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西方通史(第三卷):从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 /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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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深渊的边缘:古巴危机及其后果

1963年11月2日,南越军队开始动手。总统吴庭艳及其胞弟吴庭儒在试图逃跑时被抓获,随后被处决。吴庭艳的另一个弟弟逃到美国驻顺化领馆,结果被交给造反的部队,后来也被处决。肯尼迪对吴庭艳被杀感到震惊,但对政权的更迭表示欢迎。如同希望的那样,吴庭艳及其家族的倒台迅速使“佛教前线”的局势得以平静。至于以杨文明将军(Duong Van Minh)为首的新领导人把跟越共的战争进行到底,这是华盛顿对他寄予的希望,但还要让事实来证明。

吴庭艳被杀后不到三周,美利坚合众国第35任总统遭遇了相同的可怕命运:1963年11月22日12点30分左右,约翰·肯尼迪乘坐敞篷汽车穿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时被枪杀。不久,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因涉嫌开枪而被捕。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奥斯瓦尔德在服完兵役后于1959年前往苏联旅行,在那儿同一名苏联女公民结婚。回到美国以后,他因公开声明同情菲德尔·卡斯特罗而引起注意。1963年11月24日,公开宣判后的第二天,奥斯瓦尔德在被押往县监狱的途中被夜总会老板杰克·鲁比(Jack Ruby)开枪打死。肯尼迪的继任者、前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任命了一个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为首的调查委员会。经过一年的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向总统开枪的只有奥斯瓦尔德一个人。无论是他还是鲁比都跟国内或国际上要刺杀肯尼迪总统的阴谋没有关系。

沃伦委员会的证据与结论从一开始就引发了争议,其调查方式也并非无可挑剔。除了苏联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流亡者、黑手党和美国极右势力外,副总统约翰逊、军方高层、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s)的联邦调查局(FBI)、中情局以及得克萨斯的石油工业均有图谋杀害肯尼迪的嫌疑。主张其他阴谋论的人却不能公布自圆其说的证据。一个由众议院于1976年任命的委员会在三年后发表了一份报告,驳斥奥斯瓦尔德是唯一枪手的说法。报告称,从一份录音中可以听到四声枪响,而只有三颗子弹有可能来自奥斯瓦尔德的枪。另一个国家科学基金的调查委员会则于1982年坚决否定了所谓的第四次枪击和有另一个枪手的说法。该委员会认为,沃伦委员会的结论无法否认。

肯尼迪的死讯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随着这位年仅46岁的美国总统的逝去,一个巨大的希望好像也随之破灭:人们曾经希望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今后几年里仍然由这样一位政治家来领导,他曾经以其“和平战略”指出了一条从毫无意义却又十分危险的冷战对峙走向东西方缓和的道路。很多人在事后都坚信不疑,在肯尼迪的领导下,越南战争肯定不会像其继任者约翰逊当政时那样激化。肯尼迪被视为这样一位总统,他比其很多前任都更令人信服地代表了美国的“1776”精神并且赋予了它新的生命。1963年11月22日夜晚,当达拉斯的消息传到西柏林时,人们在黑暗的窗户后面点起了蜡烛。波兰的大学生参加了自发举行的追悼大会;在举行葬礼的那个夜晚,教堂的钟声连续敲响一刻钟之久。苏联电视台转播了肯尼迪的葬礼以及追悼礼拜的隆重仪式。

综合后世对肯尼迪各式各样的了解,人们现在对他及其作用的评价比他死后不久的那个年代要实事求是得多。肯尼迪为赢得权力和维护其祖国的所谓权益表现得那般有恃无恐,这跟他在演讲中的道德激情常常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为黑人民众的平等所做的努力远远落后于他所唤起的那些期望。无论是他还是他的顾问们都从未认真思考过越南战争的性质。倘若肯尼迪在1964年再次当选总统的话,他肯定会撤走美国顾问而不是派遣战斗部队,这种说法不过是肯尼迪的铁杆卫士们的猜想而已。

在肯尼迪的功劳簿上,首先要数他在处理战后最危险的局面—1962年秋季的古巴导弹危机时对正确尺度的拿捏,尽管有些犹豫不决。他善于激发其同胞争取远远超越时间和物质需求的目标。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的演讲成为其政治遗嘱。他为整个西方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要有坚定的意志,把和平看作人类超越一切的最高利益,并且要相应地去行动,哪怕意识形态的分歧是那样不可调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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