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东汉以后渐呈衰落之势,玄学、道家、佛学的交相辉映,使儒学不免显得暗淡。魏晋隋唐间的多个王朝都曾大力推崇佛、道二教,在这些王朝的文化意识形态拼盘中,儒家很多时候都只是并不显眼的一角,虽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角。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的极盛局面一去不返,在皇权孱弱、藩镇林立、外族环伺的新局面下,如何确立一种有效的帝国意识形态,如何建立起一种强大而又有节制的皇权,如何改造儒学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便成了以韩愈为代表的一些士人所亟须思索和回答的问题。
唐宋儒家道统论的揭倡和流行,既是儒学自身发展演进脉络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新的时代背景所造就的一个新论题,其影响广泛而深远,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而唐宋道统论的首倡之功,则当归于韩愈无疑。陈寅恪先生在其《论韩愈》一文中总结了韩愈之于中国文化的六大功绩,其首要功绩就在于“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 韩愈在其《原道》中正式揭倡儒家道统论云:“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清楚地叙述了一个从尧、舜以至于孔、孟的儒家之道的传递系谱,有着全新的时代意义,诚如学者所云:“韩愈著《原道》一文,标志着道统论的正式提出,这在道统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韩愈揭倡儒家道统论的动因,主要在于如下几端,即排辟佛老以卫护儒家之道;抬高儒学的知识权威以限制无上的皇帝权威;为儒学转型寻求新的思想资源,以建构儒家道统系谱的方式来确立新儒学的历史正当性。
一、卫护儒家之道
韩愈在《原道》中揭倡儒家道统论,排辟佛、道二教,并非偶然为之,而是其始终坚持的思想原则。他在唐宪宗迎奉佛骨舍利时上表反对说:“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他甚至还“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由是惹得唐宪宗大怒,他险些因此而丧命,最后被打发到了潮州。在韩愈的其他文字中,排辟异端、卫护儒道之辞也屡屡可见。韩愈不时劝诫柳宗元等好友不要嗜佛而要排佛,他接引后学也多以卫护儒道相告,如其《送王秀才序》即云:“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他在一道进士策题中也发问道:“夫子既没,圣人之道不明,盖有杨、墨者,始侵而乱之,其时天下咸化而从焉;孟子辞而辟之,则既廓如也;今其书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于道者几何?孟子之所以辞而辟之者何说?今之学者有学于彼者乎?有近于彼者乎?其已无传乎?其无乃化而不自知乎?其无传也,则善矣;如其尚在,将何以救之乎?” 这明显是暗示举子排辟佛、道二教以卫护儒道。韩愈的诸多弟子如李翱等人,也都是排佛卫道之士,他在潮州时向朝廷推荐潮州乡贤赵德讲任乡校,理由之一便是其“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 。
韩愈甚至在与僧人的交往中,也有些不近人情地在僧人面前批判佛教。贞元十九年(803)春,时为四门博士的韩愈受好友柳宗元请托,为即将前往东南的文畅和尚送行,并作《送浮屠文畅师序》以赠之,但他却在该《序》中激烈抨击佛教而大谈儒家之道,云:“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施之于天下,万物得其宜;措之于其躬,体安而气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书之于册,中国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为而孰传之耶?……今吾与文畅安居而暇食,优游以生死,与禽兽异者,宁可不知其所自邪?” 这大概是柳宗元和文畅都未曾料想过的。韩愈赠送僧人的诗作,几乎都有排佛之言,如其《送僧澄观》诗云:“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者谁?” 《送惠师》诗也说:“吾言子当去,子道非吾遵,江鱼不池活,野鸟难笼驯。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谆。” 《送灵师》诗则排辟得更为直接,云:“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 可以想见这些僧人在收到韩愈的诗句时是多么尴尬,而曾经为僧的贾岛则在韩愈的帮助下“去浮屠,举进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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