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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南宋中前期的五贤道统系谱余波

两宋之交,王安石新学的独尊局面被打破。赵宋南渡不久的绍兴四年(1134),宋高宗即以“朕最爱元祐”而为南宋的学术思想走向定下了基调, 北宋后期长期被王安石新学压制的司马光之学、苏学、理学都迎来了翻身的机会。南宋后期的赵彦卫曾总结两宋思想权势之转移说:“本朝之文,循五代之旧,多骈俪之词;杨文公始为西昆体,穆伯长、六一先生以古文倡,学者宗之。王荆公为《新经》《说文》,推明义理之学,兼庄老之说。洎至崇、观黜史学,中兴悉有禁,专以孔、孟为师。淳熙中,尚苏氏,文多宏放;绍熙尚程氏,曰洛学。” 可见苏学在南宋中前期的很长时间里是占据着优势思想地位的,只不过理学也逐渐起势并不断兴盛。苏学和理学的消长将在末章讨论,于此不赘。

理学、苏学、司马光之学都是“元祐学术”,南宋前期,在诸派共同清除王安石新学影响的过程中,出现了一股调和诸学的风潮。不少士人都试图去除门户之见,兼理诸家之学,以杨万里为代表的文士派,以吕祖谦、陈亮为代表的婺学,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其实都置身在这股调和风气之中。他们在名义上大多宗奉程学,有的甚至有着可以追溯到二程的师承渊源,但是,他们对程学的理解却与固守二程思想的湖湘学派以及朱熹、陆九渊颇为不同,他们的思想中时常带有司马光之学和苏学的痕迹,刘咸炘先生就说诸人“皆以文名,皆苏氏之后昆”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虽然很多士人都已经接受了二程重构起来的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新的道统系谱,也将孟子从五贤道统系谱中拔萃出来,然而,他们对于二程否定荀、扬、王、韩却未必完全接受,五贤道统系谱也由此泛起了很大的余波,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士人于荀、扬、王、韩中特别尊崇韩愈的现象。

一、洛学、苏学的交融与五贤道统系谱余波

北宋灭亡,赵宋南渡,使得王安石新学的独尊局面被打破,学术思想界的活跃程度大大提高。然而,本来在北宋就已经被诸派领袖瓦解掉的五贤道统系谱,却因为这一思想背景而泛起了很大的余波,郑樵即曾云:“回既倒之狂澜,支已颓之岱岳,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千条析理,一绪连文,捍壁周、孔,俾申、韩、杨、墨、佛、老,重足而立,疑不若孟、荀、扬、韩。” 此间的普遍情况,是士人对于孟子的独尊地位多无异词,但在对荀、扬、王、韩的评价上,却重又出现分歧,同时也还流行着主张对其宽厚以待的思想氛围。

两宋之交的汪藻(1079~1154)于绍兴十七年(1147)序胡瑗的《言行录》云:“自孔子没,诸儒以学名家,固无世无人,而其间必有卓然名世者,德与言称,当时师之,后世尊之,以汉四百年所得者扬雄,以唐三百年所得者韩愈。如董仲舒、郑康成、王通、孔颖达之徒,非无益于后世也。” 就比较肯定扬雄和韩愈,即便对王通等人也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而其序苏颂文集,则把扬雄视为孟子的继承者。 由此可见,他虽然极力攻击新学新党,但又受王安石新学浸染颇深。

其后史浩(1106~1194)的看法与汪藻有些相似。史浩《鄮峰真隐漫录》有《杂说》孟子、荀子、文中子、韩子等篇,其中论孟子的有《同道》《可欲》二篇,论荀子有《性恶》一篇,论王通有《存我》《春秋》二篇,论韩愈有《受福》一篇。其论孟子的两篇赞许孟子,论荀子则批评其“以桀纣为性”,论王通的《存我》一篇夸许王通“真知周公”,《春秋》一篇则批评王通《玄经》续《春秋》,论韩愈《受福》则批评韩愈《读墨》主张儒墨同道,认为“或者谓此文非韩子作,诚有是理”,颇有为韩愈辩护之意。 其看法似乎与二程、苏轼较为接近,但他在向皇帝“进呈故事”时却说:“使周公、孔子、孟轲之教得行于中国,后世圣明之主不耻于学者,傅说倡之于前,扬雄衍之于后,其有助于吾道不为小矣。” 则又颇为肯定扬雄,而且扬雄也是史浩喜欢引用的对象之一,则又与王安石视扬雄为孟子的继承者比较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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