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引靖康元年(1126)臣僚上言云:“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今之策问,虚无不根,古今治乱,悉所不晓。诗赋设科,所得名臣,不可胜纪,专试经义亦已五纪。救之之术,莫若遵用祖宗成宪。王安石解经,有不背圣人旨意,亦许采用。” 即实以史学归司马光,诗赋归苏、黄,而经义归王安石。杨时于五月三日攻击王安石新学误国后,激起了不同意见之间的激烈争论,左谏议大夫冯澥建议说:“凡学校科举考校去取,不得专主元祐之学,亦不得专主王氏之学,或传注,或己说,惟其说之当理而已。” 御史中丞陈过庭则说:“又有时中斋生姓叶者,党王氏之学,止善斋生姓沈者,党苏氏之学,至相殴击,其人稍众,庠序事体固当如是耶?”又说:“自蔡京擅权,专尚王氏之学,凡苏氏之学,悉以为邪说而禁之。近罢此禁,通用苏氏之学,各取所长而去所短也。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论王氏为邪说,此又非也。” 与二人不同,右正言崔鶠和侍御史李光则极力支持杨时彻底清除新学的主张,崔鶠说:“安石著《三经》之说,用其说者入官,不用其说者斥落,于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乱。此无异论之大效也,……至如苏轼、黄庭坚之文集,范镇、沈括之杂说,……一切禁之,……(冯)澥言元祐之学诋诮王氏之说,其欺罔不亦甚乎?” 李光则说:“(冯澥等)既以司马光与安石俱为天下之大贤,又云优劣等第自有公论,观言者之意,必不肯以光为优,以安石为劣。” 从这些议论可以明显地看到,这场争论虽主要因杨时而起,但其间竟然丝毫看不到程学的影子,反倒可以看到苏学已然是“元祐学术”的大宗,而司马光作为元祐党首仍然是无可撼动的人物。
后来马端临总结说:“尊经书,抑史学,废诗赋,此崇、观以后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论似正矣。然经之所以获尊者,以有荆舒之三经也;史与诗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鉴》、苏黄之酬唱也。” 司马光和苏学都有明显区别于新学的身份标识,但程学却与新学一样重经义,这就很难使一般士人从元祐学术的庞杂流派中将其识别出来。这一思想格局,也是南宋学派竞争的起点。
三、苏学之盛及其困境
到了南宋,在“元祐”成为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下,司马光、苏学和程学都迎来了翻身的机会,但其中最成功的无疑是苏学。本来司马光是毫无疑问的元祐党首,他在南宋也很快就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据说宋高宗“每称司马光度圣意,有恨不同时之叹”,建炎二年(1128)三月甲午,“诏经筵读《资治通鉴》”,遂以司马光取代蔡确配享哲宗庙庭。 然而,司马光“不立党”,其追随者不像苏、程后学那样绵延不绝,而且无法凝聚成一股团结的力量,而最接近司马光的主要派别朔党,则在党禁期间遭遇了极为严厉的禁锢,以至于在赵宋南渡的过程中,鲜有徒众能够抵达南宋疆域,成为学派后继者。司马光又不好作文,也不长于义理之学,而且还非孟子而宗扬雄,这都与南宋政治思想大势背道而驰。此外,司马光花了最大的精力编撰《资治通鉴》,以至于史学几乎成了其学术思想的核心主干。然而,不仅新党“禁绝史学”,而且“子史”一科在新旧科举之法中都没有什么地位,所以司马光之学无法普遍流行几乎是必然的。
与司马光之学不同,苏学、诗赋本为元祐学术大宗,其在哲宗绍述和徽宗时期被迫害的程度又比理学要严重得多,而一旦解禁,其反弹复兴也最为蓬勃。本来文学写作的思想市场始终都比尚沉潜考索之功的史学和尚思辨精微的义理之学要大得多,这也是读书人乃至普通人非常自然而直接的基本思想需求,所以徽宗时期虽然严禁传习诗赋,但“禁愈严而传愈多” 。而诗赋一旦解禁,在其本来的思想魅力、浮薄易习、适用性广之外,又加上了政治正确的光环,诗赋科很容易就迅速流行,并大大胜过经义科。元祐四年恢复经义、诗赋并行,《宋史·选举志》云:“自复诗赋,士多乡习,而专经者十无二三,诸路奏以分额各取非均,其后遂通定去留,经义毋过通额三分之一。” 可见诗赋之盛而经义之衰。类似的情况在南宋同样很快就出现,建炎二年(1128),重“定诗赋、经义取士”,而就在恢复诗赋后不久的绍兴元年(1131),曾统就“请取士止用词赋,未须兼经。高宗……将从其议”,即已险些罢废经义而只保留词赋一科,只是因吕颐浩反对而作罢,但词赋之盛已经明显表现出来。此后绍兴年间取士科目有过变化,经义、诗赋时常合而为一。到绍兴三十一年,礼部侍郎金安节说:“熙宁、元丰以来,经义诗赋,废兴离合,随时更革,初无定制。近合科以来,通经者苦赋体雕刻,习赋者病经旨渊微,心有弗精,智难兼济。……请复立两科,永为成宪。”从之。但随后有人提出“国学及诸州解额三分为率,二取经义,一取诗赋”的建议,却没能推行。 在当时诗赋流行的大背景下,这种限制诗赋的政策显然是难以推动的。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