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新学、司马光一系、苏学全都否定荀子,又将韩愈定格为有功于儒道的“文士”,程、张诸人对荀子、韩愈的看法也大致相同,同样将荀子、韩愈排除在儒家道统系谱之外。王安石新学、司马光一系、苏学都甚少论及王通,他们对王通其人其书的真实性均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二程也对王通谈论不多,但他们认为王通优于荀子和扬雄,不过对王通其人其书同样半信半疑,既认为王通之书总体比较可靠,又认为其书、其人、其事有后人增篡附会的成分。理学与这几个学派最大的分歧,在于对扬雄的彻底否定上。王安石新学和司马光一系都推崇扬雄,且都积极为扬雄仕莽解释和辩护,苏学则仅仅否定扬雄之学术,并未论及扬雄之政治品格,然而二程则不仅彻底否定扬雄的学术思想地位,而且极力指责扬雄的政治品格。于孟、荀、扬、王、韩五贤中,程、张诸理学家仅仅尊崇孟子的立场非常明显。为了维护孟子的道统地位,他们一方面在学理上努力回应非孟、疑孟思潮,另一方面则借助普遍流行的《中庸》,通过曾子、子思建立起了孟子与孔子之间的连续性师承关系。理学一派的这些努力,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孟子的独尊地位,而且重构起了影响深远的曾子、子思、孟子这一新的儒家道统系谱。
一、理学是新儒中的新儒
刘复生师指出:“理学的产生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经过思想领域内长期的跌宕洗练、适应了帝制后期社会新形势的需要而应运而兴的。同时,它是发生于中唐,到北宋再度兴起的儒学复兴思潮所产生的重要结果,如果从它对中国帝制时代后期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可取代的影响来看,它在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又一次为儒家夺得了‘独尊’地位。” 钱穆先生在《朱子学提纲》中说:“北宋诸儒实已为自汉以下儒统中之新儒;而北宋之理学家,则尤当目为新儒中之新儒。”
理学虽并重“内圣”与“外王”,且将二者紧密连接,但在整体学术思想风格上,它仍以道德性命之学而显其特色。前章谈到,北宋中期的几个新儒学派别如王安石新学、司马光一系、苏学都已注意到道德性命之学,尤其王安石新学于道德性命之学唱之甚力,影响也大。然而,理学的特色就在于不仅重视道德性命之学,而且大力建构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而理学对于儒家道德性命之学的建构,也正是在批判苏学等其他新儒学学派,尤其是王安石新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余英时先生观察说,在二程看来,“王安石的‘道’是佛而不是儒”,所以“在道学家如二程的眼中,王安石虽已进入了‘内圣’领域并在‘内圣’与‘外王’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但是他的‘内圣’——所谓‘道德性命’——假借于释氏者太多,并不是儒家的故物,因此他们给自己所规定的最高历史任务便是将儒家原有的‘内圣之学’发掘出来,以取而代之”。因此,“严格地说,儒家‘道德性命’的系统建构是道学的特有贡献,在北宋儒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从整体动向观察,道学的兴起毫无疑问代表了北宋儒学发展的最后阶段” 。
理学既是宋代新儒学理论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最终成为官方正统学说,它以新的评判标准审视孟、荀、扬、王、韩五贤,并最终彻底瓦解了这一韩愈以来古文运动逐渐建构起来的儒家道统系谱。理学对五贤的评估,及其围绕孟子展开的儒家道统系谱重构,最终决定了儒家道统系谱的基本格局,影响极其深远。
二、二程对五贤道统系谱的清理
皇祐二年(1050),时年十八岁的程颐上书宋仁宗,他在其中以诸葛亮自况说:“不私其身,应时而作者,诸葛亮及臣是也。”又在文末以孟子、董仲舒、王通劝谏帝王之事为说,并明确说道:“臣之所学,三子(孟子、董仲舒、王通)之道也。” 他后来对道统人物的拣择,在这份上书中就已经基本定型了。而这样的道统人物拣择,显然也是从古文运动以五贤为中心的道统系谱建构中筛选出来的。
众所周知,张载、二程都相当推崇孟子。张载其学“以孔孟为法” ,并说:“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今日复有知者。” 二程也曾说“人有颜子之德,则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与禹、稷并” “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 。面对北宋的非孟、疑孟思潮,为了维护孟子的道统地位,二程也进行了诸多学理上的回应。
1. 二程与五贤道统系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二程对于孟子很是推崇,但其程度尚不若后来的理学家那么高,程颐就说孟子“学已到至处”,但“未敢便道他是圣人” 。前章谈到,其时“孔孟”并称已经颇为流行,二程也时常并提“孔孟”,大概是受此风气影响,弟子问程颐说:“使孔、孟同时,将与孔子并驾其说于天下邪?将学孔子邪?”程颐明确回答说:“安能并驾?虽颜子亦未达一间耳。颜、孟虽无大优劣,观其立言,孟子终未及颜子。昔孙莘老尝问颜、孟优劣,答之曰:‘不必问,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学者读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所以二程认为,“孔、孟之分,只是要别个圣人、贤人。如孟子若为孔子事业,则尽做得,只是难似圣人” ,而“孟子有功于道,为万世之师,其才雄,只见雄才,便是不及孔子处。人须当学颜子,便入圣人气象” 。二程反复谈及孔子、颜子和孟子之间的不同气象 ,又下断语说:“孟子却宽舒,只是中间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之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 张载的看法与二程相似,他认为:“孟子于圣人,犹是粗者。”
以上这些引语,可见张载、二程对孟子的评价仍有一定程度的保留。虽然二程在学理上非常推尊孟子,但在个人修养的“气象”上,仍认为孟子尚未达至于孔圣,即便与亚圣颜子相比,也还略有所差。张载的看法大抵相同,他说:“学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颜子未至于圣人处,犹是心粗。” 颜子尚且如此,孟子就也未至于圣人,张载曾云:“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颜渊学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 前章谈到,王安石和黄庭坚都曾直以孟子为圣人 ,张载、二程对孟子的评价显然尚不及此,不过,其后学却大多忽略了二程这些略显保守的评价,逐渐将孟子全面圣人化。
张载、二程对于孟子的这些保守评价,可能与孟子乃是从五贤道统系谱中脱胎出来的有关。前文反复谈到,五贤道统系谱被古文运动所看重的,主要是其传道尤其是卫道之功。但在道德性命之学的新眼光下,荀子、王通、韩愈既没有多少道德性命之学所需求的思想资源,自身也很难找出符合道德性命之学标准的身心修养,所以被各个学派一致清除。五贤之中,只有孟子和扬雄是最与道德性命之学的需求相关的,王安石便并重孟子和扬雄。不过,王安石虽颇尊扬雄,但却说:“自秦汉已来儒者,唯扬雄为知言,然尚恨有所未尽。” 这与二程对孟子的评价何其相似。程颐说“孟子有功于道”,这仍是古文运动对五贤道统系谱的旧评价,而二程对孟子保守评价的着眼点“才雄”“英气”等,则无疑都集中在儒家道德性命之学的身心修养上,即所谓“气象”上。二程对荀、扬、王、韩整体评价很低,而对孟子这个从五贤道统系谱中脱胎出来的人物,也难以给予至高的评价。
二程对曾子、子思、孟子道统系谱的建构,固然有着先秦儒家思想渊源和韩愈道统论的影响,但也应注意的是,二程的道统系谱看法很大程度上是从古文运动所建构的五贤道统系谱中脱胎而来的。二程语录、文字中存在大量评论、诠释孟子之语乃是学界常识,其实不仅如此,二程《遗书》和《粹言》中也有很多评论荀子、扬雄、王通、韩愈之处。以现存文献看,如果除开朱熹,二程很可能是两宋谈论荀、扬、王、韩最多的,只是二程不好作文,《遗书》和《粹言》中呈现出来的大都是些对话的片段。
《遗书》和《粹言》中有多处弟子问及与孟、荀、扬、王、韩有关问题的记录,有的更直接询问对王通的评价 ,可见即便二程自己已经从五贤道统系谱中摆脱出来,但他们的那些年轻弟子却难免受到仍在流行的五贤道统系谱的影响,朱光庭就在元祐年间奏请科考“第三场试论一道,乞于《荀子》、《扬子》、《文中子》、韩吏部文中出题”。 张舜民甚至在元祐四年(1089)疏请朝廷追谥张载时说:“(张载)方之前人,其孟轲、扬雄之流乎?如荀况辈,不足望于载也。” 竟然把张载自己都已经清除掉的扬雄用来比拟张载。这都可见五贤道统系谱在当时仍然是普遍的难以一举扫除的流行话语,周行己也曾以“孟、荀、扬、文中四子是非”为策题 。
前章谈到,几个新儒学派别的思想领袖都已经纷纷放弃五贤道统系谱,而着手重构符合各自思想需要的新道统系谱了,但这与最新思潮的一般性散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差,孟、荀、扬、韩于元丰七年一并进入孔庙享祀即是其表现之一,这反而还可能促进了五贤道统系谱(虽然没有王通)在普通士人中的影响,这从孔庙改制后出现的众多祭告先圣先师文中可见一斑。
二程与弟子不仅反复品评孟、荀、扬、王、韩五贤,甚至还有弟子“问贾谊”,只不过程颐回答说:“谊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贤。’孔与墨一言之,其识末矣,其亦不善学矣。” 也有的问道:“史称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程颐则说:“仲舒是言其学术。” 他又因为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语,而认为董仲舒“度越诸子”。 是则连此前偶尔会被附加进入到五贤道统系谱之中的贾谊和董仲舒,二程和弟子也对其进行了甄别。后来贾谊甚少引人注意,但董仲舒却在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进入孔庙从祀 ,可能元朝孔庙祭祀久成阙典,明朝洪武二十九年(1396),董仲舒又再次取代了扬雄从祀。
在此情况下,要瓦解五贤道统系谱,也就不得不对孟、荀、扬、王、韩屡屡进行讨论,张载即反复评论说:“自孔孟而下,荀况、扬雄、王仲淹、韩愈,学亦未能及圣人。” 又曾说:“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来元不曾有人说着,如扬雄、王通又皆不见,韩愈又只尚闲言词。” 而“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扬皆不能知” 。这些品论的目的显然就是瓦解五贤道统系谱,并把孟子从其中拔萃出来,所以他说:“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今日复有知者。”
二程更是如此,在《遗书》卷十八、十九中,都有密集评论荀、扬、王、韩的记录,其中卷十八有一部分最为密集,在今标点本《二程集》中占到了接近三页的篇幅,评论的人物则荀、扬、王、韩都包括在内。 众所周知,朱熹整理《遗书》是按记录者分卷的,在卷十八、十九中,除了这几处密集的评论外,其他地方也有评论,可见著录者并非按内容性质的异同来排列顺序,刘安节(卷十八手编者)、杨迪(卷十九录者)应该是按时间先后进行编录的。因此,可见程颐在不同的时间里都曾集中讨论过荀、扬、王、韩诸人,但是,这些地方都没有评论孟子。综合这些情况,可以认为程颐曾经颇为专力地检讨过五贤道统系谱。
此外,在二程谈及孟、荀、扬、王、韩的诸多话语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他们经常会对五贤中的两三个人物同时进行比较性的评论,而且时常会进行高下的区分,即便是某一条语录中只单独谈到了一个人物,也通常会接着出现几条评论其他人物的话语。可见二程在评论孟、荀、扬、王、韩时,显然是以五贤道统系谱的影响为基本背景的。如二程曾说:“孟子论王道便实。……孟子而后,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语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尽近理。” 这是比较孟子、韩愈之高下。二程又说:“《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至如断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他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也?”他接着便举出了扬雄“不识道,已不成言语”的例子来证明韩愈的判断,并说:“自是扬子已不见道,岂得如愈也?” 或曰:“韩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极好,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扬大醇小疵’,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已自不识性,更说甚道?” 这是评论孟子、韩愈、扬雄、荀子之高下。二程又云:“扬子之学实,韩子之学华,华则涉道浅。” 这又是说扬雄优于韩愈。二程说:“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欲寡则心自诚。荀子言‘养心莫善于诚’,既诚矣,又何养?此已不识诚,又不知所以养。” 这是比较孟、荀之高下。程颢说:“扬子出处,使人难说,孟子必不肯为扬子事。” 这是比较孟、扬之高下。程颐说:“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虽荀、扬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 这是说孟子优于荀、扬,又说“扬雄、韩愈说性,正说着才也” “荀、扬性已不识,更说甚道” ,在人性论上一并否定荀、扬、韩。程颐又说“若论其(王通)粹处,殆非荀、扬所及” “其间极有格言,荀、扬道不到处” ,这是说王通优于荀、扬。又云:“荀卿才高,其过多。扬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谓大驳矣” “‘杞柳’,荀子之说也。‘湍水’,扬子之说也” “扬子,无自得者也,……荀子,悖圣人者也” “荀卿才高学陋,……圣人之道,至卿不传。扬子云仕莽贼,谓之‘旁烛无疆’,可乎?” 则是一并否定荀、扬。
从以上这些繁冗的引语中,我们还可以大致清理出二程对五贤的高下判断,大致是孟子、韩愈、王通、扬雄、荀子的顺序,只是二程没有直接比较韩愈和王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与上文谈到二程认为孟子不及孔子、颜子不同,二程在评论荀、扬、王、韩时大多都是进行这四人之间的比较,或者与孟子进行比较,但绝没有出现将四人与孔子、颜子直接进行比较的情况,此亦可见二程已经将孟子从五贤道统系谱中拔萃出来了。不过,即便孟子已经从五贤道统系谱之中脱颖而出,但他名列其中的旧经历可能还是限制了二程对其作出全面圣人化的评价,这要等到其后学来逐渐完成了。
于孟、荀、扬、王、韩五贤中,二程最为尊崇的就是孟子,但孟子尚且没有达至孔子的境界,即便与颜子相比也还略有所差,那么荀、扬、王、韩就相去更远了。二程对荀子、韩愈的具体看法,前章已经说过,下文不再赘述。
2. 二程否定扬雄之学术、人品
四库馆臣提要《法言》云:“当时(东汉)甚重雄书也。自程子始谓其曼衍而无断,优柔而不决;苏轼始谓其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至朱子作《通鉴纲目》,始书莽大夫扬雄死,雄之人品著作,遂皆为儒者所轻。若北宋之前,则大抵以为孟、荀之亚。” 实际上,北宋之前的扬雄并非“孟、荀之亚”,其地位、影响要远远高于孟子和荀子。 不过,苏学、理学这两个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对扬雄的否定,确实是扬雄地位转折的主要原因,尤其理学的否定后来还直接影响到官方对扬雄的定位。前章谈到,庆历以来逐渐瓦解五贤道统系谱后展开的道统系谱重构,主要是围绕着孟子和扬雄展开的,而此间关于孟子、扬雄的争论也是最多的。在王安石新学的道统系谱重构中,扬雄是作为孟子继承者而存在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司马光的道统系谱重构中,扬雄则更是后世唯一继承孔子的关键人物。鉴于扬雄在道统系谱重构中的特殊地位,二程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评论,谈论的频率、涉及的问题、否定的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对荀子、王通和韩愈的评论。
二程对扬雄其实也曾说过一些肯定的话,如程颢就说,“《太玄》中首中:阳气潜萌于黄宫,信无不在乎中。养首一:藏心于渊,美厥灵根。测曰:藏心于渊,神不外也。扬子云之学,盖尝至此地位也” ,评价颇高。程颐也曾说:“自汉以来,惟有三人近儒者气象:大毛公、董仲舒、扬雄。” 他们认为,汉儒之中,“必以扬子为贤” 。又云:“扬子之学实,韩子之学华,华则涉道浅。” 即扬雄之学并不浅薄。
不过,二程总体上还是否定扬雄的,学术和政治忠节均是如此。其对扬雄学术的否定,大要有三,即扬雄之学杂黄老、《太玄》无用、不知性,其他片段批判扬雄者也有 ,为免枝蔓,下文仅列述这三点。二程说:“扬子看老子,则谓‘言道德则有取,至如槌提仁义,绝灭礼学,则无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为救时反本之言,为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自不识道,已不成言语,却言其‘道德则有取’,盖自是扬子已不见道,岂得如愈也。” 即认为扬雄对道的体认还不如韩愈,后来朱熹则更说扬雄“全是黄、老” 。
《太玄》是扬雄拟《易》的精心之作,司马光还努力为之集注,又拟《太玄》而作《潜虚》,可见《太玄》在扬雄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然而,程颐却否定《太玄》的思想价值,思路和苏学大致相同,但是其论证的详尽程度远远不及苏洵《太玄论》和《太玄总例》。二程本来就对续经之作评价很低(论王通亦如是,详见后文),也对象数学不满意,程颐《易传》即抛弃了象数解《易》的传统,而是以义理说《易》。弟子问:“《太玄》之作如何?”程颐曰:“是亦赘矣。” 他评论说:“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实无益,真屋下架屋,床上叠床。他只是于《易》中得一数为之,于历法虽有合,只是无益。今更于《易》中推出来,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难明亦得,只是不济事。” 邵雍好象数,他就作《太玄准易图序》,认为“夫《玄》之于《易》,犹地之于天也” ,并称赏“扬雄作《玄》,可谓‘见天地之心’者也”。 程颐则说“尧夫之学,大抵似扬雄” ,只是“似《玄》而不同” ,而“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济事” 。程颐对邵雍的先天象数学也始终不感兴趣,他说:“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年,世间事无所不论,惟未尝一字及数耳。”
二程在学术上对扬雄批判最多最激烈的,是其在最为核心的人性论上提出性善恶混论。程颐说扬雄“不知性” ,认为扬雄说性“正说着才” 。在他看来,虽然“扬雄才短,其过少” ,但是,“扬子虽少过,然已自不识性,更说甚道?” 因为“道即性也。言性已错,更何所得” ?他因而否定韩愈说扬雄是“大醇而小疵”,认为扬雄其实是“大驳”, 并总结扬雄的学术说,“扬子,无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断,优游而不决” ,甚至认为扬雄在某些方面还不及王通 。不独二程,张载也认为扬雄在儒道上“止得其浅近者” 。
在否定扬雄之学术外,二程花了更大的力气来否定扬雄的政治忠节。张载即说扬雄“所学虽正当,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 。程颢更说:“扬子出处,使人难说,孟子必不肯为扬子事。” 程颐则直接断定“扬雄去就不足观” ,这明显是针对王安石等人以孔子“无可无不可”之义解释扬雄仕莽。二程认为扬雄既“无先知之明”,事后“则欲以苟容为全身之道”。 程颐还将这种看法写进其《易传》之中,在对“明夷”卦初九爻辞的解释中,他写道:“君子不以世俗之见怪,而迟疑其行也。若俟众人尽识,则伤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为明,而扬雄所以不获其去也。”在对“明夷”卦六五爻象辞“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的阐释中,程颐又说:“箕子晦藏,不失其贞固,虽遭患难,其明自存,不可灭息也。若逼祸患,遂失其所守,则是亡其明,乃灭息也,古之人如扬雄者是也。” 这就更进一步明确回应和否定了此前王安石、曾巩、王回、常秩等人围绕“明夷”卦讨论的箕子和扬雄出处的相似性问题,程颐显然认为箕子明而扬雄不明,二人是一正一反的。
针对传统的“言逊”说,二程认为“言逊”须“迫不得已,如《剧秦美新》之类,非得已者乎?” 而针对《剧秦美新》实乃刺莽之作的说法,程颐认为王莽族诛“亦未足道”,“讥之济得甚事?” 二程也赞同王安石否认扬雄投阁的判断,但是,“扬子云之过,非必见于美新投阁也。夫其黾勉莽、贤之间而不能去,是安得为大丈夫哉?”。 二程认为:“扬子云仕莽贼,谓之‘旁烛无疆’,可乎?隐可也,仕不可也。” 但是,程颐完全否定林希以扬雄为“禄隐”的义理根据。 而针对司马光等人认为扬雄不可能全身而退因而被迫留在新莽的辩护,二程则说:“苟至于无可奈何,则区区之命,亦安足保也?” 二程将以往对于扬雄仕莽的辩护全都进行了驳斥。
3. 二程论王通
前文反复谈到,王通主张三教合一,《中说》又文辞鄙俚,也不关注人性论,也不太提及孟子、荀子、扬雄,其在五贤道统系谱中显得最为格格不入。入宋以后,关于王通其人其书真实性的争论颇多,对于其道统地位的评价亦然。二程对于王通的评价,既不像对孟子那么肯定,也不像对荀子、扬雄那么否定,而是与其对韩愈褒贬俱存的评价较为类似。
弟子问王通,程颐说:“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傅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殆非荀、扬所及也。若续经之类,皆非其作。” 即认为王通是“隐德君子”,部分言语优于荀、扬,但被“后人附会乱却” ,所以其言经常是“半截好,半截不好” 。二程不满于王通对佛教的容纳,云:“心迹犹形影,无可判之理。王仲淹之言非也。助佛氏之说者,必曰不当以其迹观之,吾不信也。” 程颐又否定王通续经,说:“文中子《续经》甚谬,恐无此。如《续书》始于汉,自汉已来制诏,又何足记?《续诗》之备六代,如晋、宋、后魏、北齐、后周、隋之诗,又何足采?” 因此,二程有时会在讨论问题时引用王通,也曾说王通对秦汉封禅的评论“极好” ,但也时而会否定王通的一些论说 。事实上,王通既不排辟异端以卫道,也无多少“内圣”之学可言,即便有些“好言语”也还“半截好,半截不好”,而二程却对他有不低的评价,认为他优于荀、扬,其原因何在呢?
王通对诸葛亮评价甚高,《中说》称王通说:“使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其有兴乎?”又“谓诸葛、王猛‘功近而德远矣’”。 程颐与弟子有一段对话如下:
“王通言:‘诸葛无死,礼乐其有兴’,信乎?”曰:“诸葛近王佐才,礼乐兴不兴则未可知。”问曰:“亮果王佐才,何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为于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几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则命也。某尝谓孙觉曰:‘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孙觉曰:‘不然。圣贤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武侯区区保完一国,不知杀了多少人耶?’某谓之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以利一己,则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诛天下之贼,杀戮虽多,亦何害?陈恒弑君,孔子请讨。孔子岂保得讨陈恒时不杀一人邪?盖诛天下之贼,则有所不得顾尔。’”曰:“三国之兴,孰为正?”曰:“蜀志在兴复汉室,则正也。”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孟子语(《孟子·公孙丑上》),而程颐扩展了孟子之语的语境,认为孟子所说的是“以利一己,则不可”,而如果是为了“诛天下之贼”则可。程颐虽然对王通说诸葛亮能够兴起“礼乐”有所保留,仅认为“孔明庶几礼乐” ,但程颐的期望无疑是较高的。尽管程颐还是认为诸葛亮“道则未尽”,但他非常肯定“孔明有王佐之心” ,而且屡屡称赞诸葛亮的确有“王佐才”,他曾历数历史上有王佐之才的名臣说:“若论至王佐才,须是伊、周,其次莫如张良、诸葛亮、陆宣公。” 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认为“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而对于众说纷纭的曹魏、蜀汉的正统之争,程颐显然认为蜀汉才是正统。
邵雍比程颐更肯定诸葛亮,认为诸葛亮如果不是早卒,是能够兴起礼乐的,其子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云:“伯温少时,因读《文中子》,至‘使诸葛武侯无死,礼乐其有兴乎?’因著论,以谓武侯霸者之佐,恐于礼乐未能兴也。康节先公见之,怒曰:‘汝如武侯犹不可妄论,况万万相远乎?以武侯之贤,安知不能兴礼乐也?后生辄议先贤,亦不韪矣。’” 邵伯温之子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也说诸葛亮“有洙泗大儒气象” ,这和程颐对诸葛亮的评价是一致的,也并不突出其以法术治国的一面。
程颐的态度,对于此后理学乃至后世之于王通、诸葛亮、正统论的看法都有着引导性的影响。后来朱熹又坚持和发扬了程颐的看法,从而使其影响极为深远。由于程朱的部分高度肯定,在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学说的明代,在扬雄、荀子先后被逐出孔庙 、韩愈也可能被逐出孔庙的情况下 ,王通这个五贤道统系谱中最为格格不入、最常被忽略的人物,却在嘉靖九年(1530)的孔庙改制中进入了孔庙从祀。
不仅如此,后来朱熹在《近思录》卷十四《圣贤》中摘录了程颐评论诸葛亮的三条语录,包括“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孔明庶几礼乐”“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王者如天地之无私心焉,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刘璋。圣人宁无成耳,此不可为也。若刘表子琮,将为曹公所并,取而兴刘氏可也”这三条。 上引那段对话,《遗书》《粹言》有好几处大体相似的记录 ,这些记录中,程颐说为了“诛天下之贼”可以进行必要的诛杀,其间暗含否定孟子“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意思都比较清楚,只有《近思录》中摘录的最后一条最为掩盖这层意思,朱熹应该是经过精心选择而摘录在《近思录》中的,而他自己对诸葛亮的评价也是沿程颐而来。由此,诸葛亮乃一“有儒者气象”的“王佐才”的形象得以在后世不断凸显, 清雍正二年(1724),诸葛亮这个本来颇“近申韩”的人物 ,也得以进入孔庙从祀。
那么,二程为何如此重视“半截好,半截不好”的王通以及颇擅法术的诸葛亮呢?这应该与二程的“外王”理想有关。朱熹后来说:“太宗朝一时人多尚文中子,盖见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书颇说治道故也。” 王通虽在五贤道统系谱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他对“治道”的关怀和论述却是扬雄、韩愈都远远不及的,其能单独流行,又受到包括程朱在内的士大夫重视,显然并不是因为他那“半截好,半截不好”的理论说道,而是因为其“颇说治道”之故。而王通尊崇诸葛亮这个贤相,正好是理学“外王”理想的一种思想寄托,程颐甚至还亲自到五丈原进行过实地考察 。在王安石新学和苏学都忽略王通的情况下,司马光和二程对王通的部分肯定,使得王通不愠不火地成为士人议论的对象。而到了南宋,王通还成了朱熹和陈亮王霸义利之辨中的争论焦点之一。
三、二程及其后学对孟子道统地位的维护
《孟子》既有对治平王道的具体论说,更蕴含着很多道德性命之学的重要思想资源,而且《中庸》的作者子思与孟子又是师徒关系,所以不管是宋人秩序重建的“外王”追求,还是建立儒家天理世界的“内圣”思想系统,《孟子》都是必资利用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宋代的疑孟、非孟思潮不可能对孟子升格造成实质性的阻碍,更不可能逆转孟子升格的总体趋势。不过,宋代不少疑孟、非孟的士人都具有很强的政治和学术影响力,所以尊孟的士人也必须进行回应。
周淑萍教授总结道:“在两宋时期,回击非孟者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上书朝廷,直斥非孟者;二是著书立说,缕析非孟者之误。” 并指出,两宋之交的胡舜陟是前一种方式的一个代表性例子。《宋史·胡舜陟传》载其迁侍御史,遇晁说之谏阻皇太子读《孟子》,他上疏批判说:“向者晁说之乞皇太子讲《孝经》,读《论语》,间日读《尔雅》而废《孟子》。夫孔子之后深知圣人之道者,孟子而已。愿诏东宫官遵旧制,先读《论语》,次读《孟子》。” 与此不同,二程等理学家虽然在北宋也对核心政治权力活动有所参与,但始终不是一股能影响王朝政治、学术走向的力量,即便到了南宋早期,虽然理学在核心政治权力圈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其真正开始取得政治、学术上主导权的时间还要更晚(详见末章)。面对北宋延续至南宋初期显得有些猛烈的疑孟、非孟思潮,理学更多的是进行学理上的回应,这对于孟子道统地位的巩固和进一步提升也是很有帮助的。
结合孟子升格的过程,以及宋代学术思想的整体性进展,可以将两宋的疑孟、非孟思潮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熙宁以前为第一阶段,以冯休、何涉、孙抃、刘敞、李觏及其门人陈次公、傅野等为代表;熙宁以至于南宋早期为第二阶段,以司马光、苏轼、苏辙、刘恕、晁说之、郑厚、李蓍等为代表;南宋中期为第三阶段,以叶适等为代表。疑孟、非孟思潮的这三个阶段,主要对手分别是佛学和道德性命之学(契嵩)、王安石之学、理学,此亦可见宋代学术思想的权势转移。 而所有这些士人的疑孟、非孟言论中,以李觏、司马光、叶适三人对孟子的怀疑和非议最具代表性和理论创造性,影响也最大。
这三个阶段对孟子的怀疑和非议,其实有着很多交叠重复之处,周淑萍教授总结了宋人疑孟、非孟的主要观点,大致分为四点:
一、孟子不能续道统:孟子悖逆孔子君臣之道,轻慢孔子“六经”,未得孔子真意,因而不能续道统。
二、孟子心性善说无验。
三、孟子仁政说迂阔、足惮。
四、孟子“辟异端”失于太过:孟子斥陈仲子失于不“探其情”,辟杨墨失于“不知道”,斥许行失于苛责。
然而,孟子在宋代能够升格成功,主要的原因便是孟子言说心性、排辟异端、倡行仁政,这些是宋代士人试图重建政治社会秩序和建构儒家道德性命之学的思想资源,对孟子的这些非、疑,与宋代新儒学的发展趋势相背离,其实不大能够产生实质性的威胁。此外,孟子倡导君臣关系的相对性,并不主张如秦汉以降那样的君尊臣卑的绝对君臣关系,这也是宋代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显现的重要思想凭借,然而,这在一些士人看来却有违君臣纲常。而与此相关的,便是前章讨论过的孟子疑经以及不尊周两点,其中前一点是宋人疑孟、非孟思潮的导火索,而后一点则是宋儒关于孟子争议最多的一点。总而言之,两宋疑孟、非孟思潮在当时对孟子地位最具威胁性的也就是孟子疑经、不尊周、主张君臣相对性三点,因为这三点都直接关系到孟子的政治正确和学术正确。
叶适是宋代最后一个非孟最力的士人,他与朱熹同时而稍晚,他以自己关注现实事功的思想理论来非议孟子,甚至否定孟子在道统系谱中的地位,但与此前两个阶段的疑孟、非孟思潮明显不同的是,叶适所非并不涉及孟子疑经、不尊周、主张君臣相对性这三点。 这三点本来是攻击孟子最简单直接而又最具效力的要害,但叶适如此用力非孟却又回避了这几点,可见叶适所处的思想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造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应该正是二程等理学家基本上有理有据地回应了这些问题,叶适没有必要再纠缠于此。叶适非孟的具体问题将在后文讨论,于此不赘。
今存王安石回应疑孟、非孟思潮的文字并不多,其《扬孟》一篇以性无善恶论来调和孟子性善论和扬雄性善恶混论,并在文末说:“孟、扬之说果何异乎?今学者是孟子则非扬子,是扬子则非孟子,盖知读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诬哉!” 可见即便在最为核心的人性论上,王安石竟然都认为孟子、扬雄所论不“异”,这与二程反复因为性善恶混论而激烈否定扬雄的思想地位是极为不同的。由此,按照王安石的思想逻辑,可以想见疑孟、非孟思潮的那些批判,在他看来,要么是学者没有能够领会《孟子》真义,要么就是孟子和圣人之“迹”不同而已,这些都不能构成对于孟子的批判。此外,今存文献也很难看到王安石后学系统回应疑孟、非孟思潮的论说。
二程对北宋中前期的疑孟、非孟思潮是比较清楚的,程颐还曾经点过李觏的名 。二程及其门人为了维护孟子的道统地位,对疑孟、非孟思潮进行过一些理论上的回应,虽然这些回应并不算系统,但时有卓见。
关于孟子疑经这一点,前章已经谈到,主要是缘于契嵩引《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由此而危及孔子和儒经的神圣性,李觏、孙抃、冯休等人都曾非、疑过这一点。其实孟子接续上文解释了为何如此说,云:“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二程评论说:“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动。孟子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说。” 即认为孟子知了武王,所以不相信“血流漂杵”之事。孟子曾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二程则说:“学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他们对很多问题的解释也大都循此思路,这种以意逆志的诠释方式乃是道德性命之学兴起以后的普遍风气,不独理学为然。以往纠缠“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李觏、孙抃、陈次公、傅野等人根本就反对道德性命之学,而其时的司马光对此也并不擅长。然而,随着道德性命之学越发流行,“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反而正好契合了道德性命之学的思想需要,成为新儒学摆脱束缚、自由阐释的重要依据,后来陆九渊门人杨简便大力夸赞这句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诚哉是言!”
孟子尊王贱霸,屡陈王道于时君,李觏拈出此点,指责孟子于周室尚未彻底灭亡时就说诸侯以王道,乃是不尊周室。这个指责是既有历史事实,颇为要害。对此,程颐利用“天命”和“时变”来为孟子进行辩护,这在儒学既有的理论框架之内,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解释。
实际上,揆诸儒家对于朝代更替的观念变迁,儒家本来是更加同情于朝代更替甚至是倾向于革命的,这从历史上著名的辕固生和黄生关于汤武革命的争论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汉书·辕固生传》),而儒家所崇尚的诸圣王尧、舜、禹即连续地实现朝代更替,汤、武则更直接起而革命。程颐在其《易传》中阐释“革”卦彖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时也写道:
推革之道,极乎天地变易,时运终始也。天地阴阳推迁改易而成四时,万物于是生长成终,各得其宜,革而后四时成也。时运既终,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兴,受命于天,故易世谓之革命。汤、武之王,上顺天命,下应人心,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天道变改,世故迁易,革之至大也,故赞之曰,革之时大矣哉!
程颐还曾谈到他对伯夷叩马谏阻武王伐纣、其后不食周粟而死的看法,他说:“武王代纣,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顺天命诛独夫也。” 又说:“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圣人之变,故隘。” 孟子曾说“伯夷隘”(《孟子·公孙丑上》),程颐正好将伯夷对待革命的保守态度视作对孟子之语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到,程颐显然认为“天命”是要高于君臣之“常理”的,他也是赞同在必要之时进行革命的。以此为基础,那么孟子虽尊王道而不尊周室,就不足为奇,因为孟子没有必要在天命已改之时仍然尊崇周室。
程颐说:“孔子时,唯可尊周;孟子时,方可革命。时变然也。前一日不可,后一日可。” 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判断周室或者一个朝代的天命是否已经断绝呢?对于这个问题,程颐也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案,他说:
孔子之时,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礼虽甚废坏,然未泯绝也。故齐、晋之霸,非挟尊王之义,则不能自立。至孟子时则异矣。天下之大国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绝而泽竭矣。夫王者,天下之义主也。民以为王,则谓之天王天子;民不以为王,则独夫而已矣。二周之君,虽无大恶见绝于天下,然独夫也。故孟子勉齐、梁以王者,与孔子之所以告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时行而已矣。
《河南程氏外书》还有一段记录:
或谓孔子尊周,孟子欲齐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如一树,有可栽培之理则栽培之,不然则须别种。贤圣何心,视天命之改与未改尔。”
在程颐看来,孔子之时,周朝先王之政的余泽尚存,所以孔子依然尊崇周室;但是到孟子之时,则“先王之政绝而泽竭”,时势已经完全不同,所以孟子不再尊崇周室。因此,“天命”之断绝与否,其关键就在于先王之政是否尚存余泽。
程颐以“天命”和“时变”来解释孟子不尊周的问题,很好地回应了非孟、疑孟思潮的批评。其后,南宋回应非孟、疑孟思潮的胡宏《释疑孟》、余允文《尊孟辨》、朱熹《读尊孟辨》和孙应时《疑孟说》诸书,在这一问题上,基本上也都沿袭和发挥了这一思路。 此外,陆九渊学派还出现了一种更为激进的解释,《象山语录》上记云:
松尝问梭山云:“有问松:‘孟子说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当如何对。”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后世疑孟子教诸侯篡夺之罪?”梭山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先生再三称叹曰:“家兄平日无此议论。”良久曰:“旷古以来无此议论。”松曰:“伯夷不见此理”,先生亦云。松又云:“武王见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来皆见此理。”
在陆氏兄弟看来,孟子之所以劝行王道而不尊周,乃是因为天位、王道、人民等的存续,这显然要比某个具体朝代的存续重要得多。因此,是否尊周其实并不足以构成一个批评孟子的问题。
不过,在对日常君臣关系的看法上,与孟子主张君臣关系的相对性相比,二程对于君臣关系的看法却要保守很多。程颐说“前一日不可”,也认为“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又说:“介甫以武王观兵为九四,大无义理,兼观兵之说亦自无此事。如今日天命绝,则今日便是独夫,岂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绝,便是君也,为人臣子,岂可以兵胁其君?安有此义?” 按,干宝曾援引武王伐纣之事来解释《易》之“乾”卦,他分别以《尚书·泰誓》上中下三篇来对应“乾”卦九四、九五、上九,《易》“乾”卦九四爻辞曰:“九四:或跃在渊,无咎。”干宝解释说:“阳气在四,二月之时,自大壮来也。四,虚中也。跃者,暂起之言,既不安于地,而未能飞于天也。四,以初为应。渊,谓初九甲子,龙之所由升也。或之者,疑之也。此武王举兵孟津,观衅而退之爻也。守柔顺,则逆天之应;通权道,则违经常之教。故圣人不得已而为之,故其辞疑矣。”其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和“上九:亢龙有悔”,则分别对应“武王克纣正位”和即位之后。由此,干宝对于“乾”卦九四的解释,即是说此时武王已经承担天应之命,但起而伐纣又违背君臣经常,所以很是犹疑。 王安石的解释今已不见,从程颐所述来看,他大概是以干宝的解释为基础,认为武王举兵是为了逼迫纣王改邪归正,重膺天命,观察三年而纣王不改,所以才有后来继续伐纣之事。然而,程颐否定了这种解释,他认为天命一旦更改,则纣王就已是“独夫”,不应该留而观察;但是,如果此时“天命”尚未更改,那么以兵逼迫纣王就是“胁君”。因此,他认为王安石的解释是错误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程颐虽然是同情于革命的,但对于“经常”的君尊臣卑还是非常肯定的。由此也可以想见,他对孟子那些颇有“骄君”之嫌的主张应该是不太赞成的。
二程非常重视对于君主的引导,也很重视君师的师道尊严,在程颐被征召为哲宗的经筵讲官时,他上了三道劄子,其中说道:“臣闻三代之时,人君必有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他又在《贴黄》中补充道:“今不设保傅之官,傅德义保身体之责皆在经筵。”在程颐看来,经筵之官教导君主知道向德极其重要,因为:“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无不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而且,“从古以来,未有不尊贤畏相而能成其圣者也”。 基于这种理念,他后来对哲宗的教育管理也就相当严苛,也因而招来不少非议。
然而,比起王安石对于君臣关系的激进看法,程颐还是要显得保守一些。上述程颐对王安石“乾”卦九四爻辞解释的否定,已经可见一斑,王安石还在后来经常被人谈及的《虔州学记》中说:“若夫(士之)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将士大夫的地位抬升到了可以与君主并列的高度。而这其实也是源于孟子赞颂帝尧、虞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孟子·万章上》)的说法。与王安石不同,程颐对孟子这些话语还是要谨慎一些,弟子曾问程颐:“《孟子》书中有不是处否?”程颐说:“只是门人录时,错一两字。如‘说大人则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 《孟子·尽心下》:“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可见程颐对孟子此语并不赞同,和此前一些疑孟者一样,他也认为这些是孟子门人误录。程颐认为孟子这种自我矜重的态度,正是其差别于孔子的原因之一,《程氏经说》记其语云:“孔、孟之道一也,其教人则异。孔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则推而高之。孔子不俯就,则人不亲;孟子不推高,则人不尊;圣贤之分也。” 程颐更愿意将孟子描述成“一饭不忘君”的形象,他曾在解《诗经》时云:“孟子之于齐,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尝不迟迟顾恋。……贤者退而穷处,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犹父子,安得不怨?故直至于寤寐弗忘,永陈其不得见君与告君,又陈其此诚之不诈也。”
其后,在对君臣关系的看法这一点上,程门后学大多要比程颐更加激进。程颐在君臣关系相对性上的保守态度,以及他对于孟子颇有骄君之嫌的不满,此后也逐渐被其后学逆转为孟子的卓越之处。程门后学的这种转变,将在本章第三节中论及,于此不赘。
在南宋前期,出现了三部系统回应疑孟、非孟思潮的著作,包括张九成的《孟子传》、胡宏的《释疑孟》、余允文的《尊孟辨》。张九成作《孟子传》,从名义上是将《孟子》抬高到了儒经的地位,四库馆臣提要该书云:“是书,则以当时冯休作《删孟子》,李觏作《常语》,司马光作《疑孟》,晁说之作《诋孟》,郑厚叔作《艺圃折衷》,皆以排斥《孟子》为事,故特发明于义利经权之辨,著《孟子》尊王贱霸有大功,拨乱反正有大用。” 可见系统地回应非孟、疑孟思潮,乃是该书的一个重要撰作动机,也是该书内容的一个鲜明特点。与张九成同时而稍晚的胡宏,专门针对司马光《疑孟》而完成了《释疑孟》,全面驳斥了司马光此书。 余允文作《尊孟辨》《续辨》《别录》三书,更几乎将自王充以来主要的非孟、疑孟文献收集得比较完备,进而又对几部重要的疑孟、非孟文献逐条作了辩驳。此后,朱熹又对余允文之书作了补充注释和评论,对余允文辩驳不当理之处还作了进一步的辨正补充。 张九成、胡宏都是程门再传,余允文虽然并非理学系统中人,但其《尊孟辨原序》既引“伊川程先生”语 ,则至少是投机理学者。由此可见,南宋前期在学理上系统应对疑孟、非孟思潮挑战的士人,主要都集中在理学阵营。
经过理学一派对疑孟、非孟思潮的学理回应,加以帝王对尊孟派的实际政治支持 ,非孟、疑孟思潮逐渐隐没,孟子的独尊地位得到巩固。王曾瑜先生曾指出,王安石新学和程朱理学,“两派尽管有尖锐的分歧,但在尊孟方面,却有其共同性。正是在两派的倡导下,孟子在宋代由诸子之一而被提到亚圣的地位,儒学开始了孔孟并称的新阶段” 。尊孟的新学和理学在两宋先后流行,一唱一护,共同促成和巩固了孟子的升格,也使得孟子逐渐趋于全面圣人化。
二程对儒家道统系谱的看法非常清楚,他们花了不小的精力来瓦解五贤道统系谱,甚至连以前不时被列入其中的贾谊、董仲舒也一并品评了。二程独尊孟子,否定其他诸贤,不过他们甚至也认为孟子与孔子乃至颜子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他们以孟子为重心,往前叠加曾子、子思,再加以无传的颜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新的儒家道统系谱得以重构起来,这个重构的过程将在下章专门讨论,于此不赘。
不过,尽管理学、王安石新学、司马光之学和苏学这几个北宋最主要的学派都极力瓦解五贤道统系谱,但其残留影响仍然不小。至于北宋灭亡,赵宋仓促南渡之后,王安石新学的独尊局面被打破,思想界的活跃程度大大提高。而在此背景下,本来在北宋已经被诸派领袖瓦解掉的五贤道统系谱,却又在南宋初重新泛起了很大的余波,以至于朱熹、陆九渊都不得不继续着力清除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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