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因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经受严重的经济衰退—第二次石油危机之际,苏联的经济也经历了戏剧性的下滑。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1980年代初期降到1%,资本利润率下降了5%。当时,苏联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和原油生产国和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石油出口国—石油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60%,但是,一方面油价在1981年再次下跌;另一方面,及至1980年代前半期,已经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联在技术上赶超西方的雄心大志已经全面失败。
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机械与成套设备因两次石油危机变得非常昂贵,从而加速了苏联经济的衰败。但这种困境的关键原因都是“自找的”:归根结底,苏联的制度不具备完成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必要转变的能力。高度的军备竞赛更让国民经济的民用产业停滞不前。
工业部门的问题也正是农业的问题:农业机械化远远落后于自我设定的目标;化工行业没有能力满足对化肥的需求;缺乏铺设沥青的道路,以便将生产者的产品迅速送达加工企业和消费者那里;抱怨集体农庄缺乏劳动纪律已是家常便饭。斯特凡·普拉根伯格对这些后果做了批判性的总结:“自1965年起,农业已经不再是为促进工业建设可以任意挤奶的奶牛,而是套在苏联经济脖子上的一块大石头。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时证明,农业在许多方面明显比1964年还要糟糕。”
农业危机的后果之一是,苏联在1970~1980年从一个粮食净出口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卡特总统以粮食禁运回应苏联在1980年1月入侵阿富汗,正好击中了苏联国民经济一个特别敏感的地方。苏联的粮食供应之所以没有完全中断,主要是农民私人副业生产的功劳:根据苏联的估计,农民私人在1980年提供了近三分之二的土豆和三分之一的鸡蛋,其产品占农业生产总量的四分之一。
从1970年代末开始,苏联逐步感到在资助本国社会制度方面日益吃力。1980年代,对日常消费品的补贴平均每人已超过一个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住房费用,如水和暖气,大部分都由国家来承担。由于官方不允许有失业的存在,事实上不可能裁员,所以企业不得不雇用许多几乎没有活儿干的工人,工资却一文不少:这是以隐性失业为形式的“社会救济”,其影响从统计数字上是很难看得出来的。普拉根伯格把相关的事实联系起来并做出了下列判断,“苏联的财政能力经受着双重煎熬:社会体制的过度膨胀和帝国的过度扩张”。
苏联领导人想通过大规模补贴来防止社会上的抗议,其用心十分明显。总体来说,这一策略还算成功。虽然在1980年代初经常会出现停工事件,包括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werdlowsk)、塞瓦斯托波尔(Sewastopol)、车里雅宾斯克(Tscheljabinsk)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Krasnojarsk),以及乌克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但参加的只是工人阶级中的少数。对于这些罢工事件,安全机构总是以逮捕“首要分子”作为回应。相反,对于那些持不同政见者,苏维埃制度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签署后的头几年一直保持着某种克制。1977年10月至1978年3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一次欧安会后续会议上,苏联及其盟国的代表,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坚决拒绝西方把东欧阵营国家侵犯人权纳入议题的努力,并把这一努力称为干涉内部事务,是不能容许的。尽管如此,东西方在会议结束时商定,将再次举行会晤。会议于1980年11月11日在马德里举行。
1979年11月,几乎在决定入侵阿富汗的同时,苏联领导层加强了对人权活动积极分子采取的措施。或许是为了回应卡特总统的人权运动,早在1977年,莫斯科“推进赫尔辛基决议公开小组”的亚历山大·金斯堡和尤里·奥尔洛夫就已被捕,他们及许多共同奋斗者在1978年被判处长期监禁。到1982年,所有引人注目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都被解散,其成员(包括许多妇女)被逮捕。国际知名持不同政见者,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于1980年1月被流放到高尔基市(Gorki)。在1979~1981年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达到500人左右。苏联希望尽可能防止1980年的莫斯科夏季奥运会受到干扰,这可能是当局转而加强镇压的一个原因。但关键原因可能是另一个:苏联想示威性地让西方看到,它在国内也不再考虑做什么西方希望看到的善意政治行动。
苏联从1979年12月起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跟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所预期的完全不同。对于穆斯林大众来说,红军是外国侵略者中最糟糕的、不信教的那种。1980年2月底,喀布尔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苏联的占领和苏联政府扶植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政权,苏联大使馆遭到枪击,好几个苏联公民被打死。此外,伊斯兰反叛分子—圣战者们袭击红军的车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伊斯兰抵抗战士越来越多地从巴基斯坦和伊朗拥入阿富汗。反对派从各个方面获得武器,不仅有伊斯兰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还有美国。必须指出的是,阿富汗从1980年3月起进行的是一场全面的武装抵抗。抵抗分子喜欢采用的战斗形式是打伏击战。面对这一挑战,红军发动过很多次大的攻势,至1980年底有近1500名苏联士兵阵亡。在所有的战斗中都很难见到阿富汗正规军的影子。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反对入侵阿富汗的委员中,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名气最大,但他没能经历战争爆发一周年的那一时刻。1980年10月23日,柯西金因病重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12月18日,即他77岁生日前两个月病故。柯西金在1960年代后期赢得了经济改革家的名声并坚决支持东西方的缓和。其继任者为前任部长会议副主席、75岁的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Nikolai Alexandrowitsch Tichonow),一个苏共总书记的忠实支持者。勃列日涅夫比吉洪诺夫小一岁,苏共中央负责内政与党务的书记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Andrej Pawlowitsch Kirilenko)也同样如此。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在1978年是67岁。用“老人政治”来形容克里姆林宫的统治可谓一语中的。如果说对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在哪一点上不能抱有任何幻想的话,那就是彻底革新僵硬的苏维埃体制的决心。
1980年夏天,苏联在兴都库什的阿富汗日益卷入艰难的游击战争之时,中欧的东部也意想不到地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波兰自1970年代起处于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中:党的领导人盖莱克曾试图借助国外贷款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这些债务在1978~1980年从185亿美元增加到250亿美元。1979年和1980年,波兰不得不分别用75%和82%的出口收入偿还向资本主义国家所借的债务。1970年代末,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不再能保证电力供应,停电几小时已是家常便饭。对包括食糖在内的一些食物实行了配给制。通货膨胀率在1978年突破了10%的大关。1979年,国民生产总值自1949年以来首次低于上一年的水平。
1980年2月,爱德华·巴比乌赫(Edward Babiuch)接替长期在位的彼得·雅罗谢维奇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却未能让局势有所改观。在新政府于7月1日提高了一些肉类和香肠的价格后,许多城市举行了长时间的罢工以示抗议。7月中旬,卢布林市的大约20万名工人停工。8月中旬,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们开始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反抗。在造船厂电工莱赫·瓦文萨(Lech Watęsa)领导下的造船厂罢工委员会成为行动中心,并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扩大成为跨企业的罢工委员会。8月18日,罢工委员会交给格但斯克行政长官一个含有21条要求的清单。其核心是建立独立于党和企业主的自由工会,要求有罢工的权利和言论自由。8月20日,64位著名的波兰知识分子,其中有天主教政论家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历史学家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和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要求政府承认格但斯克委员会为谈判对象。
在随后的日子里,罢工和占领企业从波罗的海沿岸蔓延至全国。经过一段时间的摇摆不定后,执政当局同意举行谈判并最终于8月31日在格但斯克做出了决定性的让步:同意成立“新的自治工会……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工会”,还承诺限制审查制度并实行言论自由、媒体多元化,释放8月20日以及后来被捕的反对派知识分子。
这是关键性的突破。9月3日,执政当局跟上西里西亚罢工委员会签署了一项类似的协议。两天后,盖莱克因“健康原因”辞职;9月6日,负责安全事务的中央书记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Stanisław Kania)接任。9月17日,来自波兰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在格但斯克聚会,成立了“独立自治团结工会”,列宁造船厂的罢工领袖莱赫·瓦文萨任主席。1980年10月24日,“团结工会”正式注册。然而,华沙主管法院给章程添加了效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条款,那些团结工会的创始人立即提交上诉。工会威胁要举行总罢工,最高法院于11月10日接受了这一上诉。那份效忠声明被当作成立工会的备忘录附件来处理。
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一个独立于政党的工会,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1980年8月18日的格但斯克21条要求是反对“民主集中制”的战斗宣言。根据1920年8月6日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民主集中制是所有共产党都必须遵循的。共产国际虽然在1943年5月正式解散,但“民主集中制”却继续有效。所以,1980年夏天在波兰发生的一切都具有革命的(或者,从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是反革命的)高度。
波兰当时出现的“双重统治”的状态是不可能永久的。新工会的自由性质跟国家权力的专政性质水火不容,急需得到解决。“权力问题”或迟或早都必须挑明。苏联面对波兰危机的态度如何,在1980年夏季尚不清楚。但是,当时已经十分清楚的是,波兰人争取自由的新斗争有一个深层原因:罢工工人面对党和国家时所表现出的那份自信心建筑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自1978年10月起,罗马的教宗是一个波兰人。若望·保禄二世在1979年6月第一次访问家乡时向全世界明示,他比党的任何领导人都更有权利代表波兰说话。
波兰事件给莫斯科、布拉格和东柏林的共产党领导人敲响了最严厉的警钟。尽管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捷克共产党一再催促,苏联一时却未敢贸然派兵干预。跟1956年的匈牙利和12年后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同,潜在的侵略者在波兰将不得不面对持久和广泛的群众性抵抗。进行阿富汗战争的同时在波兰再打一场介于外战与内战之间的战争,将意味着两线作战。华沙条约组织要是在红军入侵阿富汗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又入侵波兰,将彻底葬送在不久的将来跟西方重归于好的前景—这样的风险,就连苏联的“强硬派”也是要千方百计避免的。要避免或将这一危险控制在最低程度上,解决团结工会问题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波兰方案”:通过华沙的国家机器粉碎反对派的工会。根据这一精神,莫斯科向波兰统一工人党施压,同时明确发出信号,不服从就进行干预。
1980/1981年秋、冬季,波兰领导人面对新的罢工仍然多次对团结工会提出的各种要求做出让步。在此期间,团结工会日益强大:到1981年6月,工会会员人数增加到950万人,而“老”的官方工会失去了850万名会员。沃齐米日·波罗茨耶指出,这一新生群众运动的吸引力之所以如此巨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运动在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地区展现出不同的面孔:“它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既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天主教,也是宗教激进主义和改良主义;既是工会、全民族的政党和反共的抗议运动,又是辩论俱乐部和机构化的公民社会。”虽然一些激进的工人已经在考虑如何将统一工人党赶出权力机构,瓦文萨的知识分子顾问们却警告不要进行可能导致苏联干涉的挑衅。在这些“现实派政治家”看来,追求类似“芬兰式解决方案”比较理想:波兰在内政上独立,同时在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尊重苏联的利益。
1981年2月11日,波兰部长会议主席换人,第一次显露出军事解决内政危机的可能性:国防部长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一位将军,接替爱德华·巴比乌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同时保留国防部长的职务。3月底,雅鲁泽尔斯基在跟团结工会谈判时,威胁要实行战时状态法,这才阻止了一场总罢工。6月5日,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接到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以激烈的言辞批评统一工人党“在反社会主义势力面前无休止地退让”,在“国内反革命的压力下节节败退”;波兰的局势因此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一个月后,即1981年7月中旬,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第一书记。他在闭幕词中警告要防止“无政府状态”和“反革命”。
7月底和8月初,波兰出现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和反饥饿游行,抗议食品供应越来越差。随后,苏联施加了更大的压力。8月8日,华沙条约最高指挥官库利科夫元帅(Kulikow)会见雅鲁泽尔斯基。8月14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前往克里米亚,跟勃列日涅夫举行会晤。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一方面要求波兰共产党人尽一切努力,不要让阶级敌人把波兰拉入资本主义阵营的企图得逞,另一方面答应给波兰提供额外的货物并可以推迟偿还债务。在9月2日和3日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书记卡尼亚警告“敌人”,不要以为“政府肯定不会在波兰实行紧急状态”。相反,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捍卫社会主义。他这样表态,估计是暗示他和雅鲁泽尔斯基在克里米亚跟勃列日涅夫达成的一致意见。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波兰危机进一步升级。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9月9日在格但斯克召开,会议决定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发出呼吁,呼吁他们同样为自由工会而斗争。这一呼吁让盖雷梅克及其他温和派人士震惊不已。10月1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面对新的罢工浪潮把局势描写为“严重威胁到民族的生存并危害到国家的安全”。11月下旬,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制定一项紧急状态法。12月初,波兰议会开始审议法律草案,但在波兰大主教约瑟夫·格莱姆普(Jozef Glemp)发出紧急呼吁后,议会于12月8日停止审议。
一时间,似乎还有可能以非暴力形式解决危机。然而,议会的决定不过是国家权力使用的一个幌子。12月13日凌晨,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在波兰实施战时状态法。警察和军队占领了所有交通枢纽。在夜深雾浓之时,警察逮捕了所有能找到的团结工会积极分子,还把自由工会在知识界的同情者抓进了拘留营,尤其是瓦文萨的高级顾问们。到年底时,被捕者总数达到近10000人。罢工、集会与游行自由被取消,电话网一度被掐断,加油站关门,广播和电视被置于军队的控制之下,中小学校和大学暂时被关闭。新成立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委派的人员接管了工厂企业的领导权。
团结工会的支持者们自发组织了数千起罢工进行反抗,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在上西西里亚的卡托维兹煤矿(Kattowitz),经过剧烈的战斗以后罢工才被镇压下去,有8名矿工殒命。实行战时状态法后不久,“被停止活动”的工会成员开始组织对被捕和关押人员的家庭提供援助并建立地下通信网。他们的地下活动并未能阻止当局恢复全面的信件审查和密集的窃听活动,这一切都会让人想起斯大林时代。根据波兰的现行宪法,该国从1981年12月13日开始实行军事统治。
西方民主国家在1981年12月13日以前一再警告苏联不要干预波兰事务,让波兰自己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处理波兰危机的方式和方法立刻引发了强烈的抗议以及此后不久实施的经济制裁。即将举行的关于硬通货债务的谈判被取消,贷款被冻结。美国根据里根总统的指令比其欧洲盟友走得更远:美国取消了向波兰提供农产品—如果这些产品之前得到政府支持的话—禁止波兰船只在美国水域捕鱼,还暂停了波兰国家航空公司LOT的着陆权。美国还不顾其欧洲伙伴的警告对苏联实施制裁,推迟原计划好的关于新的谷物供应协议的谈判,中断向苏联出售开采石油与天然气的技术以及高科技产品。
其实,在西欧关于波兰实施战时状态的一些评论中也夹杂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苏联红军在入侵阿富汗后如果又对波兰进行军事干预的话,将是“第二次打击”,而根据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和施密特总理1980年2月5日的声明,缓和政策是经受不住这一打击的。波兰内部的解决方案即便非常残酷,但跟苏联入侵相比,算得上小巫见大巫了—这种看法跟雅鲁泽尔斯基及其最亲密助手的看法相距不远。团结工会的斗争甚至在西欧部分左派中引起了某种不信任:在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会员的眼里,这个独立的工会天主教和民族色彩太浓。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些社会党领导人认为,团结工会从总体上威胁到缓和政策,而且对争取跟民主德国改善关系的努力特别有害。12月31日,联邦总理施密特为跟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自1976年10月起)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进行谈判而在另一个德意志国家逗留。会谈结束后,施密特在舍夫海德(Schorfheide)接受了一次电视采访,他在采访中谈到波兰实施战时状态法时甚至说:“事情发展到非此不可的地步,这让昂纳克先生跟我感到同样的震惊。”回到波恩后,施密特为回应公众对他的批评,于12月18日在德国联邦议会强调说,他打心眼里站在波兰工人一边并由衷地希望尽早结束战时状态。
战时状态法直到1983年7月21日方才取消,那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第二次访问家乡后几个星期。西方在此之后取消了制裁,对取消战时状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团结工会依然暂停活动,但在西方—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精神与物质支持下,仍在从事地下活动。虽然战时状态法还在实施,团结工会却不止一次地号召其支持者举行示威游行,特别成功的一次是在1982年8月31日,即签订格但斯克协议两周年之际,有近12万人走上街头。
此时,支持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早已本着自我批评的态度在讨论自己阵营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为国家和党的权力机构镇压此次群众运动提供了口实,其中包括挑衅般地呼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效法波兰的榜样。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内也有一些人清醒地认识到,波兰要想扩大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的回旋余地,就必须克服政府跟社会的对抗。波兰在1980年夏季到1981/1982年冬季向全世界明示,即使经过了35年的专制统治,波兰对自由的热爱依然不减。实施一年半的战时状态法也未能让这一事实有任何改变,在命运多舛的波兰,这是1983年夏天可以确信无疑的一个事实。
那些跟团结工会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从拘留所被释放出来以后并没有停止对未来的思考—一个没有苏联的奴役、没有政治压迫的未来。他们在这方面并非孤军奋战。1983年,匈牙利科学院的《历史文献》(Historischen Akten)用英文发表了历史学家胥奇·耶诺(Jenö Szücs)一篇题为“欧洲的三个历史地区”(The Three Historical Regions of Europe)的文章。作者在文章里指出了古老的西方世界,即“拉丁”欧洲的西部与中部,在社会与文化历史上的各种共性,这些共性使西方世界呈现为一个本身多元而又各具特色的统一体,从而有别于以东正教为特征的东欧与巴尔干地区。这篇文章在匈牙利引起巨大反响并在其他中东欧国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同年,自1975年起移居法国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发表了一篇题为“绑架西方”(Unoccident kidnappé)的文章(该文曾于1984年4月以“中欧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entral Europe)为标题用英文发表在《纽约书评》里),立即在中欧持不同政见者的圈子里风靡一时。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为古老西方的那一部分地区走向没落的文化唱挽歌,该地区在1945年以后因雅尔塔会议在政治上变成了东方的一部分。昆德拉称“极权主义的俄罗斯文明”是对“现代西方的极端否定”—在这样的一个西方,每一个进行思考和怀疑的个人都独具权威,而且充满着无与伦比的艺术的创造力。昆德拉指责西欧人从统治中东欧的政治制度出发把这一地区看作东方而不是西方的一部分。由此来看,欧洲,而不是俄国才是中欧的真正悲剧。
这篇文章对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来说犹如醍醐灌顶。但团结工会圈子里的波兰知识分子却无须这样的警示。他们可以感觉到自己得到了证实,即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斗争不仅是为了一个民族的事业,而且是为了一个更加宏伟的事业:为了欧洲所有那些被剥夺了将近40年自由的人民重新获得自决权。
1982年11月10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去世,离他76岁生日还差五个半星期。在他去世后不久,人们就在苏联把勃列日涅夫领导苏联共产党的18年普遍称为“停滞的时代”。就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而言,贴上这样的标签不免有失偏颇。在经济改革领域,勃列日涅夫最初绝非“掣肘之人”。在东西方缓和方面,他目标明确,坚韧不拔,发挥出非凡的能量。他的对内政策以维护稳定与秩序为宗旨,以官僚式镇压为手段,总体上是一种倒退。赫鲁晓夫开启的非斯大林化被中断,斯大林甚至部分得到平反。在勃列日涅夫的统治下,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残酷无情的打压。就所有华沙条约成员国而言,只要侵略造成的风险不是太大,苏联会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动用武力向各国警示其主权的界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最后几年,苏联经济走向衰落的迹象已经暴露无遗,同样无法遮掩的是政治局的无能,面对这一发展已无力回天。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激烈的军备竞赛,对此,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1981年11月12日,克格勃主席、68岁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被选为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安德罗波夫在半年前接替了已故的负责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夫的位置,虽然此举遭到勃列日涅夫的强烈反对。作为政治家,安德罗波夫享有充满活力、善于改革的声誉。事实上,作为内务部长和警察头子,他曾是镇压所有异见者的最高执行官。作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他并不想跟过去所推行的政策一刀两断。在安德罗波夫统治下,审查制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多可以把1982年12月苏联建国60周年之际的大赦称为他的“自由派”行为。安德罗波夫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腐败、反酗酒和强调企业与机关的劳动纪律之中。他不是不愿实行更多的改革,但缺乏的不是意愿而是时间: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死于肾功能衰竭。
70岁的安德罗波夫去世后,72岁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一个被勃列日涅夫视为其“王储”的人接班。人们不可能期望契尔年科进行改革。虽然政治局里大权在握的“四驾马车”中—除他之外还有总理吉洪诺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外长葛罗米柯—他是最年轻的,但是这位新任总书记不管是身体上还是智力上都不堪这一职位的重负。“他拖着身体、步履维艰地来到讲台边,不停地小口喘气,面无表情地宣读着别人给他准备的讲稿;重大的演讲他反正已经让给了别人。”赫尔穆特·阿尔特里希特这样描写道。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
政治局的老人当政在1982~1985年已经达到了荒谬无比的地步。尽管如此,还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在认真考虑再让一位老将来接替死去的这位总书记:莫斯科的71岁老人维克托·瓦西里耶维托·格里申(Wiktor Wassiljewitsch Grischin)。但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在这一时刻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党的最高领导人更迭之际谋求一个新的开端:1985年3月11日,前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Stawropol)党委书记、49岁的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当选新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不久即将证明,这一决定是苏联历史上至此为止最重大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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