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西方通史(第三卷):从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 / 正文
点评
一场繁荣的开始:西欧的民主国家,1950~1955

1950年以后,欧洲经历了一场持续长久的经济增长阶段,其程度超过了美国。如果以1953年为指数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到1959年增长到104%,英国113%,法国122%,在重建需求特别高的联邦德国甚至达到141%。1950~1958年,西德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8%,意大利为5.3%,法国是3.5%,英国为2.3%。

朝鲜战争具有“引爆”的效应:它导致短期出口繁荣,而且跟大部分观察家的预测相反,这一繁荣居然能够转变成持续很久的经济增长。跟两次大战间歇期不同,经济的增长不是依靠导致国内经济疲软的低廉工资。用社会学家布克哈特·卢茨(Burkhart Lutz)的话来说,“螺旋式的繁荣”代替了“螺旋式的萧条”。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有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能花这么多钱去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或者把钱用于高端消费和业余生活。许多一直被视为奢侈品的产品,还有很多在经济大繁荣期间刚刚上市的产品,都成了“共同富裕”(这是波恩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的一句口号和一本书的书名)的象征。从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到个人小轿车,从高质量的收音机和后来的电视机,到1960年代的冰箱和1970年代的洗衣机,大部分家庭不用长期负债就能买得起。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自己开车或坐飞机旅游度假已经习以为常了。相比之下,共产主义势力范围内的大众消费发展得要缓慢得多,因为那里的重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更为优先。但即便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率从1950年至1975年也相当可观,年平均增长率为3.5%(相对于西欧的4%~4.5%)。

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间,单纯就物质而言,在西方世界出现了一种新常态,这是欧洲大陆西部地区大部分人自1914年以来未曾经历过的。借用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的“长波理论”来解释,始于1880年代末,以电力、化学和发动机为特征的一轮“康氏长波”高涨期在1940年代中期因进入衰退而告终结。新一轮的“康氏长波”高涨期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初期,其特征为高科技电子和核能。对这一轮的高涨期来说,1945年后欧洲范围内的“结构断裂”功不可没。对于1950年前后出现的这种“特殊局面”,社会学家哈特穆特·克尔布勒(Hartmut Kaelble)认为,其原因包括“各国经济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如德国的货币改革,1945年以后,国际范围内告别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经济保护政策,美利坚治下(pax americana)的国际经济自由化,但也包括劳动力具备空前的机动性以及战后时期数目巨大的投资率”。

但有些情况也支持这样的理论,即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回归“正常的”、由生产要素的长期发展所决定的发展轨迹。再次引用克尔布勒的话来说:“欧洲经济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经济的巨大摧残和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灾难深重的闭关锁国政策脱离了正常的增长轨迹而下行。欧洲经济没能充分发挥其潜力。及至1950年代和1960年代,暂时的超高增长率弥补了实际经济能力的滞后发展,为接下来的正常发展铺平了道路。”

1979年,法国经济学家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的著作《战争的热潮或无形的革命》出版。把1945年后的“辉煌30年”称为“无形的革命”,可谓名副其实:在这个“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马格林(Stephen A.Marglin)和朱丽叶·朔尔(Juliet B.Schor)之语],欧洲旧大陆的社会变化之大,既胜过之前的几十年,也超过之后的几十年。正如布克哈特·卢茨在1984年的分析中所指出的,这是旧大陆彻底工业化的最后阶段,传统的劳动和生活方式被榨干了最后一滴油水。同时,这又是一个社会形态过渡期,以服务行业大肆扩张为特征。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到处都在下降(在以农业为重的法国,1946年的农业人口尚占37%,1975年仅剩下12%)。在联邦德国,到经济大繁荣的最后阶段,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跟工业界的从业人员数目基本相当。妇女就业成为一种普遍的发展趋势。维修企业还在夹击手工工业,百货公司和连锁超市分店继续挤压专业的个体商店。阶级之间、社交圈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以至于到了1970年代,传统的工人运动氛围已经难寻踪迹,去教会化更加普遍,在高于小学的学校里学习的儿童比例在增加。

而这些发展大部分早在1945年之前很久就已初现端倪。随着大众富裕生活的普及,这些发展不断地加快和扩展,其规模之大,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只是在回首往事之际方能真正领悟。经济繁荣使新、旧社会的矛盾得到缓解。福利国家的扩张跟所在国政府的政治倾向无关,不管它是偏左还是偏右。在联邦德国,工会争得了在企业里的参与决定权,其范围之广是任何其他“资本主义”社会都无法比拟的,尤其在煤炭和钢铁企业非常普遍,监事会里资本的代表与劳动的代表势均力敌。德意志土地上的另一种社会制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造成的竞争压力,也是基本法中规定的“社会国家”的要求并非仅仅流于口号的原因之一。在其他西欧国家,不管是本国疆界之内还是之外的共产主义也促使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尽心尽力,要是没有这种强有力的鞭策,估计情况不会如此。[1]

在1950年代,西方的知识界就共产主义展开了辩论,其中有不少前共产党员:作家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和马内斯·施佩贝尔(Manès Sperber),评论家弗朗茨·博克瑙(Franz Borkenau)、里夏德·洛温塔尔(Richard Löwenthal)和玛格丽特·布伯-诺依曼等。他们不再信仰那个“谁也当不了的神”[这是一本书的书名,该书出版于1950年,由英国工党政治家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作序,书中有凯斯特勒、西洛内、纪德(Gide)等人的文章],看穿了斯大林主义的欺骗与自我欺骗的潜能,其诱惑曾让他们自己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同他们并肩战斗的有独立左派,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此外还有积极的自由主义者,如1951年起流亡国外从事写作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他于1951年发表了《被禁锢的头脑》。还有法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雷蒙·阿隆以及萨特的老对头阿尔贝·加缪。

1950年6月在柏林召开了“文化自由大会”。与会者中有很多上面提到的人,还有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和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悉尼·胡克(Sidney Hook)、雅克·马利丹(Jacques Maritain)、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和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西柏林市长恩斯特·罗伊特,其社民党党内朋友、法学家兼政治家卡洛·施密德,还有年轻的美国评论家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这场国际知识界反共产主义大会回应斯大林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和平宣传。这一宣传是由1948年8月在布雷斯劳(Breslau)成立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务委员会,即后来的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开展的,一些著名的非党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如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也曾参与其中。

文化自由大会最重要的公开资助人为福特基金会,幕后实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也是一些重要的知识分子杂志的发起人和资助者,如英国的《文汇》(Encounter)、法国的《佐证》(Preuves)、德国的《月份》(Der Monat)和意大利的《这一次》(Tempo presente)。跟美国国会那本反对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低级杂志《红色诱饵》(Red Baiting)相比,文化自由大会圈子的那些关于文化自由的杂志对冷战对手的意识形态进行清算,有时还利用黑格尔和马克思风格的辩证法。

在墨索里尼1922年发表《向罗马进军》后不久,墨氏的意大利批评家就把这位“领袖”的法西斯政权称为“极权”,用这一概念刻画出他对国家和社会权力的巨大而又前所未有的野心。在1930年代,主要是美国知识分子用“极权独裁”这一概念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等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1939年在费城举行了首次讨论极权统治现象的学术大会。从德国流亡至英国,后辗转到美国的政治学家西格蒙德·诺伊曼(Sigmund Neumann)在1942年把“不断革命论”(这一概念源自托洛茨基)看作独裁统治的一个共同特征。

在冷战的背景下,“极权”这一概念可谓风靡一时。1951年,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发表了《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她在书中试图从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大陆”形态解释纳粹极权统治现象。她认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社会走向瓦解,为左翼和右翼极权运动的形成创造了共同的基础。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卡尔·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和出身于华沙的年轻美国政治学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一起出版了影响很大的《极权专制主义与独裁》(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一书。弗里德里希早在1933年就从德国移民至美国,曾是1953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一次关于极权主义学术讨论会的精神领袖。两位作者在书中特别强调极权主义的下列特征:每个社会成员在任何生活领域都必须遵从统一的意识形态,有一个组织严密的群众性政党,由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实施的日常恐怖,国家垄断信息和宣传,中央政府控制经济。

以色列政治学家雅各布·塔尔蒙(Jacob L. Talmon)于1952年发表《极权民主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一书,在挖掘极权思想的历史根源方面做出了颇有深度的尝试。塔尔蒙认为,一个政党自视为最高权威,强求垄断整个社会和每个个人的真理,这种做法源自卢梭所说的“普遍意志”论,这种意志设定并凌驾于个人的意志之上。诚然,卢梭关于生而平等的基本思想只对左派而没有对右派产生影响。塔尔蒙把“极权民主”这一概念专门用于左派。按照他的分析,左派还继承了卢梭的衣钵,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右派则相信人之初,性懦弱且堕落。

对各种极权主义理论提出批评的,不仅有部分政治左派—他们认为,任何把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提并论的做法都是对意识形态的亵渎—还有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角度大声抗议许多极权主义理论的僵硬和公式化的特征:划分极权主义的各种标准几乎没有考虑到各种政权的变化,也没有重视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跟外部世界关系的根本不同。希特勒政权肆无忌惮地实行对外侵略,而斯大林的扩张主义更具有“投机”性质:苏联这位领导人逢场才做戏,而且风险要可以承受。布尔什维克分子把自己看作欧洲启蒙运动唯一坚定不移的继承者,而法西斯分子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则是启蒙运动,尤其是1789年启蒙思想的不共戴天之敌,正因如此,对其民主派对手来说,这些人比莫斯科式的共产主义分子更为变幻无常。

极权主义统治,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领袖人物都有控制每一个个人的野心和创造新人的决心。这一相通之处正好解释他们经常号召大众实行虚假民主的行径,这种做法对传统的专制政权来说是非常陌生的。

就跟共产主义东方的关系而言,隶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西欧民主国家在1950年代初期没有什么根本分歧,不管是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或是社会党人担任政府首脑—后者如挪威、丹麦、荷兰。在比利时,从1949年8月到1954年4月由基督教社会党人任首相,1954年4月至1958年6月则是社会党人。在卢森堡是基督教社会人民党,在意大利则是天主教民主党主政。

在英国,工党在克莱门特·艾德礼的领导下于1950年2月虽然赢得了下议院选举,但不得不承受明显的损失。鉴于党内的严重分歧(有关延长服兵役至两年和削减国家医疗卫生服务的问题),工党被迫于1951年10月宣布举行新的大选。工党在选举中虽然票数超过保守党,议会的席位却少于保守党,结果丘吉尔得以再次组阁。保守党依靠其议会多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对铁路和钢铁工业实行私有化。1952年2月,国王乔治六世(Georg VI)去世,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二世继承王位。1952年10月,英国在澳大利亚西海岸的海上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英国自认为这是其世界大国地位的有力证明。

在英国之前三年,比利时也经历了王位的交替,其方式却完全不同于英国。国王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 III)在二战时期没有离开比利时(跟政府相反),他希望能跟占领军当局打交道,却未能如愿。德国人把他扣押在拉肯(Laeken)王宫。德军在1944年9月撤离比利时,利奥波德三世作为战俘被押往德国。比利时流亡政府回到布鲁塞尔以后做出决议,让他的弟弟卡尔·弗兰德伯爵(Graf Karl von Flandern)代替他接管政务。1950年3月12日,在伊斯更斯(Eyskens)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政府的推动下,就利奥波德三世结束流亡问题进行了公民投票。57.7%的比利时人投了赞成票。赞成票当然主要集中在弗兰德地区(Flandern),那儿几乎有四分之三的人赞成他回国(72%),而在瓦隆地区(Wallonien)和布鲁塞尔分别有58%和52%的人投了反对票。这位有争议的国王顺应多数人的意愿,却遭到社会党人和工会的强烈反对。在一场伴随着暴力的总罢工后,利奥波德三世于4月22日宣布退位。1950年8月1日,他将所有的权力移交给儿子博杜安(Baudouin)。1951年7月11日,博杜安登上比利时王位。

1949/1950年震惊意大利的动乱和罢工,更多是社会而不是政治原因所造成的。1949年共发生1250起骚乱,参加者达350万人,1950年共举行1500起罢工,参与者有370万人,这些数字甚至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几年。农业工人和佃农是罢工的主力军,他们占领了大片农田,以此强迫政府于1950年5月进行土地改革,把75万公顷土地卖给了约11万户农户。国家的这一举措不过是消除了大土地庄园而已。1950年10月,德加斯贝利政府设立了南部地区基金,对苦难深重的南部进行改革。根据一项跨度为12年的计划,要对南方实行工业化。结果,该计划只在塔兰托(Tarent)和拿波里(Neapel)周边地区通过建立钢铁厂达到了目的,这些创新措施并没有对纵深地区产生效应。意大利南部在1950年代的增长率虽然前所未有,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甚至在下降,从全国平均数来看,由1951年的68%降到10年后的60%。

意大利的经济影响主要依靠工业化的北方,南方的有劳动能力者在自己的家乡找不到工作就移居那里。历届罗马政府都尽全力支持钢铁工业及其最重要的客户—都灵(Turin)的菲亚特工厂,这明显违反了他们公开许诺的外贸自由化。在财政部部长埃齐奥·瓦诺尼(Ezio Vanoni)的领导下,自1951年起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改革(其核心是每年进行纳税申报),税收部门却通过消极怠工使这一改革只能部分奏效。跟左派反对党,即共产党和社会党人做斗争,是内政部长马里奥·谢尔巴(Mario Scelba)的职责,他在出现游行示威时,时常为一点小事就让警察动用武器。1952/1953年,谢尔巴参照墨索里尼1923年的《反欺骗法》修改选举法,目的是确保执政联盟获得持久的多数: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若获得半数,便自动取得三分之二的议席。

在1953年6月的大选中,德加斯贝利的政党联盟—由天主教民主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以微弱差距未能获得绝对多数,从而使原本希望的结果没能出现(不久,该选举法即告失效)。7月28日,德加斯贝利在担任总理七年后宣布辞职。此后出现过两届天民党少数派政府,却都十分脆弱,所以在1954年2月又组成了一届新的天民党、自由党和社民党联合政府,前内政部长马里奥·谢尔巴担任政府首脑。

跟意大利的天民党不同,其法国姊妹党“人民共和运动”没能成为法国政治的中坚力量。但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法国的政治如果离开或者跟人民共和运动对着干也是不可想象的。从1944年起,人民共和运动人士在不同的联合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部长一职,先是跟戴高乐关系密切的乔治·皮杜尔,然后,从1948年7月到1953年1月,是具有欧洲眼界的洛林人罗伯特·舒曼,此后到1954年6月,又是皮杜尔。1950年5月9日,舒曼公布了由法国规划委员会高级专员让·莫内制定的欧洲煤钢共同体计划。其基本思想是把法国跟德国的煤炭和钢铁工业联合起来,目的是从物质上永远消除两国可能发生战争的基础,同时为西欧广泛的经济与政治合作奠定基础。

美国对《舒曼计划》的反应可谓备受鼓舞。在波恩,康拉德·阿登纳把煤钢共同体看作一个大好机会,以摆脱对鲁尔区的歧视性监管,同时可以在西欧联合过程中使联邦德国成为平等的伙伴。罗马、布鲁塞尔和卢森堡政府对法国的建议也都反应积极。海牙对过多地放弃民族主权持明显的保留态度。英国工党则断然拒绝,不给谨慎从事的艾德礼政府半点颜面。他们担心这一计划会严重削弱英国的主权并对国有化的英国钢铁工业造成危害。苏联认为,莫内和舒曼的计划不过是西欧大资本威胁和平的一大阴谋而已。在法国国内,共产党自然反对舒曼计划,而右翼方面,法兰西人民联盟(RPF)的戴高乐派人士也对煤钢共同体狠批猛攻,并得到法国重工业主们的支持,因为他们觉得,欧洲的煤炭和钢铁联盟最有可能的结局是,再次强大的鲁尔巨人变得力大无比。

在1951年6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人民共和运动遭遇惨败,只获得12.5%的选票,而在1946年11月的选举中,该党还与跟它结盟的派别赢得了25.9%的选票。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一举拿下21.7%的选票,成为仅次于法国共产党的第二大党。法共则获得25.9%,只略少于四年前的28.2%。社会党人得票14.5%,比上届选举少了3.3个百分点。因为选举法对联合参选有利,所以之前的联合执政党保持了稳固的议会多数,并在1951年12月表决煤钢共同体时得到了回报:虽然此时社会党人因一场关于学校政策的罢工而退出了政府,煤钢共同体法案还是以377票对233票得以通过。

一个月后,联邦德国国会通过了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条约,尽管在野的社民党投票反对,萨尔地区的归属问题也悬而未决。该条约于1952年7月25日生效。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设在卢森堡,共同体议会—由成员国议会选派,起咨询作用—设在斯特拉斯堡。在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的领导下,要逐步减少对煤炭、钢材、铁矿和废铁的关税、数量限制及歧视性的价格管理。这样,煤钢共同体为西欧—更准确地说,是为那些愿意共同行使各自民族主权的国家,也愿意把主权转交给超民族机构的国家—开创了更为广泛的经济联合的先决条件。

对此时此刻的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来说,这样削弱国家主权还根本无法想象。1950年6月12日,舒曼计划公布三天后,工党发表了一份关于欧洲统一的备忘录,其内容代表了英国大部分公众的一贯想法:“与欧洲相比,除了空间距离外,我们跟在地球另一半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同宗同族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要靠得更近。不管是语言和出身或是社会习惯和机构,也不管是政治观念还是经济利益,我们都跟他们靠得更近。英联邦国家的国民经济跟英国互补互辅,浑然一体,那些欧洲国家永远也休想做得到。此外,英国还是英镑集团的银行家。”

英国保守党人士的想法跟工党相近。温斯顿·丘吉尔刚刚重新登上首相的宝座,就于1951年11月29日写信告诉他的大臣们:“不管美国施加多大压力,若要把英国跟没有英吉利海峡之便,因而一再被人占领的欧洲国家一视同仁的话,我将抗争到底。”

丘吉尔的这段话不仅剑指舒曼计划,而且对准了法国另一项也是受到让·莫内启发的计划: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来自民主和社会主义抵抗联盟的勒内·普利文建议,创建一个欧洲防卫共同体(EVG)。普利文计划的前奏始于1950年9月15日至18日在纽约召开的大西洋理事会的会议。鉴于朝鲜战争,美国在会上比以往更为坚定地要求联邦德国为国防做出贡献。由于其他所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对美国的建议或多或少勉强表示同意,法国人的顽强抵抗当然不能坚持很久。10月24日的普利文计划规定欧洲防御一体化,所有国家的部队,包括联邦德国部队,在跨国部队的框架下将旅以上部队统一交给一个超民族的统帅部。根据这一计划,需要德国士兵,但不要德国人指挥他们。联邦德国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却要为西方的防御出力。用对西欧国家主权的自我限制来换取在国防领域限制德国的主权,这种做法跟舒曼计划如出一辙。

普利文的本意并非要把所有的法国部队置于一个欧洲的统帅部之下,而只是一部分。本来,这也适用于其他欧洲北约组织成员国,但联邦德国除外。受朝鲜战争影响,联邦总理阿登纳于1950年8月17日向高级专员们建议组建一支由15万人组成的志愿部队,他在没有向政府通报的情况下,便在8月30日的一份安全备忘录中把这一想法向美国高级委员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做了说明,正因为如此,阿登纳一开始对普利文的建议反应十分冷淡。

对于普利文的建议在军事上的可行性,美国和英国政府都曾表示过怀疑。尽管如此,华盛顿和伦敦都准备就法国的建议进行谈判。及至11月8日,阿登纳在联邦议会不顾社民党人的激烈反对,也最终表示支持这位巴黎政府首脑的建议,虽然他本人原来更希望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组织的正式成员国。阿登纳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普利文希望,欧洲防卫共同体将为欧洲政治共同体开启方便之门,其结果必然是联邦德国或迟或早将会受到公平对待,而这恰好符合联邦总理阿登纳的设想。

1950年12月,华盛顿根据阿登纳的请求得以说服巴黎,让军事一体化从高于师一级的单位,即军一级开始。同一个月,在美国的敦促下,布鲁塞尔的北约理事会决定,同时就建立一个欧洲防卫共同体和西德在北约范围内在防务上的贡献进行谈判。鉴于让·莫内对北约部队驻欧洲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影响,谈判的内容从1951年7月起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欧洲防卫共同体,这让阿登纳非常沮丧。

关于欧洲防卫共同体的计划在法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按照雷蒙·阿隆的看法,这是从德雷福斯(Dreyfus)一案以来法国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最为激烈的争论。欧洲防卫共同体的死敌是共产党人和戴高乐主义者。法共把普列文的计划看作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行径,而对那位自由法国的前领袖及其追随者来说,一支一体化的欧洲军队根本不能跟法国及法国军队的崇高荣誉相媲美。而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人民共和运动。他们希望一支共同的欧洲军队将对西欧的政治统一做出决定性的贡献,并使旧大陆在美国面前能够抬高身价。激进社会党人和社会党人在欧洲防卫共同体问题上意见参半。在1952年2月的第一次投票中,国民议会仅以多出40票的多数赞成组建一支共同的欧洲军队。

1952年5月27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外交部部长签署了《欧洲防卫共同体条约》。条约内容比最早的普利文计划要“民族化”得多。欧洲防卫共同体将有40个师,各13000人,法国遣派14个师,联邦德国12个师。原本计划中的欧洲国防部被一个9人组成的、以技术权限为主的专员理事会代替。所有最重要的决定均由国防部长理事会一致做出。

至于欧洲政治共同体(EPG)究竟应该如何组成还一直没有说法。有关谈判从1952年6月15日开始,最早是在双边基础上进行的。9月,根据六国外长的建议,指定欧洲委员会共同大会成员国特别会议制定欧洲政治共同体章程。特别会议于1953年2月底拿出了相应的草案稿。草案建议成立涵盖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卫共同体的共同机构,包括一个由成员国议会派遣议员的参议院,一个对参议院负责的执行机构,一个部长理事会,一个法院,还有一个经济理事会及社会理事会。各国政府在3月原则上表示同意这份草案,同时明确声明,它们不想让国家主权受到丝毫撼动。这样一来,特别会议关于议会权限及监督执行机构的基本想法已经夭折。执行机构应该采用何种形式也没有定论,因为政府间的立场相互对立。其结果是,成员国一致决定,对欧洲政治共同体的问题在欧洲防卫共同体条约获得批准后再做决定。[2]

作为被占领国,联邦德国一度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受到平等对待,也不能拥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自1949年建国起,联邦德国所追求的首要目标必然是取消占领制度,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正常国家。这一目标对所有民主党派来说基本一致,但对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方法以及确定下一步的重点,不同党派却意见相左。以阿登纳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府阵营不仅把积极参与西欧的统一进程当作目的本身,而且也看作获得平等资格这一目的的手段。舒马赫领导下的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则把德国的重新统一而不是欧洲的统一当作首要目标。社民党人把煤钢共同体看作大资本的一项不利于联邦德国的计划,他们担心西德加入西欧军事一体化会把联邦德国变成保卫其他国家的前沿阵地,并使德国的重新统一永远无望。

1950年6月15日,阿登纳依靠政府联盟的票数才使联邦德国以准成员国的身份加入欧洲委员会;社民党投票反对,因为在国际法上仍属于德国的萨尔地区获得了相同的资格。在1952年1月11日就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进行表决时,投票的情况基本相同。对于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爆发了一场口水大战。在反对派的行列中,有社会民主党人,各个工会,德国大部分的新教地区,其中有黑森-拿骚(Hessen-Nassau)地区的教会主席马丁·尼默勒(Martin Niemöller),1950年10月为抗议阿登纳答应做出国防贡献而辞去内政部长职务的古斯塔夫·海涅曼—他兼任新教德国教区主席一职,还有天主教会的德国中心党主席海伦妮·韦塞尔(Helene Wessel)。德国共产党自然投票反对,该党在1949年的联邦国会首次选举中获得5.7%的选票。联邦德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我不参与的情绪”相当普遍。在右翼方面,反对的理由主要是,除非给德国士兵彻底平反,否则,想要为西方军事联盟做贡献根本没门。

面对人多势众的反“重新武装”阵营,政府阵营迫切希望能够尽快在获得平等待遇方面取得进展。1951年3月在对占领法进行首次修正的过程中,盟军高级委员放弃了对联邦和州一级法律的监管。此外,联邦政府被允许跟西方大国建立外交关系,暂时限制在总领事馆一级,并可以设立一个外交部。(首任外交部部长由总理阿登纳兼任。)5月,联邦德国成为欧洲委员会的正式成员。英国、法国于7月,美国于10月先后结束对德国的战争状态。同样在10月,联邦德国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1951年9月起,在就欧洲防卫共同体进行谈判的同时,一项重新调整跟西方盟军关系的总条约也在谈判过程中,它将代替占领法。1952年5月26日,这项此时被称作《德国条约》的协定在波恩签署。该协定把盟军的特殊权利限制在最小范围内,支持联邦德国在西欧共同体的框架之下追求国家统一与平等待遇的目标,决定在一项和平条约中最终确定国界。条约将在四个签署国议会批准后连同欧洲防卫共同体条约一起生效。经过异常激烈的争论后,这两项条约分别于1953年3月19日和5月5日得到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的批准。阿登纳政府通过了至此为止国内政治上最严峻的考验。

政府阵营跟反对党并非在所有领域都像在欧洲政策和国防政策上那样针锋相对。1953年3月18日,在对《德国条约》和煤钢共同体条约表决前,联邦议会通过了对以色列的赔偿协议。根据这项协议,联邦德国承诺在12~14年内向以色列支付30亿马克,向犹太人索赔大会,一个生活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难民的利益代表机构,另外支付4.5亿马克。鉴于德国在纳粹时期对犹太人所犯下的数以百万计的谋杀罪行,不能把阿登纳跟大卫·本·古里安总理所商定的协议看作一种示好的表态。更让人感到羞耻的是,在1953年3月18日表决时,402名议员中只有360人到场,投赞成票的只有239人。所有在场的社民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政府联盟党议员中只有106人赞成。在35张反对票中,有13张来自德国共产党,其他则来自极右翼无党派和政府阵营的议员。86名议员投了弃权票,其中包括属于巴伐利亚基社盟(CSU)的联邦财政部长弗里茨·舍费尔(Fritz Schäffer)以及其党内朋友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ß)。

跟赔偿协议密切相关的伦敦债务协定于1953年2月7日签署,联邦议会在1953年7月2日批准。联邦德国政府通过该协定向三个西方大国及三十个其他非共产党国家承认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的战前债务,还有1933~1945年的私人贷款及贸易债务,总数达135亿马克。另外,还在其他四个协议中对战后头几年因三个西方大国的经济援助所欠的债务做了安排,其总数为160亿马克。二战的战争赔款不在伦敦协定的范围之内,有关事宜留待最终签署和平总条约后再行解决:对联邦德国来说,这无疑是一项非常有利的解决方案,跟一战后的时代有着天壤之别。伦敦债务协定跟赔偿协议一样对提高联邦德国的国际声誉和贷款信誉有着极大的贡献。从长远来看,这一面向未来的投资对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是非常值得的。

联邦议会于1952年8月在社民党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有利于被驱逐者的《负担平衡法》(Lastenausgleich),为国内稳定做出了贡献。该法被历史学家鲁道夫·莫赛(Rudolf Morsey)定性为“也许是历史上最大的财产税”。所需资金并非像社民党要求的那样通过重新分配现有私人财富来筹措,而是通过对有形资产的收益进行征税来完成,可分期30年缴纳。这样做,财产结构与社会结构都丝毫无损。《负担平衡法》不仅从社会角度安抚了被驱逐者,而且有效地抑制了这一高达数百万人的群体在政治上铤而走险的危险。同样为了达到最后一个目的,联盟党政府制定了基本法第131条实施法,并于1951年5月11日生效,该法的实施对象是1945年5月8日后被解除公职的前纳粹分子,现在又恢复了他们过去的权利。算是为了平衡,另一项赔偿法也在同一天生效,其赔偿对象是在纳粹时期遭受不公的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种族或政治原因,他们曾经受到过第三帝国的迫害。

联邦德国对待德国最新历史的方式与方法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联邦德国旗帜鲜明地跟纳粹所犯的罪行划清界限,对1944年7月20日的抵抗志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另一方面,它不仅对大批的“小爬虫”们表示理解,还竭尽全力,尽量不让过去的那些有名的大佬背上犯罪的恶名。那些被盟军判处监禁的企业主和外交官也感受到一股股同情之心。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1938年至1943年曾任外交部副部长,1949年4月在“威廉大街审判”中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当时早已被视为无罪,甚至被当作抵抗志士。1950年10月,在政治家、教会领袖和媒体评论家的强烈敦促下,美国高级委员麦克洛伊将魏茨泽克提前从兰茨贝格(Landsberg)监狱释放。

就连因战争罪被判刑的德国军人也能指望大部分西德公众舆论,特别是教会的声援。盟军在审判前德国士兵的同时又要求德国为防卫做贡献,包括各士兵协会在内的很多方面都认为这是水火难容。这些声援取得了效果:1952/1953年,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和埃里希·冯·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元帅从韦尔(Werl)监狱被释放。1953年6月,联邦总理阿登纳去探望还在服刑的犯人,其中有尼古劳斯·冯·法尔肯霍斯特(Nikolaus von Falkenhorst)大将和党卫军将军、有名的“装甲迈尔”库尔特·迈尔(Kurt Meyer)。阿登纳此行的目的据说是了解韦尔监狱的服刑条件。几天后,阿登纳在波恩的官邸绍姆堡宫(Palais Schaumburg)接见了曼施泰因。阿登纳以这一系列姿态为联邦议院大选造势,可谓人人皆知。

至于阿登纳总理聘用法学家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为其总理府国务秘书,则另有原因。这位联邦总理的理由是,格洛布克业务能力极强。此人曾是帝国内政部犹太人问题主管之一,为1935年有关种族问题的纽伦堡法案撰写过“学术”注解。但这位国务部长不仅能够有力地证明他曾经帮助过很多犹太人,还能说明他用“杂种”(“Mischlingen”)一词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是很客气的,这些都帮了他的大忙。社会党人的强烈抨击未能让这位联邦总理相信,解雇格罗普克符合联邦德国的利益。

首届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的最重要法律之一是关于在煤炭和钢铁工业实施平等的参与决定权的法律。该法于1951年4月10日通过,联盟党和社会党赞成,执政联盟伙伴自由民主党和德意志党反对。从此,雇主与雇员在矿山和钢铁工业的监事会中权力相等。监事会主席是第“十一个”人,他必须保持中立。雇员派遣一名人力资源主管参加董事会。平等的参与决定权为联邦德国带来了一份“经济民主”,这是工会和社民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曾要求过的。阿登纳以其睿智的手段笼络德国工会联盟,1949年成立的一个雇员工会伞式组织,成功地让它退出了反对德国重新武装的联合阵线。阿登纳在1951年的共同决策权法这样的中心问题上尽可能迎合工会的诉求,所以他不用担心会出现反对其防务政策的总罢工。

1953年是选举年,执政党联盟捷报频传,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联邦德国的经济繁荣昌盛,联合政府,尤其是基民盟,把这一切归功于联邦经济部长艾哈德·路德维希的“社会市场经济”。联邦德国在恢复国家主权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赢得了国际威望,这一点在联邦总理阿登纳1953年4月访问美国时表现得特别明显。《负担平衡法》同《参与决定权法》为德国西部国家的社会安定做出了巨大贡献。经过三年鏖战于1953年7月底在板门店结束的朝鲜战争似乎也在彻底证明,不相信苏联对和平的信誓旦旦,而是竭尽一切可能跟美国这样强大的伙伴一起确保自己的防卫,又是何等明智。

有一个党没能再次参加1953年9月6日的联邦议院选举,这就是极右的社会主义帝国党。该党因联邦政府于1952年10月提出的申请被联邦宪法法院判为敌视宪法的政党而遭到禁止。禁止德国共产党的申请耗费的时间更多,到1956年8月才落实。共产党也没能再次进入第二届联邦议院,它只获得2.2%的选票,因少于联邦范围内统一的5%限制条款而败选。古斯塔夫·海涅曼和海伦妮·韦塞尔创建的全德人民党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只得票1.2%。该党曾指责阿登纳以他的西方政策阻挠德国的重新统一。相反,1953年同为首次参选的全德被驱逐者和被剥夺权利者联盟(GB/BHE)—又称“难民党”—顺利闯关进入议会,得票为5.9%。

社会民主党首次在埃里希·奥伦豪尔(Erich Ollenhauer)的领导下参选(重病在身的库尔特·舒马赫于1952年8月20日去世,终年56岁),仅获得28.8%的选票,比1949年还少0.4%。基民盟和基社盟大获全胜,共赢得45.2%的选票,243个席位,在席位上达到绝对多数,虽然是微弱绝对多数。政府联盟党伙伴自由民主党和德意志党虽然略有损失,但获得了足够的席位(自民党跟基民盟分摊选区),让77岁高龄的阿登纳享有强势多数。

但是,阿登纳总理还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个可以改变宪法的三分之二多数。没有被驱逐者和被剥夺权利者联盟的支持,这是无法办到的。由于联邦宪法法院还没有裁定防卫贡献是否符合宪法,而社民党提起的诉讼结果是否对联邦政府有利也无定论,所以最好跟被驱逐者和被剥夺权利者联盟结盟。问题是,该党的领导人是两位有纳粹前科的政治家:党主席瓦尔德马·克拉夫特(Waldemar Kraft)为前党卫军普通成员,党内“强人”特奥多尔·奥伯伦德尔(Theodor Oberländer)在1923年曾参加希特勒的“进军统帅堂游行”,1933年起为纳粹党员,后来又成为冲锋队大队长,1943年因批评对东方民族的政策被国防军开除。为了实现更高的目标,阿登纳置克拉夫特与奥伯伦德尔的政治背景于不顾,将两人召入政府:奥伯伦德尔任被驱逐者事务部长,克拉夫特为不管部长。

1954年2月26日,第二届联合政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联邦议会以阿登纳政府所有党派的票数通过了基本法的《国防第一补充条款》。尽管如此,重新武装之路仍未打通。联邦国防军只有在《欧洲防卫共同体条约》生效后才能建立。可是,国防军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联邦政府手里,而是要由法国来决定:到1954年春季唯一还没有批准该条约的国家。[3]

联邦德国经历的阿登纳时代长达14年之久,在头五年中,法国第四共和国的政府跟第三共和国时期一样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从1949年10月到1954年6月,巴黎共经历了十届政府,七任总理。其中右翼的全国独立人士和农民中心党联合议会党团的安托万·比内(Antoine Pinay)最让法国人难以忘怀。他从1952年3月至12月出任政府首脑,兼任财政部部长,竭尽全力保卫本国货币,消除通货膨胀。比内成功地使法国保持了持续很久的增长阶段,给其继任者留下了相对稳定的法郎。

比内还改变了政党气候:自从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几位议员站到政府一边从而违反了将军不跟其他党合作的指示后,戴高乐疏远了自己的人民联盟。在比内的继任者勒内·马耶尔(René Mayer)的任期内,人民联盟分裂成两派:一个是坚守戴高乐路线的强硬多数派,另一个是少数派,他们希望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在政治上保持行动自由并跟其他议会党派联合。夏尔·戴高乐辞去他建立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主席一职,愤愤不平地回到在科龙贝双教堂村(Colombey-les-deux-églises)他的拉布瓦瑟里庄园(La Boisserie)撰写战争回忆录,让其追随者们去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

1952年夏天,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震撼了法国,主要是抗议推迟退休年龄。8月本是典型的度假时间,却有400万名罢工者使全国基本瘫痪。民主联盟的约瑟夫·拉涅尔(Joseph Laniel)领导下的中右政府犹豫了很久,最后满足了罢工者的大部分要求,罢工者才恢复了工作。四个月以后,即1953年12月,温和右翼派的勒内·科蒂(René Coty)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接替社会党的现任总统樊尚·奥里奥尔。选举他的议员中有27名前人民联盟成员。

与此同时,洛特省(Lot)的一个名叫皮埃尔·布热德(Pierre Poujade)的文具商人在政治上举旗造反。他是天生的煽动家,成为一场反税收运动的领袖。这场运动集结了小商贩和手工工匠,比内的银根紧缩政策和全国范围内大型超市的普及对他们造成了很大冲击。不久,南部和西部的葡萄酒农也加入进来,因为巴黎的反饮酒政令让他们怒火冲天。“布热德运动”的组织核心是1953年成立的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UDCA)。该联盟号召反抗税务部门,同时对国民议会议员施加巨大压力。这场城乡中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在1956年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达到了高潮。抗议者们(以“法兰西博爱联盟”的名义)拿下11.5%的选票和56个议席。选战的胜利不久即化为失败:由于左翼党派成为选战的大赢家,“布热德分子”没有机会将议会中的实力转变成实际的政治行动。

1950年代初期的法国,国内矛盾重重,殖民地冲突加剧,内外交困。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当地的民族主义者揭竿而起,反抗法国本土的统治和法国移民的种种特权。摩洛哥危机激化之际正值法国1953年夏季的大罢工:法国总督可能是自作主张,让顺从他的名流逼迫苏丹穆罕默德五世(Mohammed V.)退位,将他及家人先是流放科西嘉(Korsika),然后是马达加斯加,并让一个听话的继承人顶替他的位置。所有这些行动事后都得到外交部部长皮杜尔的支持,却使大部分摩洛哥人彻底心寒,也最终埋葬了殖民政权的最后一点点权威。

接下来,印度支那殖民战争的新闻淹没了关于摩洛哥的报道。1952年1月起,包括外籍军团在内的法国部队在跟武元甲将军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游击队越盟的战斗中连遭败绩。1954年春季,武元甲的部队将法国人包围在盆地平原上的奠边府(Dien Bien Phu)要塞。在失去军用飞机跑道后,只有美国空军进行大规模轰炸才有可能改变危局。但美国人拒绝这样做,他们不想明目张胆地站到殖民统治者一边。1954年5月7日,对奠边府持续两个月的包围以越盟的胜利而告终。在奠边府战役中,法国方面阵亡2200人、失踪3700人。1万名士兵被俘,其中只有3000人得以重归故里。

奠边府战败的消息震惊了法国。右翼党派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第四共和国的“政治阶级”和整个议会制度而不是军方。奠边府战败一个月后,拉涅尔政府倒台。1954年6月18/19日,国民议会以419票对47票对激进社会党人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表示信任。孟戴斯-弗朗斯是一位能力非凡的政治家,很久以来就直言不讳,坚信印度支那战争并非靠武力手段可以解决。孟戴斯-弗朗斯的纲领得到从戴高乐派人士到共产党人的广泛支持(戴高乐派的社会共和党人甚至派了三名部长加入政府):这位总理想在一个月内通过谈判找到解决印支问题的出路,要是此路不通,就要求国民议会授予全权,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

关于解决印度支那战争与朝鲜未来的谈判早在1954年4月就开始在日内瓦进行。参加谈判的有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6月15日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失败之前,还有两个朝鲜的代表。在印支问题上,随着形势的发展,除了法国撤军已别无选择。7月21日签署了《日内瓦协议》。法国承诺在300天之内从北越撤出全部军队。越南沿17度线分治:共产党的北方和非共产党的南方。两年之内通过自由选举决定国家的统一。柬埔寨和老挝独立。长达7年半的印度支那战争宣告结束。双方的死亡人数估计各在10万左右,受伤人数共计10万人,被俘人数约为2.8万人。

《日内瓦协议》在国民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孟戴斯-弗朗斯顺势而下,想在7月就为解决突尼斯问题铺平道路,该国正在日益滑向内战的深渊。1954年7月,孟戴斯-弗朗斯宣布突尼斯内部自治,法国负责国内安全、国防和外交事务,其他事务交由突尼斯人自行解决。相关协议于1955年6月2日签署,距孟戴斯-弗朗斯倒台只差四个月。一个季度以后,即10月12日,民族主义的新宪政党分裂,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领导的温和派战胜了萨拉赫·本·尤素福(Salah Ben Youssef)为首的激进派,后者主张独立于法国,在温和派胜利后被开除出党。又过了半年,即1956年3月20日,法国承认突尼斯独立,起先还保留了比塞大(Bizerta)军事基地(在1961年10月的一场严重冲突以后于1963年10月才撤离)。

1954年7月,欧洲防卫共同体的问题尚未解决。前几届政府没有把握在议会得到所需的多数,所以一直拖延。这种拖延策略受到美国的强烈批评。1953年12月1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北约组织理事会上甚至威胁说,一旦欧洲防卫共同体失败,就要“痛下决心审视”(agonizing reappraisal)美国的欧洲政策。孟戴斯-弗朗斯不想拖延法国的决定,虽然其政府也分裂成赞成派与反对派。孟戴斯-弗朗斯把这一议题纳入会议日程后,属于戴高乐派社会共和党的反对派、国防部长皮埃尔·柯尼希(Pierre Koenig)和交通部部长雅克·沙邦-戴尔马(Jacques Chaban-Delmas)于8月13日退出政府。

孟戴斯-弗朗斯相信,只有让所有缔约国以附加协议书的形式做出让步,才有可能得到议会的同意。他的建议主要遭到美国的反对。8月29/30日,在一次戏剧性的国民议会会议上,以前激进社会党总理爱德华·赫里欧(édouard Herriot)为首的反对派提出一项议事日程申请,使孟戴斯-弗朗斯的这项建议破产:议员们以多出55票的多数决定过渡到该项议事日程,紧接着欧洲防卫共同体的反对派不分左右,高歌《马赛曲》,而赞成派的行列里则响起“莫斯科,莫斯科”的喊叫。

1954年8月30日的投票决定了西欧军事一体化的失败命运,欧洲防卫共同体的失败也决定了轮廓还很模糊的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命运。到最后,一个超越党派界限、因奠边府的败局而失去理智的法兰西民族主义为欧洲防卫共同体敲响了丧钟。面对法国人的这种情绪,坚定的欧洲主义者们在1954年夏天只能束手无策。巴黎说“不”,没有任何地方比波恩更加感到失望。在1966年出版的回忆录第二卷中,阿登纳还把8月30日称为“欧洲的一个黑暗日子”。

8月30日,阿登纳总理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朝着他的另一个大目标“联邦德国的主权”靠近了一大步。为了解决西德的安全问题,还有另一个超民族的方案。对此,美国和英国已经考虑了很久,即让联邦德国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成员国。就欧洲一体化来说,这是一个退步;从联邦德国的平等地位来看,却是一个进步。法国一直拒绝德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还想继续阻挡下去。但在1954年8月30日以后,从逻辑上来说,法国不能再跟自己所做的决定背道而驰了。法国拒绝欧洲防卫共同体使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必然。

1954年9月底10月初,签署了欧洲防卫共同体的六国,加上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在伦敦规划了新防务体系的框架。10月19日到23日,讨论的结果以《巴黎协定》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了让法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监督其东方邻国的军队,同时又能满足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拥护者的愿望,1948年《布鲁塞尔条约》—英、法与荷、比、卢为其成员国—在接纳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后扩大成为西欧联盟(WEU)。更为重要的是,邀请联邦德国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波恩为大西洋同盟所做的贡献是12个师的部队。至于德国武装力量从哪一级开始一体化,在巴黎会议时还没有定论。拥有决定权的北约驻欧洲总司令后来发布指示,一体化从陆军军一级和空军开始。

巴黎会议后不久,北非事务又成为法国公众关注的焦点。被称作“黑脚仔”(pieds-noirs)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坚决反对向当地的穆斯林居民做出让步。这一做法无疑是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中的年轻激进力量推波助澜。11月1日,大约有30起爆炸和凶杀案震撼了由三个法国省组成的阿尔及利亚。这些案件的肇事者为自由民族军,即民族解放阵线(FLN)的军事组织。

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做出反应,宣布阿尔及利亚进入紧急状态,仅次于戒严的等级。在处理这起事件时,民主与社会抵抗联盟政治家、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口气特别严厉。“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他在1954年11月5日宣布,“从弗兰德斯到刚果,只有一个法律,一个民族,一个国会。宪法这样规定,我们也要这样……唯一的谈判就是战争。”

阿尔及利亚生活着约98.4万名法国人,有“黑脚仔”或“定居者”(colons)之称,仅占人口的十分之一。法国一直视阿尔及利亚为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对巴黎的官方来说,做出像对突尼斯和摩洛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那样的让步—那还算情有可原—是不可能的。增派军队和警察的镇压也不可能是回击11月1日暴力袭击的唯一手段。进行改革势在必行,但必须在恪守1947年阿尔及利亚法规的基础上进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却经常无视这一法规。执行新政策的任务交给了法兰西人民联盟前总书记雅克·苏斯戴尔(Jacques Soustelle)。这一决定引发了“黑脚仔”中激进分子及其在巴黎议会代表的强烈抗议。

这些人的反抗跟1954年秋季开始形成的更广泛的反孟戴斯-弗朗斯阵营汇合到一起。人民共和运动要孟戴斯-弗朗斯承担对欧洲防卫共同体失败的责任,共产党人则指责他允许德国重新武装,戴高乐派和激进社会党人中有很多人反对对阿尔及利亚实行任何形式的自由化,在有些地区,孟戴斯-弗朗斯还因其犹太出身受到攻击。1955年2月5日,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在国民议会中被319票对272票的多数赶下台。2月23日,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政府危机后,激进社会党人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接掌总理一职。其政府除本党成员外,还有人民共和运动、戴高乐派和民主抵抗联盟的成员。

新政府也未能控制住阿尔及利亚的危局,4月对这三个北非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巴黎继续向阿尔及利亚派兵,还为此目的征召预备役。自由民族军在8月对欧洲人进行了大屠杀。只有在摩洛哥,富尔政府得以相对稳定住局势:富尔政府准备让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回归。1955年11月16日,被流放的国王再次登上王位。阿尔及利亚内战则在继续,并将持续7年半之久,直到1958年春季推翻第四共和国。[4]

欧洲防卫共同体的失败,导致西方三大国在1952年5月对《德国条约》进行修改。根据条约的新款,联邦德国获得“一个主权国家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所有全权”。与原条约一样,取消占领条约和占领统治,保留西方盟军对柏林和德国作为整体的监督权。同时保留对内和对外实行紧急状态的权利,直到德国的立法找到解决上述情况的途径。北约和西欧联盟的这个新成员国在军事上的平等待遇受到一个重要的限制:联邦德国承诺放弃在本国制造所谓的“ABC武器”—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放弃生产一系列重型武器,如导弹、一定吨位的军舰和战略轰炸机。

就联邦德国的内政来讲,最具争议的无疑要数在巴黎商定的有关萨尔地区问题的解决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在和平条约有关规定出台之前,萨尔地区享有西欧联盟内的自治地位,在税收和货币上则属于法国。萨尔地区人民有权通过公民投票决定这一方案。1954年秋季,不仅巴黎认为萨尔人民投票赞成的可能性很大,阿登纳也认为他们会投赞成票。但是他已经做好准备,让德国对萨尔地区的要求服从于他的更高目标:获得联邦德国的主权,让联邦德国长期成为西方和西欧政治联盟的一部分。

在联邦议会批准巴黎条约之前,苏联最后一次采取手段,煽动联邦德国公众舆论反对西欧的一体化。1955年1月15日,塔斯社宣布苏联同意就在当年进行自由选举。像1952年那样的照会攻势却没有再次出现,说明克里姆林宫对这项建议的成功并不抱多大希望,本身也没有跟西方谈判的兴趣。1月25日,苏联宣布结束跟德国的战争状态。2月8日,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再次声明,一旦《巴黎协定》得到批准,德国重新统一的大门将就此关闭。

莫斯科的警告与诱惑在联邦德国多少掀起了一些波澜。1955年1月23日,奥伦豪尔以社民党的名义在一封致联邦总理的信中提出要求,在批准巴黎条约之前,必须真诚地采取行动,通过四大国恢复自由统一的德国。1月29日,主要的社会党人、德国著名的新教人物,如海涅曼和尼默勒,共同在重建的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向公众宣布一份《德国宣言》。可是,跟过去反对“复活军国主义”的运动不同,他们号召组织新的人民运动反对重新武装,反对跟西方缔结条约,人们的反响却不大。1955年2月27日,联邦议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巴黎协定》。在投票决定萨尔条约时,政府联盟却四分五裂:前内政部长、党和议会党团主席托马斯·德勒领导下的自由民主党和被驱逐者与被剥夺权利者联盟的多数人投票反对,却未能阻止协议得到批准。3月8日,联邦参议院批准了这两项条约。

1955年5月5日,《德国条约》及其他巴黎条约正式生效。从此,除这些条约中规定的一些限制外,联邦德国变成了一个主权国家,用阿登纳的话来说,甚至又成了一个“大国”。6月8日,前联邦德国政府安全代表特奥多尔·布兰克(Theodor Blank)成为联邦德国首任国防部长。同一天,阿登纳将外交部部长一职转交给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Heinrich Von Brentano)。

两天后,联邦德国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观察家们都认为,苏联的回答不会等待很久。5月14日,久已传闻的华沙条约同盟成立,这可以视为苏联的一种回答。同一天,莫洛托夫告诉其西方同行,苏联愿意举行高级峰会。两个月后,即1955年7月18日至23日,四大国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因为主要议题是德国问题,所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被允许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

不出所料,日内瓦会议期间,在德国问题上的意见对立依旧无法克服。苏联建议用一个共同安全体系来代替两大军事同盟,并以此作为德国统一的条件。西方则首先坚持通过自由选举重新统一德国,并以此作为谈判欧洲新和平秩序的条件。会议进行过程中,西方又宣布愿意在裁军和缓和方面跟苏联合作,这将意味着接受德国分裂的事实。阿登纳有足够的理由对“日内瓦精神”焦虑不安。至此为止,西方一直支持联邦德国政府的观点,即创造一个新的欧洲安全体系必须与德国的重新统一密切挂钩。自日内瓦会议起,波恩对西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支持不再感到那么有把握了。

在从日内瓦到莫斯科的回程中,以布尔加宁与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东柏林停留。赫鲁晓夫作为苏共党魁,在日内瓦因礼节的安排不得不屈身于政府总理之后,此时,他利用在民主德国首都逗留的机会高调出场。赫鲁晓夫在马克思-恩格斯广场—过去的王宫广场—宣布说,今后,解决德国问题是两个国际法上相互独立的德意志国家之间的事。民主德国绝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成果”。跟在日内瓦不同,赫鲁晓夫在柏林没再提及德国重新统一的问题。不管波恩及其西方盟国的各个首都如何表示反对,德国的分裂已经成为东西方关系中一个无法忽略的重要因素。

又过了两个月,苏联跟联邦德国首次进行直接和官方的谈判。6月7日,阿登纳收到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就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以及有关问题进行商谈。9月9日,这位联邦总理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抵达苏联首都。阿登纳没能阻止赫鲁晓夫在东柏林宣布的“两国理论”,但在9月13日返回波恩时却带回来一份让德国人欣喜若狂的成果:苏联同意遣返苟活下来的德国战俘与平民被俘人员。作为回报,这位总理同意跟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结果是,莫斯科从此有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大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

为了阻止其他国家承认民主德国,恪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合法和民主的德意志国家是德国唯一合法代表的原则,外交部政治处处长威廉·格雷韦(Wilhelm Grewe)还在返程的路上就起草了后来以外交部国务秘书瓦尔特·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命名的主义。9月22日,阿登纳在联邦议会所做的有关莫斯科之行的报告中宣布了“哈尔斯坦主义”。这位联邦总理说,他必须明确指出,“今后,凡是与联邦德国保持正式关系的第三国如果跟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联邦政府都将视之为不友好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只会促进德国的分裂”。为了“言之有信”,联邦政府放弃跟承认民主德国的共产主义“卫星国”建立外交关系,其实,在苏联于1956年9月20日承认第二个德意志国家为完全的主权国家之前,波恩就一直在这样做。

1955年秋天,即10月23日,萨尔地区人民在有97.5%的选民参加的公投中,以67.7%的多数拒绝将他们的地区“欧洲化”。这件事很难让阿登纳总理把它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他曾经准备同意萨尔地区的特殊地位,以促进西欧的统一和跟法国的友好关系。阿登纳当初没有料到当地的人民会说“不”。全民公投的结果意味着同意萨尔地区并入联邦德国。法国人顺从了萨尔人民的自由意愿。1957年1月1日,根据巴黎和波恩一年前商定的条约,萨尔地区成为联邦德国的一个州。1959年7月,萨尔州在经济上也回归联邦德国。这是第一次根据基本法第23条将基本法的适用范围加以扩大,从而开创了一个可以重新统一德国的成功范例。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四大国”同意这种解决方式。

[1]Jean Fourastié,Les trente glorieuses ou la révolution invisible,Paris 1979;Stephen A.Marglin,Juliet B.Schor(eds.),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Reinterpreti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Oxford 1988;Eric Hobsbawm,Das Zeitalter der Extreme. Welt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engl.Orig.:London 1994),München 1995,S.285 ff.;Göran Therborn,European Modernity Beyond. The Trajec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1945-2000,London 19962,bes.S.133 ff.;Hartmut Kaelble,Kalter Krieg und Wohlfahrtsstaat. Europa 1945-1989,München 2011,S.81 ff.(Zitate Kaelble,Wachstumsdaten im Ost-West-Vergleich:83);ders.(Hg.),Der Boom 1948-1973. Gesellschaftliche und wirtschaftliche Fol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in Europa,Opladen 1992;Burkart Lutz,Die Singularität der europäischen Prosperität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ebd., S.35-59(zur«Depressions-»und«Prosperitätsspirale»:46 f.);ders., Der kurze Traum immerwährender Prosperität. Eine neue Interpretation industrieller wie kapitalistischer Entwicklung im Europa des 20. Jahrhunderts,Frankfurt 1984;Andreas Predöhl,Das Ende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Probleme der Weltwirtschaft,Reinbek 1962;Serge Berstein et Pierre Milza,Histoire de la France au ⅩⅩe siècle,Paris 1995,S.709 ff.(vergleichende Zahlen zum Bruttosozialprodukt:739);Hans Woller,Geschichte Italiens im 20. Jahrhundert,München 2010,S.227 ff.(vergleichende Zahlen zum Wirtschaftswachstum:251).Zu den Kondratieff-Wellen:Winkler,Geschichte Ⅱ(Anm.2),S.541 f.

[2]Hans von der Groeben,Aufbaujahre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 Das Ringen um den Gemeinsamen Markt und die Politische Union(1958-1966),Baden-Baden 1982,S.23 ff.;Jürgen Mittag,Kleine 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Von der Europa-Idee zur Gegenwart,Münster 2008,S.91 ff.;Gerhard Brunn,Die Europäische Einigung,Stuttgart 2002,S.70 ff.(Zitat Aron:96);Wilfried Loth,Der Weg nach Europa. 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1939-1957,Göttingen 19912;ders., Europas Einigung. Eine unvollendete Geschichte,Frankfurt 2014,S.34 ff.;John Gillingham,European Integration 1950-2003,Cambridge,Mass.2003;Michael Gehler,Europa. Ideen,Institutionen,Vereinigung,München 2010,S.194 ff.;ders.(Hg.),Vom Gemeinsamen Markt zur europäischen Unionsbildung. 50 Jahre Römische Verträge 1957-2007,Wien 2009;Ludger Kühnhardt,European Union-The Second Founding. The Changing Rational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Baden-Baden 2008,S.121 ff.;Geir Lundestad,«Empire»by Integration,1995-1998,Oxford 1998,S.29 ff.;Franz Josef Brüggemeier,Geschichte Großbritanniens im 20. Jahrhundert,München 2010,S.239 ff.;Alan Milward,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Berkeley 1993,S.119 ff.;Edmund Dell,The Schuman Plan and the British Abdication of Leadership in Europe,Oxford 1995,S.190 ff.(Zitate«European Unity»,12.6.1950:199,Churchill,29.11.1951:231);Klaus Schwabe(Hg.),Die Anfänge des Schuman-Plans 1950/51,Baden-Baden 1988;Manfred Rasch/Kurt Düwell(Hg.),Anfänge und Auswirkungen der Montanunion auf Europa. Die Stahlindustrie in Politik und Wirtschaft,Essen 2007;Werner Abelshauser,Europas Schicksal:Wirtschaft oder Politik?Die Montanunion als Lehrstück europäischer Integration,Essen 2008;Franz Petri,Belgien,Niederlande,Luxemburg vom Ende des 1.Weltkriegs bis zur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1918-1970,in:Schieder(Hg.),Weltmächte(Anm.3),S.690-728(721 ff.);Woller,Geschichte(Anm.7),S.244 ff.(mit statistischen Daten);Giuseppe Mammarella,L’Italia contemporanea(1943-1998),Bologna 1974,S.139 ff.;René Remond,Geschichte Frankreichs im 20. Jahrhundert. Erster Teil:1918-1958(Geschichte Frankreichs,Bd.6;frz.Orig.:Paris 1991),Stuttgart 1994,S.516 ff.;Berstein/Milza,Histoire(Anm.7),S.689 ff.;Georgette Elgey,Histoire de la Ⅳe République,Paris 19932,S.543 ff.;Jean Lacouture,Pierre Mendès-France,Paris 1984;Jean Chariot,Le gaullisme d’opposition 1946-1958. Histoire politique du gaullisme,Paris 1983,S.139 ff.;Hans-Peter Schwarz,Die Ära Adenauer. Gründerjahre der Republik 1949-1957(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Bd.2),Stuttgart 1981,S.135 ff.;Norbert Wiggershaus,Von Potsdam zum Pleven-Plan. Deutschland in der internationalen Konfrontation 1945-1950,in:Anfänge westdeutscher Sicherheitspolitik 1945-1956.Bd.1:Von der Kapitulation bis zum Pleven-Plan,München 19821,S.1-118(110 ff.);Rolf Steininger,Wiederbewaffnung. Die Entscheidung für einen westdeutschen Verteidigungsbeitrag:Adenauer und die Westmächte 1950,Erlangen 1989;Hans-Erich Volkmann u.Walter Schwengler(Hg.),Die Europäische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 Stand und Probleme der Forschung,Boppard 1985;Ulrich Lappenküper,Die deutsch-französischen Beziehungen 1949-1963,2 Bde., Bd.Ⅰ:1949-1958,München 2001,S.498 ff. Zur Dreyfus-Affäre:Winkler,Geschichte Ⅰ(Anm.2),S.1071 ff.;zur Rolle des belgischen Königs Leopold Ⅲ.im Zweiten Weltkrieg:ders., Geschichte Ⅱ(Anm.2),S.1010.

[3]Schwarz,Gründerjahre(Anm.9),S.119 ff.(zur Abstimmung über den Wiedergutmachungsvertrag:186);Winkler,Weg Ⅱ(Anm.4),S.142 ff.;Rudolf Morsey,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bis 1969,München 19902,S.24 ff.(Zitat Morsey:47);Eckart Conze,Die Suche nach Sicherheit. Eine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on 1949 bis zur Gegenwart,München 2009,S.45 ff.;Edgar Wolfrum,Die geglückte Demokratie.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on ihr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Stuttgart 2006,S.43 ff.;Peter Graf Kielmansegg,Nach der Katastrophe. Eine Geschichte des geteilten Deutschland(Die Deutschen und ihre Nation,Bd.7),Berlin 2000,S.131 ff.;Adolf M.Birke,Nation ohne Haus. Deutschland 1945-1961(Die Deutschen und ihre Nation,Bd.6),Berlin 1989,S.257 ff.;Manfred Görtemaker,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on der Gründung bis zur Gegenwart,München 1999,S.271 ff.

[4]Rémond,Geschichte(Anm.9),S.510 ff.;Berstein/Milza,Histoire(Anm.7),S.698 ff.;Jean Pierre Rioux,La France de la Quatrième République,Tome 2:L’expansion et l’impuissance 1952-1958,Paris 1983;Charlot,Gaullisme(Anm.9),S.277 ff.;Marc Frey,Geschichte des Vietnamkriegs. Die Tragödie in Asien und das Ende des amerikanischen Traums,München 20109,S.23 ff.;Charles-André Julien,L’Afrique du Nord en Marche. Nationalismes muselmans et souveraineté française,Paris 1972;Rudolf von Albertini,Dekolonisation. Die Diskussion über Verwaltung und Zukunft der Kolonien 1919-1960,Köln 1966,S.464 ff.;Franz Ansprenger,Die Auflösung der Kolonialreiche,München 1966,S.228 ff.(Zitat Mitterrand,5.11.1954:S.231);(General)Michel Forget,Guerre froide et guerre d’Algérie,Paris 2002;Bruno Thoß,Der Beitrit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zur WEU und NATO im Spannungsfeld von Blockbildung und Entspannung(1954-1956),in:Anfänge(Anm.9),Bd.3:Die NATO-Option,S.1-234(3 ff.);Hans-Heinrich Jansen,Großbritannien,das Scheitern der Europäischen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 und der NATO-Beitrit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Bochum 1991;Lappen-küper,Beziehungen Ⅰ(Anm.9),S.686 ff.(Zitat Dulles,14.12.1953:693);Winkler,Weg Ⅱ(Anm.4),S.163 ff.(Zitat Adenauer:163);Brunn,Einigung(Anm.9),S.88 ff. Zum Algerien-Statut von 1947 siehe oben S.9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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