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牙会议是一次突破。国家与政府首脑作为整体在1969年成为一个具有使命感的机构,要克服成员国之间的摩擦与掣肘,继续发展共同体。这样一来,欧共体在1966年卢森堡妥协中所开启的路线得到了证实:决定欧洲共同体政策的不是共同体委员会,而是国家与政府首脑理事会。在国家政府间的层面决定共同体委员会应该去做哪些事。
蓬皮杜在英国加入欧共体的问题上之所以转向,原因很多。戴高乐对扩大欧共体说“不”使法国在其他国家面前逐渐陷于孤立。法国需要这些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以找到解决共同农业市场问题的办法,这种办法要满足法国农业提出的各种要求。除此之外,还有上文提到的这位法国总统的担心,联邦德国在实行社民党—自民党的东方政策过程中可能会放松跟西方的联盟。基于这一看法,巴黎跟伦敦携手就显得十分重要,以平衡波恩日益增强的实力并提高其对欧共体前途的兴趣。另外,法国跟英国对下列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即欧洲不应该共同发展成为一个超民族的融合体,而是应该继续成为主权国家的一个共同体。在抗拒欧共体发展成为联邦制的过程中争取英国成为盟友,这种想法也是法国修正其欧洲政策的一个原因。
在内政方面,第五共和国从1960年代向1970年代的过渡时期经历了左翼党派在路线与组织上的一系列重组。共产党对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在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反对,并从此跟苏联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党的实际领袖、副总书记乔治·马歇的领导下,法国共产党强调其民主的基本理念。他赞成“进步的民主”,批评东欧阵营践踏人权,但也没有像同时期恩里科·贝林格领导下的意大利共产党那样坚定地朝着“欧洲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在1971年2月的纲领中,法国共产党还强调自己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先锋作用。
另一大左翼党社会党长期由总书记居伊·摩勒领导,他在许多左派人士眼里,特别是在“1968派”人士的眼里享有投机派的恶名,使该党举步维艰—加斯东·德费尔在1969年6月总统选举中令人羞赧的得票结果就足以证明。在1969年7月伊西莱穆利欧的党代会上,前国务部长、曾经批评社会党阿尔及利亚政策的阿兰·萨瓦里(Alain Savary)换下了摩勒,并立刻启用“第一书记”的头衔。在这次党代会上,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也改用了一个新名称:从此自称为社会党(PS)。萨瓦里的当选让许多左翼党派的成员更容易加入改革后的社会党。
1972年6月在埃皮奈(épinay)举行的下一届党代会上,社会党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共和制度大会党(CIR)合并。密特朗事前不久刚加入社会党,在埃皮奈被选为第一书记,替下了萨瓦里。密特朗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他谋求跟共产党人结成政治同盟,但必须保证社会党人的领头作用。1972年6月26日的两党共同政府纲领朝着这一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社会党跟共产党在纲领中就宪法改革和对一些最大型企业实行国有化达成一致,同时并没有掩饰在外交与国防政策方面的不同立场。这项纲领具有浓厚的共和派色彩,连激进派左翼人士都予以首肯:一个新成立的派别—激进左派运动在1972年夏天就从激进社会党中分裂出来并加入了这个在野党的新左派大联盟。
在政府阵营内部,吉斯卡尔的独立共和党人尽力在戴高乐派的保卫共和联盟(UDR)面前突出自己。围绕着投机地皮买卖而爆出的多项丑闻给右翼自由派人士提供了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公开指责那个势力更强大的伙伴党里有几位头面人物卷入了丑闻。在保卫共和联盟内,以前国防部长皮埃尔·梅斯梅尔为首的右翼以及他领导的戴高乐主义行动存在小组认为总理沙邦-戴尔马的政策过于自由化,对工会过于友好,所以竭力反对。蓬皮杜对这位政府首脑也心存疑虑,因为沙邦-戴尔马的地位在此期间得到了极大加强,以至于总统开始把他看作一位竞争对手,甚至是对第五共和国总统制的一种威胁。为了使政治的重心转而对他有利,蓬皮杜于1972年3月16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举行一次全民公投,希望他的欧洲政策,具体说就是欧共体扩大到英国、丹麦、爱尔兰和挪威,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
全民公投的结果跟蓬皮杜的希望大相径庭。在1972年4月23日的投票中,虽然有68.32%的人赞成,31.68%的人反对,但没有参加投票的人达39.8%,高得异乎寻常,还有11.6%的空白和无效票。社会党人号召抵制全民公投,他们虽然赞同总统的欧洲政策,却不愿意看到他在左派政党之间打入一根楔子而得意忘形:在此期间,社会党跟号召投反对票的共产党正就一项共同的政府纲领进行谈判。蓬皮杜的威望并没有因为公投的结果而得到加强,戴高乐派喜欢押注于全民公投,但1969年和1972年的教训让他们放弃幻想,之后收敛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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