗朗西斯·皮姆。还在同一天,由3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从朴次茅斯港(Portsmouth)出发驶向南大西洋。与此同时,人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在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是,联合国的调解努力跟美国国务卿黑格的努力一样都宣告失败。美国一方面通过《北大西洋公约》跟英国结盟,另一方面通过1947年的《里约热内卢公约》也跟阿根廷结盟。从5月初起,美国却无条件地站到了英国一边并给予英国慷慨的军事支持,包括借用登陆舰并将卫星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侦察结果传给英国。

4月25日,英国军队打下位于马尔维纳斯群岛东南面被阿根廷人占领的直辖殖民地南乔治亚岛(Südgeorgien)。5月初,正在撤退中的阿根廷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号(Belgrano)被击沉,300人丧生。阿根廷人则打沉了英国驱逐舰“谢菲尔德”号(Sheffield),20名英国人毙命。在损失了三艘军舰后,英国于5月21日在东马尔维纳斯岛登陆。一周后,英军占领达尔文堡(Fort Darwin)和鹅绿村(Goose Green)。此后不久,改造成运兵船的“玛丽皇后II”号又运送3000名士兵上岸。6月14日,首府斯坦利港(Port Stanley)落入英国人手中,一天后阿根廷人投降。阿根廷初步估计其阵亡人数为652人;英国的死亡士兵与平民是255名。6月17日,加尔铁里将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下台。其继任者雷纳尔多·贝尼托·比尼奥内将军(Reynaldo Benito Bignone)只得到陆军而没有得到空军和海军的支持。一年后,阿根廷开始了谨慎的民主化。在1983年10月举行的自由选举中,由劳尔·阿方辛(Raúl Alfonsín)领导的激进公民联盟(Unión Cívica Radical)获胜。1976年3月建立的军事独裁统治随之宣告终结。阿根廷军政府本想以入侵马尔维纳斯群岛点燃民族主义之火,结果是玩火自焚。

英国绝大多数人都支持采取军事行动抗击阿根廷的进攻。反对党的领袖们,不管是工党的迈克尔·富特还是自由党的戴维·斯蒂尔或社会民主党的戴维·欧文,无一例外。正在罢工的铁路员工推迟了一次计划好的劳工斗争,以免国家的最高利益受到危害。据调查显示,撒切尔夫人的个人威望在战胜阿根廷之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民意调查专家在3月的调查结果显示,保守党的支持率为31%,工党和“联盟党”分别为33%,此时则变成46∶27∶24。这位女首相在决心以强硬姿态对抗阿根廷时应该或多或少有过内政上的考虑,但肯定跟经济与战略无关。马尔维纳斯群岛唯一的经济行业是养羊业。英国除留下一支规模极小的部队外撤走了全部军队。英国倘若真的出于切身利益要保住这一群岛,必然会保留一支具有足够威慑力量的部队。评论家彼得·詹金斯(Peter Jenkins)指出,马尔维纳斯群岛不过是“后帝国时代的一点残垣断壁而已,既没有战略价值,也没有经济价值,距离该国在国内和国外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十分遥远”。

但这些岛屿却让人们回想起昔日的辉煌,其象征意义难以估量。有鉴于此,不管是哪一届英国政府都不可能在阿根廷的侵略面前退却。民族尊严受到了屈辱,这种感觉不用这位女首相煽动,它在1982年4月无处不在。迎来胜利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她那种预料中的爱国方式来诠释这一胜利。“要说真的发生了什么,那就是,英国再次表明,它不容许别人把它推来搡去”,撒切尔夫人于1982年7月3日在切尔西(Chelsea)这样表述,“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退却中的民族。我们获得了新的自信心—它来自国内的经济斗争,在8000英里之外经受住了考验,已被证明货真价实。这种自信心根植于我们重新发现了自我,并随着自尊的重新恢复而强大。英国在南大西洋重新找到了自我,它在那里取胜之后不会功亏一篑”。

1983年5月13日,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打响一年后,撒切尔夫人请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解散下议院,经同意后将选举日期定在6月9日。这位首相在1981年9月改组内阁,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在政府里的地位。几位自由主义倾向较为浓厚的保守党人,即所谓的“WETS” 被边缘化,比如就业大臣詹姆斯·普赖尔被打发到北爱尔兰。所有经济政策方面的重点部门立刻落入忠于这位政府首脑的追随者—所谓的“DRIES” 手中。基思·约瑟夫接掌对撒切尔夫人来说尤为重要的教育与科学大臣一职。接替皮姆担任国防大臣的约翰·诺特也属“dries”之列,他在1981年1月已经上位。

在选举大战中,这位女首相可以大肆吹嘘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无可辩驳的成就。经济增长在1982~1985年平均达到2.5%,接近1960年代的增长幅度。至于1979年以来失业率急剧增加,保守党认为是巩固与恢复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英国人中十之有九都认为撒切尔夫人领导得力。她喜欢炫耀“铁娘子”(Iron Lady)的称号,这是苏联红军的报纸《红星报》在1976年加封于她的,原因是这位当时的反对党领袖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反共演讲。她为自己在政治上的毫不妥协而自豪。在1980年10月的保守党代表大会上,她朝着党内的批评者们大声喊道,“本夫人是不会转变的”(The Lady’s not for turning),此语借用自克里斯托弗·弗莱(Christopher Fry)一出著名话剧的剧名(The Lady is not for Burning《这位女士不是为了燃烧》,德语为“Die Dame ist nicht fürs Feuer”)。在1983年的大选中,撒切尔夫人丝毫不让人有任何怀疑,她将继续信奉这一座右铭。

在大选前几周,保守党把宣传的重点聚焦在英国因为这位女首相而重新恢复了民族自尊心和国际尊严之上。工党在其竞选宣言中要求实行一个慷慨的就业计划,还要求英国退出共同市场;工党反对购买美国三叉戟导弹的计划,也反对在英国本土部署巡航导弹的打算,原则上同意实行单边核裁军。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联盟呼吁实行大规模投资计划,放弃购买三叉戟导弹,发挥英国在欧共体的积极作用。

这次选举的结果让反对党伤心至极。跟1979年5月的选举相比,工党丢掉了9.3个百分点,只获得27.6%,联盟党拿到25.4%,损失程度还不算太大。(自由党在四年前得票率为13.8%。)保守党失去了1.5个百分点,达到42.4%。英国的多数选举法却使反对党的多数票反转为执政保守党的议席多数:保守党在下议院拥有397个议席(之前为339个),优势非常明显;工党获得209席,联盟党23席,自由党17席,社会民主党只有6席。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保守党跟联盟党类似,主要获得中产阶级和英国南部相对富裕的技术工人的支持,那里的服务性行业十分发达,而工党的重镇则在备受失业煎熬的英格兰北部和威尔士的老工业区。选举的失利导致两大反对党更换领导人。工党主席迈克尔·富特辞去党主席职务,其继任者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跟他同属党内左翼,当选后很快就转变到温和派的立场上来。坚定的左派领袖托尼·本已经不再是下议院的议员。社会民主党的前外交大臣戴维·欧文取代选战中的首席候选人、卸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职务后返回伦敦的罗伊·詹金斯担任主席。保守党只是在内阁一级有所变化。最重要的两大变化是外交和财政部。接替弗朗西斯·皮姆出任外交大臣的是前财政大臣杰弗里·豪爵士;新任财政大臣为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跟杰弗里·豪一样同属撒切尔夫人的忠实追随者。

政府在新任期内所面临的最大国内问题是北爱尔兰问题。在前几年里,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行动没有丝毫减弱。1979年8月,王室成员、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路易斯·蒙巴顿勋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在爱尔兰西海岸钓龙虾时遭到谋杀;除他之外,其孙子、嫂子和一个爱尔兰小水手一同遇难;几个小时后,英国军事巡逻队的18名士兵在共和军的一起炸弹袭击中丧生。1981年8月,10名共和军囚犯在一所英国监狱中死于绝食,他们本想借此迫使政府承认其为政治犯。1984年10月12日,共和军利用保守党布赖顿(Brighton)党代会之际向撒切尔夫人实施炸弹袭击。她本人没有受伤,却有5人丧命,贸易和工业大臣诺曼·特比特(Norman Tebbit)被炸伤,他的妻子终身残疾。11个月之后,即1985年11月15日,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都柏林政府在北爱尔兰事务上享有一定的话语权。但这项协议并没有起到安抚作用:阿尔斯特的新教居民掀起抗议浪潮以示回应,爱尔兰共和军则继续其恐怖活动。

1984年初夏,撒切尔夫人赢得了其外交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胜利:欧洲共同体同意给予“英国回扣”。之前,撒切尔夫人经过艰难的谈判在1982年已经得到过优惠,理由是英国从共同农业市场几乎捞不到什么好处,因此每年向欧共体缴纳约10亿英镑的纯费用过高。1984年6月26日在枫丹白露举行的欧共体首脑会议同意英国减少缴纳40%的会费,成就了撒切尔夫人的个人胜利。她的德国和法国谈判对手赫尔穆特·科尔和弗朗索瓦·密特朗跟其前任赫尔穆特·施密特和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相比对她要忍让得多,她曾不止一次地由于死不妥协而气得二人跟她反目。撒切尔夫人的回报是同意最多提高1.4%的增值税作为欧共体的经费用于改革欧共体的财政,当然不能用于已经膨胀过度的共同农业市场,而这一市场对巴黎和波恩来说似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枫丹白露妥协达成三个月前,即1984年3月12日,英国开始了历史上最长的罢工之一:由主席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领导的矿工工会—全国矿工联盟举行罢工。此次劳动抗争的原因是国家煤炭局决定关闭20座矿井。在有关煤矿的劳工举行抗议后,全国矿工联盟决定进行全国性大罢工,由于之前并没有举行所必需的会员投票,因而这次罢工非法,所有罢工者既拿不到社会救济,也得不到国家的其他援助,即便是工会的伞式组织—劳工联合会也无法支持全国矿工联盟的这次行动。在没有受到关闭影响的煤矿里,有很多矿工认为这次劳动抗争不合时宜,所以继续挖煤。

撒切尔政府和国家煤监局在此前也没有坐以待毙:它们建立储备煤仓,向发电厂和工业企业供应煤炭并加强了警力。罢工的矿工跟治安部队发生了多起冲突,部分冲突非常血腥,甚至有人死亡。1984年7月,这位英国政府女首相甚至声称,“内部的敌人”比马尔维纳斯岛之战的外部敌人更难打败。部分民众通过捐赠和其他救援行动来支持罢工工人。及至秋天,原本希望矿山高级职员工会举行罢工以示声援,结果却未能如愿,至此,罢工战线开始溃败。又过了近半年,罢工才于1985年3月3日正式宣告结束。

1984/1985年的煤矿工人罢工成为英国历史上国家跟工会关系的一大转折点。持续一年之久的劳动抗争的失败不仅是撒切尔政府的大手笔,在更大程度上首先应该由全国矿工联盟对这一结局负责。继续维持无利可图的矿山本来会消耗国家的大量补贴,这不是英国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负担。英国工会曾多次试图阻挡经济结构的调整,屡试不爽,原因在于不断换届的政府在决战时刻总是畏缩不前。撒切尔政府在罢工面前没有退却,最后作为胜利者赢得了这场决战。因此,保守党人在1985年春天信心倍增,他们深信,在追求经济与社会的根本革新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

[1]Brüggemeier,Geschichte(Anm.4),S.309 ff.(zum Verkauf der«council houses»:315,zum Bergarbeiterstreik 1984/85:320 ff., Zitat Thatcher,19.7.1984:325);Marr,History(Anm.4),S.381 ff.;Havighurst,Britain(Anm.4),S.590 ff.;Robbins,Eclipse(Anm.4),S.345 ff.;Brian Harrison,Finding a Role?The United Kingdom,1970-1990,Oxford 2010;Earl A.Reitan,The Thatcher Revolution. Margaret Thatcher,John Major,Tony Blair,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Britain,1979-2001,Lanham 2003;E.H.H.Green,Thatcher,London 20102;ders., Ideologies of Conservatism. Conservative Political Ide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 2002,S.214 ff.;Dennis Kavanagh,Thatcherism and British Politics. The End of Consensus?,Oxford 1987,S.63 ff.(Inflationszahlen:226);Peter Jenkins,Mrs Thatcher’s Revolution. The Ending of the Socialist Era,London 1987,S.50 ff.(Zitat Jenkins:160,Zitat Thatcher,3.7.1982 zum Falkland-Krieg:164 f.);Eric J.Evans,Thatcher and Thatcherism,London 1997,S.12 ff.;Russell Lewis,Margaret Thatcher.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Biography,London 19842;Geppert,Revolution(Anm.4),S.41 ff.(Zitat Thatcher,Oktober 1980:170);ders., Der Thatcher-Konsens. Der Einsturz der britischen Nachkriegsordnung in den 1970er und 1980er Jahren,in: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9(2011),S.170-194. Zum Etikett der«Iron Lady»:Margaret Thatcher,The Downing Street Years,London 1993,S.65(dt.:Downing Street No.10,München 1993).Zur Mittelfristigen Finanzpolitik in der Bundesrepublik siehe oben S.476 f., zum«Uturn»der Regierung Heath 564,zum argentinischen Militärputsch von 1976 725 ff., zu Friedman und Hayek 635 f., zur britischen IMF-Anleihe von 1976 764.

本章共 6 页 (每页约 2000 字) 分页阅读 →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纠错
加书签
详情
加书架
打赏
投票
自动滚动
设置
夜间

评论 0条

加载中...

设置

阅读主题
正文字体
字体大小
18
页面宽度
滚动速度
5
语音朗读
翻页模式
💎

余额不足

您的水晶或能量余额不足,请充值后再试。

立即前往充值

🎫 投月票

1 张月票 = 1.00 水晶。感谢支持!

🎁 打赏作品

打赏将直接扣除水晶余额,鼓励作者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