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大力提倡和发展道德性命之学,影响很大。他又得遇神宗而施行其道,因而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思想上,王安石之学在北宋中后期都长时间处于中心的位置。对于此先流行的五贤道统系谱,王安石早年尚受其影响,但他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诸贤,其今存文字中的《扬孟》《再答龚深父〈论语〉〈孟子〉书》《荀卿》《荀卿论》诸文,以及《孟子》《扬子》《韩子》诸诗,都是其审视诸贤之作。而王安石对于五贤的评价,也影响到其他新儒学流派对于五贤的看法,他们或赞同或反对,但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王安石的影响。
在对待孟、荀、扬、韩的态度上,王安石最为尊崇孟子,也推崇扬雄,但否定荀子,鄙弃韩愈,忽略王通。他瓦解五贤道统系谱,又视扬雄为孟子的继承者,这实际上是他重构的脱胎于五贤道统系谱的一个新的道统系谱。虽然两者在人选上有所重叠,但性质上大为不同。
关于王通,王安石甚少提及,通观王安石文集,大概只有两处引用了王通。在《取材》一文中,王安石写道:“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贯乎道。学乎学乎,博诵云乎哉?必也济乎义。’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 王安石所引与今本《中说·天地篇》所载有小异,今本作:“子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 王安石在《送丘秀才序》中谈论士昏礼时又说道:
至隋,文中子喟然伤之,曰:“昏礼废,天下无家道矣。”始采周公、孔子之旧,续而存之。贾琼者乃曰:“今皆亡,焉用续?”夫琼何人也,世之所谓贤人也,亲炙子之教也。贤而亲炙子之教,然且云尔,其不在于程、仇、董、薛之列也宜。今世之读《中说》者,皆知琼之言非是,然而不为琼之所为者,亦末矣。
可见王安石其实对王通的思想、事迹乃至其弟子都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总的来说,他对王通并不重视。
一、王安石与道德性命之学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科举登第,时年二十二岁。此后,王安石不用再费心科场,可以专心思考自己所关心的理论问题,且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王安石的思想比较复杂,但其根底所在还是道德性命之学,他早年即说:“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 而王安石之学赖以成名,最受人重视的,也是其道德性命之学。王安石早年初著《淮南杂说》,深究道德性命之学,在当时即已产生很大的影响,《郡斋读书志》著录王安石《淮南杂说》时引蔡卞《王安石传》之语云:
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
这或许不无夸张,但也确实是对王安石唱起道德性命之学的总结式概括。王安石的忠实门人陆佃忆及自己追随王安石的缘起时也说:
嘉祐、治平间,……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公《淮南杂说》与其《洪范传》,心独谓然,于是愿扫临川先生之门。后余见公,亦骤见称奖。语器言道,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之一日也。
胡瑗在那一代士人中已经算是比较重视性命之学的了,上文还谈到胡瑗可能是宋代第一个诠解《中庸》的士人。然而,陆佃仍然觉得胡瑗之学不能无疑,直到读了王安石的《淮南杂说》和《洪范传》,方才豁然开朗,决定跟随王安石从学。连二程都认为《淮南杂说》有“粹处” ,宋神宗也曾倾慕王安石说:“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卿,朕师臣也。”
王安石在晚年又花很大精力完成了《字说》,关于撰写该书的原因,王安石说:“天之将兴斯文也,而以余赞其始?故其教学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则于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该书仍是其探讨道德性命之学的著作。后来,新党的政敌陈瓘攻击王安石时也说:“‘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其所谓大有为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习性命之理者,谓之曲学。不随性命之理者,谓之流俗。黜流俗,则窜其人;怒曲学,则火其书。故自(蔡)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 可见不管是王安石的早期著作《淮南杂说》,还是其中年所撰的《三经新义》,抑或其晚年所作的《字说》,探讨“性命之理”始终都是他最为关注的核心理论问题,可以说对道德性命之学的探究贯穿王安石一生治学之始终,即便在今存王安石的文字中,从题名上就可以看出,诸如《性情》《原性》《性说》《性论》《性命论》《命解》《推命对》《致一论》《礼乐论》《礼论》,都是在讨论道德性命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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