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说“庆历之际,学统四起” ,刘咸炘先生亦云:“考论宋学,当重东都。挈其关键,在于庆历。真宗以前,犹沿唐习,仁宗以后,乃成宋风。” 以庆历新政为标志,北宋政风、学风都开始出现巨大变化,韩愈以来长期隐伏不显的古文运动开始逐渐占据思想主流,蒙文通先生指出:“及至宋仁宗庆历以后,新学才走向勃然兴盛的坦途,于是无论朝野,都是新学的天下了。” 吴天墀先生也认为:“中唐以下之三百年间,为吾国社会之一剧烈蜕变时期:于时旧文化体系由动摇以趋崩溃,而新文化之端绪,亦崭然露以头角。此长期酝酿发育之中,虽尝回流急湍,顿起波折,然至宋仁宗庆历之世,文化更新之局,遂如瓜熟蒂落,臻于功成。” 与新儒学渐趋兴盛相伴随的,便是道统论的流行,“文人夸谈道统,习为偏激,至守道(石介字)而显” 。
庆历之际成长起来的士人,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五贤道统系谱的影响。如陈襄是庆历二年(1042)进士,他作于庆历四年的《送章衡秀才序》便说:“颜渊氏合乎人,孟、荀、扬、韩合乎经。” 又曾说:“孔子没,圣人之道失其传,百氏之学纷然肆邪说,以枭乱天下。孟轲、荀卿氏作,相与提仁义之言以辟之。陵迟至于汉唐,道益大坏,扬雄、韩愈氏又从而扶持辨正,然后孔子之道熄而复明。” 并曾云:“孟轲又不得见孔子矣,荀卿不得见孟轲矣,扬雄不得见荀卿矣,韩愈不得见扬雄矣。” 还说:“若孟轲、荀卿、扬雄、韩愈氏之作,天也。” 庆历六年进士强至也曾说:“君子之所贵者,道也。道者何?经天下,治国家,修身诚意之大本也。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氏之所以为圣贤,本此者也。” 大概同时的李诩《性诠》也说:“夫子与孟、荀、扬、韩复生,不能夺吾言。” 然而,也就是在庆历前后,伴随着五贤道统系谱的流行,关于五贤的争论也开始大量出现。
前章谈到,韩愈在《原道》中揭倡儒家道统论,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排斥佛、老而复兴儒道,其对于佛教的攻击尤其激烈。韩愈以至于北宋初期的士人对于儒家道统系谱的建构,一个主要的考量因素也是排辟异端,孟、荀、扬、王、韩五贤被集结为一个线性传递的道统系谱,排辟异端是一条重要的连缀线索。然而,在古文运动排佛攻势最为激烈的仁宗时期,僧人契嵩开始出面阻遏。契嵩辩、学都相当精湛,他阻遏士人排佛,“以攻为守,姿态较省常、智圆要高得多”,他“在论证儒佛‘本同’的同时,还批驳了儒士们排佛的流行论点”。
为了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契嵩以佛学擅长的性命之学接引士大夫,促成了新儒学对于“内圣”领域的关注,道德性命之学日渐兴盛;另一方面,契嵩以非韩为主要策略,进而瓦解作为一个整体的五贤道统系谱,由是迫使士人群体必须更加深入地处理五贤之间的思想差异。由此,韩愈以来逐渐建构起来的五贤道统系谱便呈现崩解的趋势,士人群体不得不重估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五贤各自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和道统地位。在此背景下,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关于五贤的争论,而其中尤以非孟、疑孟思潮的涌现最引后人注目,事实上,韩愈道统地位的崩塌也是从此开始的,而此间关于荀子、王通和扬雄的负面批评和正面辩解也开始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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