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新学、司马光一系、苏学全都否定荀子,又将韩愈定格为有功于儒道的“文士”,程、张诸人对荀子、韩愈的看法也大致相同,同样将荀子、韩愈排除在儒家道统系谱之外。王安石新学、司马光一系、苏学都甚少论及王通,他们对王通其人其书的真实性均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二程也对王通谈论不多,但他们认为王通优于荀子和扬雄,不过对王通其人其书同样半信半疑,既认为王通之书总体比较可靠,又认为其书、其人、其事有后人增篡附会的成分。理学与这几个学派最大的分歧,在于对扬雄的彻底否定上。王安石新学和司马光一系都推崇扬雄,且都积极为扬雄仕莽解释和辩护,苏学则仅仅否定扬雄之学术,并未论及扬雄之政治品格,然而二程则不仅彻底否定扬雄的学术思想地位,而且极力指责扬雄的政治品格。于孟、荀、扬、王、韩五贤中,程、张诸理学家仅仅尊崇孟子的立场非常明显。为了维护孟子的道统地位,他们一方面在学理上努力回应非孟、疑孟思潮,另一方面则借助普遍流行的《中庸》,通过曾子、子思建立起了孟子与孔子之间的连续性师承关系。理学一派的这些努力,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孟子的独尊地位,而且重构起了影响深远的曾子、子思、孟子这一新的儒家道统系谱。
一、理学是新儒中的新儒
刘复生师指出:“理学的产生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经过思想领域内长期的跌宕洗练、适应了帝制后期社会新形势的需要而应运而兴的。同时,它是发生于中唐,到北宋再度兴起的儒学复兴思潮所产生的重要结果,如果从它对中国帝制时代后期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可取代的影响来看,它在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又一次为儒家夺得了‘独尊’地位。” 钱穆先生在《朱子学提纲》中说:“北宋诸儒实已为自汉以下儒统中之新儒;而北宋之理学家,则尤当目为新儒中之新儒。”
理学虽并重“内圣”与“外王”,且将二者紧密连接,但在整体学术思想风格上,它仍以道德性命之学而显其特色。前章谈到,北宋中期的几个新儒学派别如王安石新学、司马光一系、苏学都已注意到道德性命之学,尤其王安石新学于道德性命之学唱之甚力,影响也大。然而,理学的特色就在于不仅重视道德性命之学,而且大力建构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而理学对于儒家道德性命之学的建构,也正是在批判苏学等其他新儒学学派,尤其是王安石新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余英时先生观察说,在二程看来,“王安石的‘道’是佛而不是儒”,所以“在道学家如二程的眼中,王安石虽已进入了‘内圣’领域并在‘内圣’与‘外王’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但是他的‘内圣’——所谓‘道德性命’——假借于释氏者太多,并不是儒家的故物,因此他们给自己所规定的最高历史任务便是将儒家原有的‘内圣之学’发掘出来,以取而代之”。因此,“严格地说,儒家‘道德性命’的系统建构是道学的特有贡献,在北宋儒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从整体动向观察,道学的兴起毫无疑问代表了北宋儒学发展的最后阶段” 。
理学既是宋代新儒学理论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最终成为官方正统学说,它以新的评判标准审视孟、荀、扬、王、韩五贤,并最终彻底瓦解了这一韩愈以来古文运动逐渐建构起来的儒家道统系谱。理学对五贤的评估,及其围绕孟子展开的儒家道统系谱重构,最终决定了儒家道统系谱的基本格局,影响极其深远。
二、二程对五贤道统系谱的清理
皇祐二年(1050),时年十八岁的程颐上书宋仁宗,他在其中以诸葛亮自况说:“不私其身,应时而作者,诸葛亮及臣是也。”又在文末以孟子、董仲舒、王通劝谏帝王之事为说,并明确说道:“臣之所学,三子(孟子、董仲舒、王通)之道也。” 他后来对道统人物的拣择,在这份上书中就已经基本定型了。而这样的道统人物拣择,显然也是从古文运动以五贤为中心的道统系谱建构中筛选出来的。
众所周知,张载、二程都相当推崇孟子。张载其学“以孔孟为法” ,并说:“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今日复有知者。” 二程也曾说“人有颜子之德,则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与禹、稷并” “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 。面对北宋的非孟、疑孟思潮,为了维护孟子的道统地位,二程也进行了诸多学理上的回应。
1. 二程与五贤道统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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