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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伟大社会”与越南战争之间:约翰逊的美国

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1908年生于得克萨斯州,他在很多方面都跟其前任约翰·肯尼迪正好相反。约翰逊出身教师,从1937年至1949年担任众议院议员,到1960年被选为副总统之前一直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两个参议员之一。跟那位来自波士顿的很有修养的百万富翁之子相比,他显得粗鲁,甚至是没有理智;除了政治以外,他好像就没对什么感过兴趣。但就实际的立法经验而言,华盛顿的那些“政策制定者”中能够望其项背者寥寥无几。“LBJ”(约翰逊)并不是一个保守的得克萨斯民主党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坚定的“新政”拥护者。最让他佩服的美国总统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963年11月22日,当约翰逊意外晋升到美国最高职位上时,他下决心要在到1964年总统选举的这段时间里,尽可能多地落实肯尼迪在剩余的总统任期内曾经计划实现的立法规划,但同时也要深深地打上一些自己的印记。

肯尼迪的未竟事业包括各种减税计划,其继任者身为参议院民主党前多数派领袖,于1964年初在国会参众两院为这些计划赢得了广泛多数的支持。约翰逊的税务法创造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减税,为美国在1964年的经济腾飞—正好在总统选举之前—做出了巨大贡献。肯尼迪从1963年夏天起实施的另一项计划是争取和扩大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1964年7月的民权法禁止在公共交通、旅馆和饭店实行种族歧视,约翰逊本人为此竭尽了全力。该法律还为尽快消除公共学校里的种族樊篱提供了联邦资金。此外,民权法还禁止在工作岗位上对不同种族、肤色、信仰、国籍和性别有任何形式的歧视—这一法定所有权立刻为黑人和其他种族或信仰的少数族群以及妇女们所引用,但真正落实这一条款还将经过血与泪的洗礼。

在1964年1月8日致国会的首篇国情咨文里,约翰逊宣布“向贫穷开战”(War on Poverty),这一想法同样源自肯尼迪总统任期内所做的前期工作,但约翰逊让这一项目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根据国会1964年颁布的《经济机会法》,联邦政府拿出10亿美元,资助平均收入低的市区的幼儿园和学前班、青少年职业学校,用于派遣帮助农村发展的志愿者,并向大学生、农场主和小工业生产者提供低息贷款。新成立的经济机会办公室(OEO)负责发放3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促进地方的社会自助项目,如房客协会和校务咨询委员会等。约翰逊的另一个项目却没有成功:他竭力推进实行“联邦医疗保险”,让每个65岁以上的美国人拥有公立健康保险,却在1964年10月因国会的反对而未能如愿。

总统在1964年所执行的经济、财政和社会政策以及为扩大民权做出的努力都有可能对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产生积极影响。当约翰逊于1964年夏天不得不在重大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首次做出重要决策时,这一日期他也肯定牢记在心。这一决策是关于美国在南越的行动,这是他的两位前任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遗留下来的问题。

到1963年底,美国安全顾问的人数增加到了1.6万人,他们的任务是支持南越军队—越南共和国军(ARVN)抵抗越共。就在这一时期,河内的共产党政府开始比过去更加积极地参与民族解放阵线(NLF,民阵)跟西贡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民阵又以其最强的部队之名被称为越共。从1964年春季开始,北越部队接受在南越作战的训练,原始森林中的道路—“胡志明小道”被拓宽到可以通过载重汽车,北方的游击队员就通过这条道路渗透进入南方。

吴庭艳独裁政权在1963年11月倒台后军政府上台,为首的先是杨文明将军,但不久他就以要跟越共谈判和妥协的姿态出现,想以此解决问题,从而遭到美国人和南越共和国军的反对。1964年1月,他在一场没有流血的政变中被废黜,并由阮庆将军(Nguyen Khanh)替代。从1964年6月起,阮庆的美方“伙伴”是美国新任驻西贡大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军事顾问团团长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William C. Westmoreland),在后者的领导下,美国顾问的人数在1964年底达到了2.3万人。

1964年8月1日,南越军队向北越在北部湾的鸿梅岛(Insel Hon Me)开火。8月初,正是在那里—但在公海海域—美国的一艘预警舰“马多克斯”号(Maddox)巡洋舰一直在游弋。河内领导人认为这是一起美国人和南越人合谋的行动,就指示向“马多克斯”号发动一次鱼雷攻击,造成的损害当然不算大。约翰逊却把这次事件看作一起军事挑衅,下令另一艘驱逐舰“特纳·乔伊”号(Turner Joy)开往事发地点。8月4日,这两艘军舰报告敌方发起攻击,不久却证明根本没有这回事。第二天,华盛顿全然不顾这一事实,命令美国第七舰队的飞机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燃料库和海军基地,向越南战争的“美国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北部湾事件对美国总统来说可谓天赐良机。他在8月7日就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决议,希望授权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包括使用武装力量,援助请求保卫其自由的任何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成员国或保护国”。(这里所指的条约是1954年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前身,南越属“保护国”。)约翰逊几乎没有向国会通报南越向鸿梅岛发动的攻击,也没有通报美国军舰并没有受到过第二次攻击。

8月7日,众议院以全票,参议院以88票对2票通过北部湾决议。总统因此而获得他所需要的全权,在必要时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此时已经不再需要正式宣战了。约翰逊以这一行动向全世界,特别是向美国公众展示了其决心和实力,这一步在总统选举前的几个月非常关键。不管在当时还是在后来,总统都认为没有必要独立地分析这场越南战争的性质。约翰逊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多米诺骨牌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如果丢掉南越,那么东南亚迟早会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在约翰逊最重要的顾问中,没有一个人在1964年8月对这一看法提出反对意见。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都坚决支持约翰逊对河内采取强硬措施,正是这一路线使美国越来越深地陷入东南亚战争。

“天生的”民主党候选人约翰逊以“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许诺进入总统选战—这是亚当·斯密使用过的概念,约翰逊总统是想以此创建一个人人享有公平机会的社会。他的共和党对手、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属于“老大党”内的极右翼。他鼓吹消灭苏联共产主义,让人揣测他有可能在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核武器,这一立场使美国人严重分化。11月3日举行了选举。约翰逊获得4310万张或者说61%的选票,成为历史上得票最多的美国总统。戈德华特得到2720万张或者说38.5%的选票。民主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均赢得了广泛的多数—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更多是戈德华特的极端主义所产生的排斥作用,而不是约翰逊在政治上更有吸引力。此外,他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自由派“魅力”帮了约翰逊的大忙:这位副总统候选人被视为民主党领军人物中最进步的一个,他主要在中西部和东海岸享有很高的声望。

有美国第89届国会的广泛多数做后盾,约翰逊现在可以着手实现其雄心勃勃的内政改革计划了。他在1964年没能办到的事,一年以后办到了:联邦医疗保险给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一个法定保险。同一年,所有领社会救济的人,不问年龄大小,都能通过联邦医疗保险获得一份自己的社会保险。这两项法律是美国成为福利社会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为明显缩小美国跟西欧在福利社会领域里的差距做出了重要贡献。1965年11月,约翰逊顺利签署了一项他可以引以为豪的法律—《高等教育法》。各州通过这部法律获得资金,用于大学的科研与教学,并为出身于低收入家庭但具有天赋的孩子上大学提供奖学金。此外,联邦奖励、培训那些去平均收入低的城区教学的教师。

美国在1960年代早、中期面临的最大内政挑战依然是对黑肤色美国人的系统性歧视,尤其是在美国的“最南部”。对于这种状况,非洲裔美国人中的年轻政治积极分子所采取的行动要比浸礼会牧师、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领导下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暴力得多。1965年初,皈依伊斯兰教的“黑色穆斯林”领袖“马尔科姆X”(Malcolm X)发表了他的自传。他在出生时叫马尔科姆·利特尔(Malcolm Little)。在1965年2月21日被其他黑人穆斯林谋杀后,他的自传被“黑人民族主义者”,即那些分裂主义的和强调本种族优势的黑人,奉为类似圣书般的经典。1966年,另一位黑人民权主义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以激励人心的概念“黑色力量”而独树一帜,他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SNCC),还是密西西比州黑人和白人民权主义者举世瞩目的“自由大游行”(freedom rides)的组织者之一。同一年,“黑豹党”在奥克兰成立,该组织以拉美游击队为榜样,要为解放美国大城市的非洲裔美国人血战到底。

不管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非洲的去殖民化成为激励美国黑人的源泉,推动了美利坚合众国国内的去殖民化。马丁·路德·金于1966年1月把美国大都市的黑人贫民窟称为“国内殖民主义系统”(a system of internal colonialism),美国白人的所作所为跟欧洲人对待其前殖民地如出一辙。路德·金作为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49年发表的《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一文的作者—身后的追随者,视印度非暴力抵抗领袖圣雄甘地为光辉榜样。对那些极端黑人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任何一本书的影响力能超过弗朗茨·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这本为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通过暴力反抗殖民者进行辩护的檄文,前文已对该书做过深入的探讨。

非洲裔美国人的日益不满在美国许多大城市以类似起义的暴动爆发出来,从1964年夏纽约的“哈莱姆暴动”开始。洛杉矶在1965年8月经历了最血腥的隔离区造反:在所谓的“瓦茨骚乱”中,爆发了夜间街头大战和大面积的纵火,有34人死于非命。1967年7月,纽瓦克(Newark)和底特律都发生了“种族骚乱”。1967年,共有87人在这些冲突中丧生。

1965年3月,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城—坐落在亚拉巴马河右岸的塞尔玛(Selma),成为白人种族主义者跟黑人民权主义者进行罕见较量的场所。双方酣战的缘由是,该市市政当局动用一切手段,企图阻止黑人使用1964年的新法律所赋予的公民权利,不让他们在选民名单上登记。1965年1月初,此时的路德·金在回击中情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暗中操纵的诽谤运动的同时,接手领导一场广泛的、超地域和超地区的运动,为塞尔玛黑人居民赢得国民权利而斗争。这是一场具有示范意义的斗争。跟“自由大游行”一样,参加此次行动的也有来自北方的白人民权主义者,对他们来说,非洲裔美国人能否最终像大部分同胞那样享受相同的人权和公民权既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一个良心问题。

1965年3月7日成为塞尔玛的一个“血腥星期日”。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计划在这一天举行从塞尔玛到亚拉巴马首府蒙哥马利的抗议游行。游行队伍还没抵达塞尔玛,该市警察局局长就命令骑马的警察在亚拉巴马河桥上冲散队伍。警察在执行命令时极其野蛮,极其暴力,受伤的人数至少有57人。警察用棍棒打人,示威者遭到毒打,一幅幅照片震惊了美国。但民权主义者们没有退却,计划于3月21日再次组织一次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示威游行。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是个声名狼藉的种族主义者,他被迫请求总统派遣联邦军队保护示威者不受袭击。约翰逊因此而将亚拉巴马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的指挥之下。在游行时,参加最后一段的人数约为2.5万人。他们在没有阻拦的情况下抵达蒙哥马利。但最极端的种族歧视帮派在3月21日晚再次出手,暴露出白人极端分子无所不为的残暴:来自底特律的维奥拉·格雷格·柳佐(Viola Gregg Liuzzo),一个白人女民权主义者,五个孩子的母亲,被四名3K党成员开枪杀死。

“不同肤色”的民权主义者们冒着生命危险所做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65年8月6日,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投票权法案》,目的是在联邦范围内保证所有美国人享有同样的选举权。1966年1月底,南方四个州统计共有9.4万名新的男女选民,其中9.1万名为黑人。这样,这一地区大约30%拥有选举权的非洲裔美国人进行了登记。

对美国白人的种族偏见还必须在另一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移民政策。1965年的一项新法律取消了40年前因实行《1924年移民法案》而对东亚和东欧志愿移民者造成的歧视。从此,每年允许给西半球的12万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17万人发放移民签证,除美洲国家外,任何国家都不允许超过2万人。事实上,因为对家庭团聚的规定非常宽松,难民和寻求避难者也不计入上述限额,所以合法移民的人数要高得多。约翰逊在移民政策方面也可以自诩为内政改革的总统。

在夺得大选的辉煌胜利后,约翰逊在外交领域不得不面对美国近邻加勒比海地区出现的令人担忧的发展: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开始得到过华盛顿支持的总统胡安·博什在1963年9月被军人推翻,军政府随即采用恐怖手段进行统治,从而在经济上引发了一片混乱,反对党势力被迫转入地下。1964年春天,反对独裁的抗议扩大为一场广泛的抵抗运动。约翰逊马上怀疑有出现第二个古巴的危险,没有跟美洲国家组织磋商就命令进行军事干涉,以防止共产主义有可能接管政权。1965年4月28日,第一批海军陆战队在海地登陆。1964年夏天,近似内战的战斗达到了高潮,共有4000多人死亡。1966年6月,经军政府同意举行了大选,保守派政治家、前总统华金·巴拉格尔(Joaquín Balaguer)胜出。入侵部队于9月撤离。美国在不经协商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给美洲国家造成了不信任感,并将持续发酵。

美军撤出多米尼加共和国近一年后,美国在世界上另一个距离遥远的地方—印度尼西亚进行干涉,但这次不是明火执仗,而是隐蔽行事。从1960年开始,苏加诺总统在印度尼西亚实行他所谓的“指导下的民主”,实际上是在打造个人独裁。1963年5月,武装到牙齿的印度尼西亚吞并了西巴布亚(Irian Barat,西新几内亚),没有让当地人民自己决定该地区的前途,虽然雅加达曾经许诺过这种可能性。该地区1962年之前归属荷兰,后来被置于联合国的管辖之下。对于1963年9月正式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苏加诺立刻采取敌对态度。他支持菲律宾对并入马来西亚联邦的沙巴和沙捞越提出的主权要求,宣布马来西亚为新殖民主义的产物。当马来西亚于1965年1月被选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时,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以示抗议。自1961年起,印度尼西亚得到苏联慷慨的武器供应。在内政上,苏加诺越来越依靠印尼共产党,该党有近350万党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东欧阵营以外实力最强的共产党—部分军队静观这一事态的发展,但不信任感变得日益强烈。

在1965年9月30日到10月1日那一夜,雅加达发生了政变,政变者并非整个军队,而是一些左派军官和共产党人。苏加诺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并不清楚;但有迹象表明,他也参与其中。至少有5名高级将领在政变中被杀害。国家电台广播说,一个革命委员会接管了政权,以保护总统和国家不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侵害。

事实上,美国的这个“国外情报局”在之前的几个月一直试图加强反共力量,对此,中情局在印尼的最重要间谍、前贸易部长亚当·马利克(Adam Malik)提供了良好的服务。马利克、中爪哇(Zentraljava)执政苏丹和军队少将哈吉·穆罕默德·苏哈托(Haji Mohamed Suharto)形成三驾马车,还在10月就通过一场反政变攫取了政权,然后利用由中情局资助的新右派运动—“9.30运动”开始剿灭共产党人。根据中情局后来的估计,被杀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多达50万人。1966年3月,苏哈托强迫仍然在位的总统苏加诺,将政府总理的职权转交给他。1968年,苏哈托让人选举他为国家总统。直到他1998年5月被迫辞职,印度尼西亚一直是个军事独裁国家—一方面镇压百姓,另一方面腐败透顶,但跟美国和西方亲密合作。

两年后,美国在世界政治的另一个火药桶—中东所起的作用显得有些扑朔迷离。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继续恶化,起因是以色列从1964年初起从约旦河引水灌溉内盖夫沙漠(Negev-Wüste),约旦跟叙利亚把这一行为当作严重的威胁。在开罗举行的第一次阿拉伯首脑会议也把以色列的这一行为视为侵略行径。自1965年起,巴勒斯坦地下组织(1958年由亚西尔·阿拉法特建立的)法塔赫(Fatah)和敢死队(Fedajin)的战士频繁对以色列目标进行袭击与破坏,假如没有叙利亚的积极支持,这些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1967年春季,在戈兰高地(Golanhöhen)跟叙利亚的分界线一带发生多起边境冲突,以色列空军甚至击落了叙利亚的战斗机。

埃及总统纳赛尔被以色列部队大量集结在叙利亚边境的错误消息误导,于1967年5月15日派遣军队前往西奈半岛。开罗要求驻扎在当地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撤退,联合国于5月19日表示同意,而以色列在此之前拒绝将其部队撤回本国。在埃及部队进入沙姆沙伊赫(Scharm-el-Scheich)后,纳赛尔于三天后宣布在亚喀巴湾(Golfs von Akaba)的出口处蒂朗海峡(Meerenge von Tiran)对以色列船只实施封锁,虽然他完全清楚,以色列早在1957年就把此种行为视为“开战的理由”。5月30日,亲西方而跟叙利亚交恶的约旦出乎预料地加入了前一年11月签订的埃及叙利亚同盟条约。6月4日,伊拉克也紧随其后加入。

1967年的以色列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而出走的移民人数超过了移入的移民人数。面对阿拉伯邻国的威胁,以色列的反应是各种政治力量团结一致。6月2日,几乎所有反对党都加入了由工党(Mapai)总理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chkol)为首的政府。国防部长一职由1956年苏伊士战争的一位“英雄”摩西·达扬接掌。

以色列从华盛顿得到的信号相互矛盾。约翰逊总统和国务院保证尽一切力量让蒂朗海峡畅通无阻,同时又急切地警告以色列不要采取预防性打击。而五角大楼和中情局发出的却是另一种声音—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首脑梅厄·阿米特(Meir Amit)于5月底秘密访问华盛顿,他在警告苏联对中东的日益渗透时,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他还敦促对阿拉伯国家即将发动的进攻实施预防性打击,其立场赢得了充分的理解。在之前的几年里,苏联也确实有目的地扩大了其对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对埃及的影响;苏联也在1967年5月向纳赛尔通报了所谓以色列军队在戈兰高地脚下集结的消息。但是勃列日涅夫认为,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进攻将是一场危险的挑衅,会对世界政治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他强烈警告各阿拉伯政府不要迈出这一步。

纳赛尔接受约翰逊总统的建议,要派埃及副总统扎卡里亚·毛希丁(Zakaria Mohieddine)去华盛顿磋商,估计也跟克里姆林宫的这些消息有关。6月2日的有关报道让以色列人得出结论,美国领导人在试图动员开罗就蒂朗海峡问题提出一个保全脸面的妥协方案,这一解决方案不仅让艾希科尔政府中像达扬那样的“鹰派”认为无助于保卫以色列的安全,就连像外交部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那样一直反对战争的“鸽派”也转向了强硬路线。6月4日,以色列政府根据达扬的建议决定在第二天向埃及发动进攻。

6月5日当天,以色列人就已证明他们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比对手占了太多的优势。战争开始后的头三个小时,以色列成功地摧毁了埃及、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空军,使其所剩无几,以至于敌方的地面部队失去了空中支援。以色列军队以突袭的方式迅速占领直到苏伊士运河边的西奈半岛和“西岸”,即约旦河西岸,此地已计划好作为未来以色列的定居点。战斗打得最激烈之处是耶路撒冷的东部地区,老城就在此地。此战也是以色列获胜。联合国于6月6日通过第一项决议,要求双方立即停火,却先被阿拉伯国家拒绝,这正中以色列的下怀。6月8日,即安理会通过第二项决议后的第二天,埃及同意停火,午夜过后不久,即6月9日,叙利亚也表示同意。达扬对此不管不顾,没跟艾希科尔打招呼就在6月9日占领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戈兰高地,以便一劳永逸地消除叙利亚向以色列国土发动进攻的危险。战争行动以以色列占领(叙利亚之前已撤走)库奈特拉城(Kuneitra)宣告结束,至此,这场被称为“六日战争”的大战也随之结束。

两天前,即6月8日,以色列飞机和鱼雷艇朝在西奈半岛前的地中海上,而且是公海海域游弋的美国信号情报搜集船“自由”号(U.S.S. Liberty)开火,导致34人死亡、171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立刻宣称,他们把“自由”号当成了一艘埃及而不是美国的舰只。根据人们当时的猜测—虽然至今都没有明证—以色列人当然知道他们攻击的是谁,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阻止美国通过监视无线电通信获悉以色列侵占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的企图,以及以色列在核武装方面的进展情况,这一行动在法国摩勒政府时代得到法国的援助。也不知道约翰逊总统是否真的相信“意外事件”的说法,他接受了以色列的道歉,更何况道歉之余还答应给予慷慨的赔偿,“自由”号事件就此画上了句号。

没有人怀疑,以色列要尽可能长期占领六日战争中所获得的土地。6月28日,耶路撒冷老城事实上被吞并,对于这一决定,联合国于7月4日宣布无效。周边的巴勒斯坦村庄被以色列摧毁。9月以色列开始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战略村”和农业定居点,从此开始向在国际法上仍然属于约旦的地区进行移民定居。以色列在占领这些领土以后开始驱逐巴勒斯坦人。在靠近耶路撒冷老城哭墙最近的区域,约有600名穆斯林被迫放弃自己的家园,以保障想在那里进行祈祷的犹太人享有人身安全。将近10万人从西岸逃往约旦东部。1967年9月初在喀土穆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国家宣布“六日战争”的失败在短时期内是个打击。他们决定不承认以色列,也不跟它进行直接谈判,但并没有排除政治解决的可能性—这一决议立刻遭到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反对。

苏联对以色列6月5日的进攻进行了严厉抨击并于6月10日断绝了跟以色列的外交关系,除罗马尼亚以外的所有东欧国家也都效法。美国和苏联在7月联合国大会发表了一项共同声明,宣布通过战争行为占领土地违背联合国宪章,要求“所有各方”及早从6月4日以后占领的地区撤军。所有成员国要尽快承认每一个成员国作为独立国家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的权利,放弃所有违背这一原则的要求。

这两个大国的草案成为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的基础,该决议于1967年11月22日由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从“最近那场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上”撤军。决议要求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相互承认拥有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上独立的权利,要求拥有在安全、边界有保障、没有威胁和暴力之下生活的权利。此外应当公正解决难民问题。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地的呼吁并没有指明是哪些土地,这要归功于美国的努力。这一要求不排除对边界做出有利于以色列的变更,范围也没有明确规定。因为这项决议不过是个空洞的妥协产物,所以以色列也能接受。阿拉伯国家同样表示同意—或者是他们没有看穿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的诡计,或者是觉得对以色列做些小的让步在所难免。

此项决议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联合国调解人—瑞典的贡纳尔·雅林(Gunnar Jarring)试图让双方进行对话。雅林的努力历经数年却无结果,这位外交官于1971年终止了他的工作。以色列坚持直接谈判作为撤军的先决条件,而阿拉伯国家则将至少是部分撤军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早在1968年春季就可以预见到雅林的使命将会徒劳无功。从那时开始,敢死队、法塔赫以及乔治·阿巴什医生(George Habasch)领导下的更极端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对被占领地区以及以色列本土的以色列人和以色列机构频繁进行袭击。虽然那些地下抵抗组织从形式上归属于1964年根据纳赛尔的建议成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巴解组织),但总体上并不受其控制。这一情况并没有因为法塔赫的创建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在1969年成为解放组织的首脑而出现任何改变。

以色列并没有因为“六日战争”而更加接近自己的目标—在一个安全和被认可的边界内生活。强制在“西岸”定居应当让以色列更加安全,但它同时也使以色列更加容易受到攻击。自从跟苏联和东欧阵营断绝外交关系以后,中东这个唯一遵循西方理念的国家比之前更加依赖美国。但这种依赖并不是单方面的。美国历届总统和两大党单从本国犹太选民的选票来考虑就不会让人觉得他们“反对以色列”。而阿拉伯国家在华盛顿却没有可以与之相抗衡的后盾。

1965年2月7日,越南中央高原波来古市(Pleiku)附近的一个美国直升机基地遭到越共的袭击。8名美国顾问被打死,126人受伤。约翰逊总统命令对北越的军事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2月10日发生了另一起对美国军事基地的袭击,美方损失更为严重。约翰逊下令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无限期轰炸,即所谓的“滚雷行动”。几天后,南越少壮派军官发动了一场不流血政变,这是1963年11月吴庭艳总统被杀后的第八次政变。新的掌权者为阮高其(Nguyen Cao Ky)、阮正诗(Nguyen Chanh Thi)和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被他们推翻的阮庆将军于1964年12月跟越共建立了联系,努力通过协商达到和平。这一政策被执政的三驾马车断然拒绝。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美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派遣海军陆战队保护岘港(Danang)的美国大型基地,对此,美国驻西贡大使泰勒将军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因为他认为,动用地面部队预示着一种后果不堪设想的趋势:开始打一场美国不可能取胜的印度支那丛林游击战。他的警告完全符合美国之前的路线,结果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取得一致后,约翰逊总统下达命令,同意威斯特摩兰的要求。1965年3月8日,首批两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共计3500人,携带着大炮和坦克在南越登陆。约翰逊于1965年7月命令向南越增兵5万人,自此,在东南亚打一场地面战争的决定已经无法挽回。及至1965年年底,当地已经有18.4万名美国士兵了。到1967年12月,更是增加到了48.5万人。

约翰逊之所以执行这样的越南政策,其动机毫不让人怀疑。让他担忧的不仅仅是失去南越就会失去整个东南亚,他考虑更多的是对全世界,尤其是对欧洲产生的负面影响。约翰逊在1965年4月曾经说过,要是美国离开越南,就会彻底动摇人们对美国所承担的义务和承诺的信心。7月,他再次强调其坚定不移的信念:如果美国被赶出越南,那么就不会再有哪个国家会像现在这样信任美国所提供的保护。约翰逊因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而更加坚信这一立场。此外,如果放弃越南,约翰逊也担心可能会给内政方面带来后果严重的负面效应。约瑟夫·麦卡锡的飞扬跋扈至今历历在目,对他是个警示:约翰逊认为,那位共和党参议员之所以能够赢得巨大的影响,是因为他能够把“丢失”中国归罪于杜鲁门政府和民主党人。

随着在越南打仗的“美国大兵”人数的增加,阵亡的人数也在增多:1967年底达到将近1.6万人。跟美国人一起参战的有大约50万名南越士兵,近5万名韩国士兵,还有人数不多的来自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士兵。此时,敌方的力量包括约20万名从胡志明小道渗透到南方的北越士兵,还有越共民族解放阵线的近8万名士兵。共产党的丛林战士虽然人数上处于劣势,但他们勇于牺牲,从心理上跟乡村人民打成一片。如果说有个光辉榜样的话,那就是中国内战时期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士。这是另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就像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战争一样,斗志昂扬的非正规军战士向技术上占尽优势的军事强权进行挑战。不管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上,对胡志明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北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比“修正主义”的苏联更具有吸引力。河内跟北京一样坚决反对莫斯科的“和平共处”理论,而且越南民主共和国在经济和军事上从中国同志那里得到的援助要远远超过从苏联同志那里得到的。

美国对游击战争的回应是将其作战方式野蛮化和非正规化。从空中用凝固汽油弹轰炸原始丛林的“落叶”计划(defoliation)毁灭了无数百姓的生命及其生存基础。大片地区被宣布成为“无限制开火区”,军方在这些区域进行的“搜索与摧毁行动”中一旦有怀疑,就可以向任何移动的东西开火。南越北部地区被当作“印第安国”(Indian country),“俄勒冈州特遣部队”的一个名叫“虎师”(Tiger Force)的分队以敢死队的方式行动:由5人至25人组成的小部队围剿地下越共分子及其当地的支持者,在行动中越来越少区分普通越南人跟越共。刑讯、强奸和枪毙俘虏属于家常便饭,其信条是“以游击战对付游击战”。从肉体上消灭俘虏和嫌疑人不仅得到很多上司的默许,这甚至是他们所希望的。用德国历史学家贝恩德·格赖纳特(Bernd Greiner)的话来说就是“号召开展‘数人头’竞赛,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自然方式之一”。

越南战争的日益“美国化”在美国政府内部很早就受到批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底就认为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并希望通过谈判寻求政治解决途径。他在1967年为结束对北越在军事上显然毫无结果的轰炸而努力。1967年11月,麦克纳马拉接受约翰逊总统的建议,于第二年去世界银行担任行长。在麦克纳马拉之前,即1966年12月,从不掩饰反对越南战争立场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就已退出了政府。从1966年起,还有两位重要的参议员也在为尽快结束战争而竭尽全力:民主党多数派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和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

美国总统也并非拒绝跟北越谈判。1965年4月他就在巴尔的摩(Baltimore)的一次讲话中多次赞同要达到这一目的,从那以后又多次同意以非官方的形式跟河内举行会谈。约翰逊在1967年9月宣布准备结束轰炸,前提是北越确实愿意进行建设性会谈。但对方没有发出任何令人鼓舞的回答。只要美国坚持南越独立并保留其亲西方的政府,那它就不可能指望共产党会改变立场。

仅从财政角度来看,约翰逊政府就不能不考虑结束这场战争。仅在1967年,越战的军事开支就达到了创纪录的203亿美元。战争费用加上用于“伟大社会”项目的开支导致国家财政赤字节节升高。1967年8月,美国总统被迫请求国会加税10%并严格控制支出,否则的话赤字可能超过280亿美元,结果将是货币大幅度贬值,利率上涨,国际收支恶化。对于这一警告,国会无动于衷,约翰逊不得不在1968年初修改了向国会提出的要求并再次提交给国会。双方的拉锯战最后以共和党人—他们在1966年的中期选举中又夺得3个参议员和47个众议员的席位—跟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一起强行通过一项妥协而告终,约翰逊只能忍痛表示同意:他不得不为加税付出代价—减少60亿美元的“伟大社会”开支。

跟迅速上涨的战争开支一样不容忽视的,是反对美国在越南行动的抗议日趋激烈。战争的“美国化”主要给大学生敲响了警钟,他们在毕业后很有可能被征召服兵役,“被抽壮丁”。1964年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率先举行了抗议活动。1965年3月在安阿伯(Ann Arbor)的密歇根大学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反战“宣讲会”。号召举行宣讲会的是历史悠久的坚定左翼学生联合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它脱胎于1905年成立的工业民主联盟,这一学生联合会不久就发展成为一支“新左派”的萌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组织了1965年4月的华盛顿大型反战示威游行,多达25万人参加。两年后,即1967年4月,已经有20万人响应民权和反战组织的号召参加了在纽约的反战游行。1967年秋季,生产凝固汽油弹[“橙剂”(Agent Orange)]、致使越南热带丛林脱叶的巨头陶氏化工(Dow Chemical)成为大学生“静坐”抗议的靶子。跟大学生和教授们一起参加反战抗议行动的还有像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那样的非洲裔美国人组织。1967年10月有10万人加入由马丁·路德·金率领的“华盛顿大进军”,游行的高潮是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发表讲话,要求结束越南战争。

到1968年初,新闻界赞成越战的尚占优势。但几大著名的报纸和杂志,如《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和《新闻周刊》,从1966年起逐步以批判的态度报道在越南发生的事件,从而产生了影响。美国在越南究竟在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这一问题已经不容回避了。到了此时,很多人都不相信政府关于这是一场捍卫自由之战的说法。有些批评家走得更远,他们指责自己国家的政府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跟一场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一场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战争—越共的斗争也确实属于这一范畴。

美国人还从来没有通过电视这样身临其境地经历过一场像越南战争一样的战争。战争拖得越久,对美国的战争行为批露得越多,从越南发回的图像就越来越难以让作战部队在自己“家乡的战线”找到后盾。战争的支持声正在减小:如果在1967/1968年之交冷静地加以观察的话,对这一点就不可能再有任何怀疑。[1]

[1]Willi Paul Adams,Die USA im 20. Jahrhundert,München 2008,S.100 ff.;Alan Brinkley,The Unfinished Nati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Boston 20085,S.822 ff.;Robert A.Caro,The Years of Johnson.Vol.4:The Passage of Power,New York 2012;Vaughn Davis Bornet,The Presidency of Lyndon B.Johnson,Lawrence,Kansas 1983,S.45 ff.;Irving Bernstein,Guns or Butter. The Presidency of Lyndon Johnson,New York 1996,S.15 ff.(zur Begriffsgeschichte von«Great Society»:331,Tonkin-Resolution,7.8.1964:338);Robert Dallek,The Flawed Giant. Lyndon Johnson and His Times 1961-1973,New York 1998,S.293 ff.;Thomas Alan Schwartz,Lyndon Johnson and Europe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Cambridge,Mass. 2003;George C.Herring,LBJ and Vietn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r,Austin 1994;ders.,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1950-1975,New York 19963;Robert S.Olson/Randy Roberts,Where the Domino Fell. America and Vietnam,1945 to 1990,New York 1991;Robert D.Schulzinger,A Time of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1941-1975,New York 1997;David Kaiser,American Tragedy. Kennedy,Johnson,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 War,Cambridge,Mass.2000;Joachim Arenth,Johnson,Vietnam und der Westen. Transatlantische Beziehungen,München 1994,S.155 ff.;Bernd Greiner,Krieg ohne Fronten. Die USA in Vietnam,Hamburg 2007,S.41 ff.(Zitat Greiner:279,Motto der Tiger Force:231);Marc Frey,Geschichte des Vietnamkriegs. Die Tragödie in Asien und das Ende des amerikanischen Traums,München 20109,S.99 ff.;Andrew Preston,The War Council. McGeorge Bundy,the NSC,and Vietnam,Cambridge,Mass.2006,bes.S.129 ff.;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Oxford 1982,S.198 ff.(zu Johnsons Motiven bei der Vietnampolitik);Thomas Borstelmann,The Cold War and the Color Line.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Arena,Cambridge,Mass.2001,S.135 ff.(Zitat Martin Luther King,Januar 1966:206);Hugh Davies Graham,The Civil Rights Era.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olicy 1960-1972,New York 1990,S.125 ff.;Robert Weisbrot,Freedom Bound. A History of America’s Civil Rights Movement,New York 1990,S.86 ff.;Lawrence S.Wittner,Rebels Against War. The American Peace Movement,1933-1983,Philadelphia 1984,S.254 ff.;Tim Weiner,CIA.Die ganze Geschichte(amerik.Orig.:New York 2007),Frankfurt 2009,S.338 ff.;Norman G.Finkelstein,Der Konflikt zwischen Israel und den Palästinensern. Mythos und Realität(amerik.Orig.:New York 2002 [aktual.Ausg.]),Kreuzlingen 2002,S.261 ff.;Charles D.Smith,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New York 19963,S.187 ff.(amerikanisch-sowjetische Vereinbarung vom Juli 1967 und Resolution Nr.242:212);Walter Laqueur,The Road to War. The Origin and Aftermath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67/68,Harmondsworth 1968;Yosef Govrin,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53-1967. From Confrontation To Disruption,London 1990,S.317 ff.;Tom Segev,1967. Israels zweite Geburt(amerik.Orig.:New York 2007),München 2007,S.173 ff.;Herfried Münkler,Die neuen Kriege,Hamburg 2002(zu den«asymmetrischen Kriegen»). Zum National Origins Act von 1924:Heinrich August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 Die Zeit der Weltkriege 1914-1945(fortan:Geschichte Ⅱ),München 2011,S.216. Zur Suezkrise von 1956 siehe oben S.233 ff., zur UNEF I S.238 f., zu Frantz Fanon 331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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