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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三节 南宋的道统竞争与理学的胜出

北宋中期几个主要学派的出现,有效地遏制了此前古文运动道统话语中显得颇为任意的推许和自任风气,而王安石新学首先取得官学的地位,更是这种风气变化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到了南宋,虽然王安石新学的独尊地位已经不再,但北宋中前期那种竞相自成一系的气象也已不返,士人之间的正统竞争通常不再以创立一个新学派为特点,而南宋也再没有出现能够比肩北宋诸学派的新学派。比较宋初古文运动和南宋士人的道统话语,南宋士人已经极少推许他人直接继承道统了,他们大多转而推许其在北宋某个学派中的传承地位。而他们的自任,也大多以传承某个学派为志业,即承认创立这个学派的领袖已经具备了道统承递的资格,自己不过是发挥、光大之罢了,就连朱熹也只是说自己“幸私淑而与有闻焉”而已 。像陆九渊那样“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 ,像孙之弘那样推崇叶适“合乎孔子之本统” ,在南宋是颇为罕见的。

南宋的学派竞争,自然是理学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其取得胜利的历史过程却很不顺利。王安石新学在南宋渐衰,以至于彻底失势,但理学其实也并没有能立即取而代之。较之于理学,其实苏学才是“元祐学术”的大宗,它在南宋中前期曾有着繁盛的复兴局面,其影响、地位都一度大大超过理学。理学在南宋的胜出,既是与王安石新学斗争的结果,也是与苏学消长的结果。

一、王安石新学渐衰

金人来犯,北宋朝廷无力应对,徽宗禅位钦宗,王安石新学的独尊地位也随之开始动摇。钦宗即位不久的靖康元年(1126)二月壬寅,即罢“元祐学术政事及元祐党籍” ,其后臣僚又上言:“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今之策问,虚无不根,古今治乱,悉所不晓。诗赋设科,所得名臣,不可胜纪,专试经义亦已五纪。救之之术,莫若遵用祖宗成宪。王安石解经,有不背圣人旨意,亦许采用。至于老、庄之书及《字说》,并应禁止。”实即主张恢复元祐之法,钦宗由是“诏礼部详议”。 五月三日,时任谏议大夫兼国子祭酒的杨时由是上言痛斥蔡京“蠹国害民,几危社稷”,并将北宋的危亡形势归根于王安石新学,建议下旨“断王安石学术之谬,追夺王爵,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在经过激烈争论后,朝廷部分采纳了杨时的意见,令“王安石合依郑康成等例从祀孔子庙廷”,即降王安石配享为从祀 ,而且“追夺王安石王爵” 。随后,“徽猷阁待制谭世勣又言亦不当以安石从祀”,只不过结果是“不报”。

此后,攻击王安石新学误国的声音络绎不绝。赵宋南渡后,王安石更是成了北宋灭亡的替罪羊。建炎三年(1129)六月己酉,时为司勋员外郎的赵鼎再次攻击王安石,并建议罢王安石配享宋神宗,宋高宗于是“罢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寻诏以富弼配享”。 绍兴四年(1134)八月戊寅朔,宋高宗召见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范冲同样指责王安石新学误国,高宗听后一边说“极是,朕最爱元祐”,表明了自己的学术和政治倾向,一边又说“安石至今犹封王,岂可尚存王爵”。 随后,吕聪问上言说:“所有谥议,乃以文为言,若并王爵称之,则为文王,实为僭越。”因而建议“追夺安石之谥”。是月丙申,即“诏追王安石舒王告,毁抹”。 不过,王安石“文”的谥号和“公”的爵位还是得以保留。今胡寅《斐然集》卷十四有《追废王安石配享诏》一文,为奉旨补撰的罢黜王安石孔庙配享的诏旨, 应该也是在此间完成的。孝宗乾道五年(1169)春,魏掞之再次向陈俊卿建议罢祀王安石父子,被陈俊卿阻止。淳熙三年(1176)冬,赵粹中又向朝廷建议削去王安石从祀,宋孝宗说:“安石前后毁誉不同,其文章亦何可掩。”赵粹中乞罢王安石未成,又于次年请罢王雱,李焘也建议罢去王安石父子,由此终于在其年七月除去了王雱从祀的画像。 理宗端平元年(1234),徐侨和李焘之子李埴再次建议罢祀王安石, 仍未果。但几年后的淳祐元年(1241)春正月甲辰,终于在增加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从祀孔庙的同时,将王安石清除出了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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