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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三节 南宋的道统竞争与理学的胜出

北宋中期几个主要学派的出现,有效地遏制了此前古文运动道统话语中显得颇为任意的推许和自任风气,而王安石新学首先取得官学的地位,更是这种风气变化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到了南宋,虽然王安石新学的独尊地位已经不再,但北宋中前期那种竞相自成一系的气象也已不返,士人之间的正统竞争通常不再以创立一个新学派为特点,而南宋也再没有出现能够比肩北宋诸学派的新学派。比较宋初古文运动和南宋士人的道统话语,南宋士人已经极少推许他人直接继承道统了,他们大多转而推许其在北宋某个学派中的传承地位。而他们的自任,也大多以传承某个学派为志业,即承认创立这个学派的领袖已经具备了道统承递的资格,自己不过是发挥、光大之罢了,就连朱熹也只是说自己“幸私淑而与有闻焉”而已 。像陆九渊那样“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 ,像孙之弘那样推崇叶适“合乎孔子之本统” ,在南宋是颇为罕见的。

南宋的学派竞争,自然是理学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其取得胜利的历史过程却很不顺利。王安石新学在南宋渐衰,以至于彻底失势,但理学其实也并没有能立即取而代之。较之于理学,其实苏学才是“元祐学术”的大宗,它在南宋中前期曾有着繁盛的复兴局面,其影响、地位都一度大大超过理学。理学在南宋的胜出,既是与王安石新学斗争的结果,也是与苏学消长的结果。

一、王安石新学渐衰

金人来犯,北宋朝廷无力应对,徽宗禅位钦宗,王安石新学的独尊地位也随之开始动摇。钦宗即位不久的靖康元年(1126)二月壬寅,即罢“元祐学术政事及元祐党籍” ,其后臣僚又上言:“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今之策问,虚无不根,古今治乱,悉所不晓。诗赋设科,所得名臣,不可胜纪,专试经义亦已五纪。救之之术,莫若遵用祖宗成宪。王安石解经,有不背圣人旨意,亦许采用。至于老、庄之书及《字说》,并应禁止。”实即主张恢复元祐之法,钦宗由是“诏礼部详议”。 五月三日,时任谏议大夫兼国子祭酒的杨时由是上言痛斥蔡京“蠹国害民,几危社稷”,并将北宋的危亡形势归根于王安石新学,建议下旨“断王安石学术之谬,追夺王爵,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在经过激烈争论后,朝廷部分采纳了杨时的意见,令“王安石合依郑康成等例从祀孔子庙廷”,即降王安石配享为从祀 ,而且“追夺王安石王爵” 。随后,“徽猷阁待制谭世勣又言亦不当以安石从祀”,只不过结果是“不报”。

此后,攻击王安石新学误国的声音络绎不绝。赵宋南渡后,王安石更是成了北宋灭亡的替罪羊。建炎三年(1129)六月己酉,时为司勋员外郎的赵鼎再次攻击王安石,并建议罢王安石配享宋神宗,宋高宗于是“罢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寻诏以富弼配享”。 绍兴四年(1134)八月戊寅朔,宋高宗召见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范冲同样指责王安石新学误国,高宗听后一边说“极是,朕最爱元祐”,表明了自己的学术和政治倾向,一边又说“安石至今犹封王,岂可尚存王爵”。 随后,吕聪问上言说:“所有谥议,乃以文为言,若并王爵称之,则为文王,实为僭越。”因而建议“追夺安石之谥”。是月丙申,即“诏追王安石舒王告,毁抹”。 不过,王安石“文”的谥号和“公”的爵位还是得以保留。今胡寅《斐然集》卷十四有《追废王安石配享诏》一文,为奉旨补撰的罢黜王安石孔庙配享的诏旨, 应该也是在此间完成的。孝宗乾道五年(1169)春,魏掞之再次向陈俊卿建议罢祀王安石父子,被陈俊卿阻止。淳熙三年(1176)冬,赵粹中又向朝廷建议削去王安石从祀,宋孝宗说:“安石前后毁誉不同,其文章亦何可掩。”赵粹中乞罢王安石未成,又于次年请罢王雱,李焘也建议罢去王安石父子,由此终于在其年七月除去了王雱从祀的画像。 理宗端平元年(1234),徐侨和李焘之子李埴再次建议罢祀王安石, 仍未果。但几年后的淳祐元年(1241)春正月甲辰,终于在增加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从祀孔庙的同时,将王安石清除出了孔庙。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王安石新学在南宋虽然日渐转衰,但其仍然在很长的时间里保持着较强的影响力,如余英时先生便说:“南渡以后,通高宗一朝,王学事实上仍执政治文化的牛耳。……甚至迟至孝宗初年,王学在朝廷上的地位仍无动摇的迹象。” 南宋前期,虽然宋高宗支持攻击王安石以便为父兄开脱,又因得位于元祐孟皇后而“最爱元祐”,但其时的朝臣和士子绝大多数都是在哲宗绍述和徽宗时期新学独尊的思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术思想界的转变绝非部分士人的连续攻击就能立竿见影的,有时甚至还会引起很大的反弹。当初杨时在靖康元年攻击王安石新学误国,导致王安石从孔庙配享降为从祀,就已引起了很大的反对,《宋史·选举志》载:“诸生习用王学,闻(杨)时之言,群起而诋詈之,时引避不出,斋生始散。”朝廷并由是诏罢杨时国子祭酒。 杨时不仅遭到太学生的攻击,还因此而丢了官。后来胡寅说:“靖康元祀,遂撤王安石配食坐像,废《字说》勿得用,俾学者兼用先儒,收召遗老佚贤,欲改弦更化。” 可见靖康的科举改革也不过是禁用《字说》而已,并未全面禁止新学,这实际上仍是沿袭元祐贡举之法,而这一举法直到南宋依然长期被沿用。胡安国绍兴七年曾云:“绍兴五年省试举人,经都堂陈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试。盖从于新学者,耳目见闻既已习熟,安于其说,不肯遽变。” 可见其时新学在朝堂和科场仍然颇为盛行,并非全然处于被动的局面。绍兴十二年六月癸未,还出现了“有举子上书乞用王安石《三经新义》”的一幕。

不仅举子大多“安于其说,不肯遽变”,高宗时期的当权大臣也大多维护新学,而高宗建炎、绍兴初年的几位权臣几乎全都与新党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绍兴元年(1131),“侍御史曾统请取士止用词赋,未须兼经,高宗亦以古今治乱多载于史,经义登科者类不通史,将从其议”,但左仆射吕颐浩说,“经义、词赋均以言取人,宜如旧”,遂止。 由于诗赋是“元祐学术”大宗(详见后文),曾统显然是在尊元祐贬熙丰的思路下提出这一建议的,而吕颐浩表示反对,维护新学所擅长的“经义”应该是其考虑之一,只不过随后张九成、汪应辰分别在绍兴二年、五年殿试中夺魁,吕颐浩起初大概并未料到程学竟然可以在经义科中与新学角逐。其后,绍兴前期的两位主要宰相赵鼎、张浚之中,也只有赵鼎“素重伊川程颐之学,元祐党籍子孙,多所擢用” ,而张浚则受其父亲张咸的影响,主张“元祐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 ,甚至还极力反对新修的《神宗实录》过于偏向元祐而非毁熙丰,张浚又本是“黄英州(潜善)所荐,习闻绍述之论,数以孝弟之说陈于上前” 。赵鼎曾说蔡京“窃尧舜孝悌之说,托绍述熙丰之名,毕力一心,祖述安石” ,是则“孝悌”之说本系蔡京新党的说辞。绍兴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137),即赵鼎罢相后的第十八天,陈公辅就在张浚的怂恿下请禁程学,张浚还代笔批旨执行。 而张浚在排挤赵鼎后的独相时期,更力主孝悌之说,以至于宋高宗再次召回赵鼎后都对赵鼎说:“寻常造膝之言,每以孝悌之说相揺撼,其实绍述之谋也。”赵鼎问高宗:“秦桧莫为陛下说些正论?”高宗说“并无一言”。 秦桧不仅此时“并无一言”,他后来还利用这套说辞敦促高宗决意求和。绍兴八年十二月,宋金议和进入关键时期,其时范如圭曾说:“夫以盈庭分议,竟不能夺一(秦)桧之议者,其为说亦有二焉:其一则倡孝悌之说,足以动人主之听;其二则立三日思虑之言,有以坚人主之心。嗟夫!秦桧倡和议而藉口于孝悌,是以蔡京欲行绍述,而借继志述事之说无异也;秦桧欲议之不摇,而要君以三日思虑,是与安石欲行新法,而要君以讲学术之说无异也。” 而宋金和议达成后,秦桧干脆力禁程学而“阴佑王安石” 。是则前有吕颐浩、黄潜善等早期权臣,中则有主战的张浚,后更有主和的秦桧,整个高宗时期维护新学的当权大臣几乎就没怎么间断过。

大概在这种思想环境的浸染下,而且随着南宋政治军事局面的不断稳定,一度似乎对王安石新学深恶痛绝的宋高宗本人,其态度也开始有所松动。前述绍兴十二年六月癸未,“有举子上书乞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为言者所论”,而高宗裁夺说:“王安石学虽博,而多穿凿以私意,不可用。” 虽仍否定王安石新学,但已不斥其为邪说,而且此时竟然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正显示出当时王安石新学应该有恢复强势地位的迹象。绍兴十四年三月癸酉,宋高宗又对秦桧说:“王安石、程颐之学,各有所长,学者当取其所长,不执于一偏,乃为善学。” 几天后的四月丙戌,时为将作监丞的苏籀“面对,乞取近世儒臣所著经说,集而成编,以补唐之正义阙遗”,高宗由是又对秦桧说:“此论甚当,若取其说之善者,颁诸学官,使学者有所宗一,则师王安石、程颐之说者,不至纷纭矣。” 即已从否定王安石新学而转变为承认其确“有所长”了。 事实上,高宗自幼受王安石新学的熏染比一般的士人严重得多,即便他真的一度对新学深恶痛绝,在张浚、秦桧等人长时间的引导下,他也是很容易重新容纳新学的,何况新学对他和孝宗应该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如果不是如此,在秦桧死后,其党羽已经逐渐被清除的情况下,宋孝宗也就没有必要在赵粹中淳熙三年建言罢王安石孔庙从祀时,主动对辅臣说“安石前后毁誉不同,其文章亦何可掩”,主动去维护王安石的孔庙从祀地位了。前述宋高宗罢王安石配享神宗、追夺王安石王爵、追诏罢王安石孔庙配享等动作都集中在建炎、绍兴初年,但其后打击王安石和新学的政策却逐渐冷了下来,而且高宗一朝似乎没有建议罢除王安石孔庙从祀的记录,直到孝宗乾道五年方才见魏掞之向宰相陈俊卿提出。

王安石新学在南宋初本就成了北宋灭亡的替罪羊,其后又因秦桧“阴佑”的缘故而更加污名化,不管是其作为官学意识形态的有效性还是对于普通士人的思想吸引力,无疑都在一路走低,尽管南宋始终没有像徽宗时期禁绝元祐学术那样利用行政手段禁绝新学。魏掞之、赵粹中罢祀王安石的建议都未得遂,而就在罢祀王雱的第二年,淳熙五年(1178)正月辛丑,“侍御史谢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从之” 。新学走向衰落已是大势所趋,而且越来越难以听到维护新学的声音。其实新学后裔也不乏陆游、王明清这样的南渡清流,但我们今天实在很难看到他们有复振新学的热情,以至于新学在后世几乎完全失语,也让我们今天很难看清新学在南宋的具体流传情况。淳熙十五年(1188),陆九渊为王安石在家乡的祠堂作记,已经需要提醒学者不要雷同一律、随声是非地攻击王安石了。 而请他作记,显然也部分是因为他乃是攻击王安石最激烈的理学阵营的一员,而他也只是肯定了王安石的志向和部分政事,并没有肯定他的学术,可见此时王安石及其学术污名化的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然而,关于王安石新学影响被清除殆尽的时间,除了其于理宗淳祐元年(1241)罢祀孔庙这个标志性事件外,今已很难找到一条明确的界限。

二、“元祐学术”与理学的低起点

在南宋与王安石新学相竞争的,是所谓的“元祐学术”,并不止于理学一派。清人阎若璩云:“元祐学术,自指司马文正一派,苏、黄一派,程子一派,为绍圣以后奸臣所厉禁。” 此说难经推敲,厉禁元祐学术乃是徽宗崇宁以后之政,哲宗时期虽然迫害元祐党人,但尚未全面禁其学术。“元祐学术”影响后世深远者虽确系司马光、苏黄、程学诸派,但徽宗所禁的“元祐学术”其实是颇为庞杂的,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三派。而如果就其时广泛流行的最有影响的狭义的“元祐学术”派别来说,则又当属苏、黄一派。 而三派之中,程学最是居于边缘的位置,可谓是起点最低的一派。“元祐学术”的这一格局,直接影响到南宋苏学、理学之间的学派竞争。

王安石学术早熟,一生著述极丰,除《文集》《日录》以及与王雱、吕惠卿合力完成的《周礼》《毛诗》《尚书》三经《新义》外,另有《易解》二十卷、《易说拾遗》二卷、《洪范传》一卷、《礼经要义》二卷、《左氏解》一卷、《孝经解》一卷、《论语解》十卷、《论语通类》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扬子解》一卷、《淮南杂说》十卷、《群经新说》十二卷、《丞相新说》、《字说》二十四卷、《老子注》二卷、《庄子解》四卷、《楞严经疏解》十卷、《维摩诘经注》三卷、《华严经解》一卷,其解说对象不仅几乎遍及儒家经典,而且于老、庄及一些重要释典也都有涉及。不仅如此,其门生后学仍在不断大力扩展充实王安石新学的学术思想体系。

司马光、二苏、二程等人本就与王安石学术、政见不合,在王安石新学于熙宁后期取得官学地位后,他们更进一步纷纷展开批判王安石新学的学术思想工作,但因各自学术特点的不同,其所展开的对新学的学术思想批判和自我学术建构也各不相同。

司马光向来尊崇扬雄,但王安石也尊崇扬雄,这正是二人学术思想上的交叉点。在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离开朝廷退居洛阳后,他花了很大的力气专心完成其传世名著《资治通鉴》,其中一些内容直接针对王安石变法而发。此外,第三章谈到过,对于王安石及其新学大力推崇孟子,司马光又针锋相对地撰写《疑孟》。今存《疑孟》中有明确时间记录的有六条,其中四条是在元丰五年,两条在元丰八年,而此间的元丰六年、元丰七年,正是朝廷议论和最终允许孟子进入孔庙配享的时间。总的来看,司马光因其耀眼的《资治通鉴》,通常被目为以史学见长。

与司马光不同,二苏和二程则都试图通过重新解释经典来批判王安石新学。南宋李石曾说:“臣窃闻之,王安石以新说行,学者尚同,如圣门一贯之说,僭也。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祐学,人谓蜀学云。时又有洛学本程颐,朔学本刘挚,皆曰元祐学,相羽翼以攻新说。” 可见苏学攻击新学并不比二程晚,实际上其在当时的影响应该比二程要大。苏轼有《易传》《书传》《论语说》诸书,苏辙有《诗传》《春秋传》《论语拾遗》《孟子解》《老子解》诸书,二苏对经典的解释与王安石多不相同,其针对王安石新学和变法的意图非常明显, 后来李焘即评论说:“当安石萌芽,唯光、轼能逆折之,见于所述文字,不一而足。轼著《书传》,与安石辩者,凡十八九条,尤为切近深远,其用功不在决洪水、辟杨墨下,使其言早听用,宁有靖康之祸?” 司马光和二苏在当时影响很大,都有着大批的追随者,而且司马光和二苏在南宋经常被相提并论,宛若一派,如后文将会讨论到的,李焘淳熙四年即建议以司马光和苏轼代替王安石从祀孔子。司马光和苏学攻击王安石新学的贡献在后世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很多,而理学的贡献却有些被估计过高。

二程曾说:“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 《程氏遗书》《外书》《经说》中有不少地方都点名针对王安石,程颐《易传》所解也应与王安石《易传》大不相同,他晚年作《春秋传》大概也有王安石科举改革废《春秋》的原因在。和司马光、二苏之门不乏继续攻击新学之人一样,程门也有一个“长于攻王氏”的杨时 ,程颐说:“杨时于新学极精,今日一有所问,能尽知其短而持之。” 今杨时《龟山集》中有《神宗日录辨》和《王氏字说辨》,另外还有在当时颇负盛名的《三经义辨》。绍兴五年(1135)三月庚子,杨时弟子王居正入见,又“请以旧所论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于道者为献”,该书共七卷,每卷都专力指斥新学的一条罪状, 《宋史·王居正传》说:“其学根据《六经》,杨时器之,出所著《三经义辨》示居正曰:‘吾举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厉,首尾十载为《书辨学》十三卷,《诗辨学》二十卷,《周礼辨学》五卷,《辨学外集》一卷。居正既进其书七卷,而杨时《三经义辨》亦列秘府,二书既行,天下遂不复言王氏学。” 程门持续性地攻击新学自是事实,司马光和二苏后学亦然。但“天下遂不复言王氏学”显然是经理学叙事夸张后的虚语,程学在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的影响力应该没有如此之盛。

张载、二程较之其他学派,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好讲学而少著书,程颐甚至劝诫杨时“勿好著书,好著书则多言,多言则害道” ,所以早期理学家大都语录多而文字少。程颢除了改订过《大学》,便没留下多少成文成书的文字。张载除《易说》外,《正蒙》《经学理窟》均非解经之作,可谓自辟一理论天地,但诸书卷帙均小。程颐早年亦无多少著述,在绍圣、元符中编管涪州时方才大体撰成《易传》四卷,直到元符二年(1099)正月才成而序之,这是他一生最为重要、完整的著述,其忠实门人尹焞即说:“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者,观此足矣。”但事实上程颐自己对该《传》并不完全满意,该书其时亦不甚流传,《年谱》云:“(崇宁)五年,……时《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耳。’” 但他次年即卒,大概也没能完成多少改进。程颐另有《春秋传》,但“(程颐)自涪陵归,方下笔,竟不能成书” ,则仍未成完作,在今《经说》中不过一卷而已。今《经说》中除《易》《春秋》二传、改订《大学》、误入的《中庸解》外,另有《易说》和《书》《诗》《论语》《孟子》诸解各一卷,综合《遗书》《外书》来看,程颐大概确有重新清理和解释诸经典的计划,但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其后学乃至今人阅读、研究二程,最为倚靠的并非《易传》及诸经解语,而是其语录。其实程门一些重要弟子对语录是颇为谨慎的,如谢良佐就说他不记语录,他说“写在册子上,失了他这意思”,如二刘所录“转了一字便坏了一段意思”,他“昔录五经语作一册”,程颢则称此为“玩物丧志”。 尹焞绍兴六年四月采摘“所见无疑者”编成《师说》,并在《师说序》中表达了对当时流传的二程语录的谨慎甚至批评的态度。次年四月,他又在《题伊川先生语录》中进一步表达了这种看法。 但是,他无法扭转这一风气,后来朱熹更作《尹和靖手笔辨》,专门辩驳尹焞而维护语录 ,还花了很大精力清理这些传世语录,编为《遗书》《外书》,成为后人了解二程思想的主要依据。总之,二程尤其程颐确已初步形成了理学思想体系,但并未通过著述成书的形式成熟地表述出来,这对其思想影响的传布是非常不利的。

及至二程门人和后学,这一局面方才逐渐出现改观,但其对新学的批判效果仍然不宜估计过高。上引《宋史·王居正传》说“居正既进其书七卷,而杨时《三经义辨》亦列秘府,二书既行,天下遂不复言王氏学”,但杨时《三经义辨》不过三卷而已,王居正《辨学》起初也不过七卷,以这样的体量要全盘推翻新学庞大的学术思想体系,恐怕是不大可能的。而且,杨时《三经义辨》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朱熹即曾说:“《三经义辨》中亦有不必辨者,却有当辨而不曾辨者。” 朱学博兄近来辑佚此书,也指出其存在不少问题,该书攻击新学的效果被明显夸大了。

正因为程学在当时的政治、思想影响都不及司马光和苏学,所以在徽宗时期禁绝元祐学术的政治、文化迫害政策中,程学所遭遇的打击也远远不及司马光之学和苏学。元祐诸党之中,也包括“不立党”的范祖禹等人 ,官衔最小的无疑就是所谓“洛党”了,党首程颐也就是个崇政殿说书而已,而且任职时间很短。程颐元祐元年三月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八月差兼判登闻鼓院而不受,次年八月差管勾西京国子监,五年正月丁忧去官,七年服除后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宫,均不就。至于其党徒朱光庭、贾易等人虽然官位稍高,但也都不是元祐政治的核心人物,且前者本系胡瑗门生,后者则与理学实际上并无很深的渊源。绍圣以后新党反扑,大肆迫害元祐党人,程颐于绍圣四年(1097)因为“原系司马光荐引”,被“转送涪州编管”。 元符三年(1100)正月徽宗即位后“移峡州”,未行,四月“以赦复宣德郎”,十月“复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建中靖国二年五月致仕。崇宁二年(1103),“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五年,“复宣义郎,致仕”,大观元年(1107)九月庚午卒于家。

程颐的遭遇与苏、黄及其门人,范祖禹,刘挚等元祐政治的核心人物几乎都到过天涯海角相比,实在是比较幸运的了。而程颢、张载乃至后来被划归理学一派的邵雍,又都在元祐前即已离世,诸人连列入“元祐党籍”的资格都没有。崇宁元年五月拟定的“令三省籍记,不得与在京差遣”的五十七人名单中,苏辙高居榜首,而程颐仅列第四十七位。这份名单是此后“元祐党籍”的雏形,而程颐在这份不断扩充的名单中的位次也越来越靠后。其年九月乙亥,朝廷拟定了一份正式的元祐党籍名单,程颐排在“文臣曾任执政官”二十二人(包括司马光、苏辙)、“曾任待制以上官”三十五人(苏轼、范祖禹为首)之后“余官”四十五人(秦观居首)中的第二十三位。在此年九月壬午拟定的新名单中,程颐更排在“曾任宰臣”八人(包括司马光、刘挚)、“曾任执政官”二十六人(包括苏辙)、“曾任待制以上官”三十五人(苏轼、范祖禹居首)之后“余官”三十九人(秦观居首)中的第二十三位。在崇宁三年六月甲辰拟定的最终刻石的三百零九人大名单中,程颐仍排在“文臣曾任宰臣执政官”二十七人(司马光居首,包括苏辙)、“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苏轼、刘安世、范祖禹、朱光庭为首)之后“余官”一百七十六人(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为首)中的第二十三位。

徽宗时期的元祐党禁尚不止于政治迫害,而且厉禁元祐学术。哲宗绍圣四年,蔡卞即曾欲将司马光《资治通鉴》毁板,但因陈瓘搬出神宗的《序》而没有得逞,但他由此便“禁绝史学” 。此后北宋的史学可谓是一蹶不振。 徽宗时期的元祐学术之禁更为严厉,崇宁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诏:“诸说诐行、非先圣之书并元祐学术政事,不得教授学生,犯者屏出。” 这尚且只是禁其传习,到次年四月丁巳,更“诏焚毁苏轼《东坡集》并《后集》印板”,乙亥又诏“三苏、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及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道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进一步扩大了禁书的范围。戊寅,则因臣僚上言而诏“程颐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书,令本路监司常切觉察”。 十一月庚辰,又令“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举察,必罚无赦” 。这种禁锢一直到宣和后期都还没有松动的迹象,宣和五年(1123)七月甲子,“中书省言福建路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诏令毁板,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者,以违制论” ,次年十月庚午,又诏“有收藏习用苏、黄之文者,并令焚毁,犯者以大不恭论” 。

从这些禁书毁板的诏令中可以看到,徽宗时期最受打击的是司马光和苏、黄,程颐的文字实际上并未遭到限制,不过是其“所著书,令本路监司常切觉察”而已。而上文也已谈到,在程颐生前,哪怕是其已经完成的《易传》也没有流行于世,实在也没有什么文字可禁。崇宁二年四月戊寅、十一月庚辰两次专门针对程颐的禁令,实际上都是此先禁毁司马光、苏、黄等人文字之政策的补续。而宣和之禁则因程颐已经不在人世,故而根本就未涉及。

不仅如此,政和时期甚至还开始禁习诗赋。诗赋科的存废是新旧两党争执的一个焦点问题,熙宁三年(1070),“(宋神宗)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著限以千字” ,开始在殿试中罢试诗赋。随后朝中展开了是否彻底罢废诗赋科的讨论,而苏轼则在次年正月上了一封很长的持反对意见的议状 ,他是当时少有的明确反对罢废诗赋的官员之一。苏轼的反对并未见效,王安石二月丁巳即代表中书奏改科举,希望“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神宗从之。 但神宗死后,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时为侍御史的刘挚即“乞试法复诗赋,与经义兼用之” 。元祐四年又从礼部议,“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 。而哲宗亲政不久的绍圣元年五月四日,再又重诏“进士罢诗赋,专治经术” 。有了这一曲折,“诗赋”很大程度上便成了“元祐学术”的一个重要象征。大概出于这一原因,徽宗政和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便有臣僚请求禁绝传习诗赋,以免流为“元祐之学”,于是诏榜朝堂,委御史台弹劾。 后来便“著于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 。

而元祐诸派之中,最容易与诗赋联系在一起的毫无疑问是二苏和黄庭坚。苏轼本不以赋体见长,他当初科考的赋体一场成绩并不好, 但是在诸派之中,苏、黄毫无疑问是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最为重视文学写作的一派。第三章谈到过,王安石虽然也是大文豪,但他却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他在理论上是非常轻视文辞的,所以他在变法时即罢废了诗赋。司马光则说自己“平生不能为文”,就是“古文”也不会作, 其《迂书》中有一条更直接名为《文害》 。程颐“作文害道”的观念则更为学者所熟知 。由此,元祐、诗赋、苏黄经常在时人的认识和表述中交杂在一起,诗赋、苏黄已隐然为元祐学术之大宗。

上引靖康元年(1126)臣僚上言云:“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今之策问,虚无不根,古今治乱,悉所不晓。诗赋设科,所得名臣,不可胜纪,专试经义亦已五纪。救之之术,莫若遵用祖宗成宪。王安石解经,有不背圣人旨意,亦许采用。” 即实以史学归司马光,诗赋归苏、黄,而经义归王安石。杨时于五月三日攻击王安石新学误国后,激起了不同意见之间的激烈争论,左谏议大夫冯澥建议说:“凡学校科举考校去取,不得专主元祐之学,亦不得专主王氏之学,或传注,或己说,惟其说之当理而已。” 御史中丞陈过庭则说:“又有时中斋生姓叶者,党王氏之学,止善斋生姓沈者,党苏氏之学,至相殴击,其人稍众,庠序事体固当如是耶?”又说:“自蔡京擅权,专尚王氏之学,凡苏氏之学,悉以为邪说而禁之。近罢此禁,通用苏氏之学,各取所长而去所短也。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论王氏为邪说,此又非也。” 与二人不同,右正言崔鶠和侍御史李光则极力支持杨时彻底清除新学的主张,崔鶠说:“安石著《三经》之说,用其说者入官,不用其说者斥落,于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乱。此无异论之大效也,……至如苏轼、黄庭坚之文集,范镇、沈括之杂说,……一切禁之,……(冯)澥言元祐之学诋诮王氏之说,其欺罔不亦甚乎?” 李光则说:“(冯澥等)既以司马光与安石俱为天下之大贤,又云优劣等第自有公论,观言者之意,必不肯以光为优,以安石为劣。” 从这些议论可以明显地看到,这场争论虽主要因杨时而起,但其间竟然丝毫看不到程学的影子,反倒可以看到苏学已然是“元祐学术”的大宗,而司马光作为元祐党首仍然是无可撼动的人物。

后来马端临总结说:“尊经书,抑史学,废诗赋,此崇、观以后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论似正矣。然经之所以获尊者,以有荆舒之三经也;史与诗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鉴》、苏黄之酬唱也。” 司马光和苏学都有明显区别于新学的身份标识,但程学却与新学一样重经义,这就很难使一般士人从元祐学术的庞杂流派中将其识别出来。这一思想格局,也是南宋学派竞争的起点。

三、苏学之盛及其困境

到了南宋,在“元祐”成为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下,司马光、苏学和程学都迎来了翻身的机会,但其中最成功的无疑是苏学。本来司马光是毫无疑问的元祐党首,他在南宋也很快就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据说宋高宗“每称司马光度圣意,有恨不同时之叹”,建炎二年(1128)三月甲午,“诏经筵读《资治通鉴》”,遂以司马光取代蔡确配享哲宗庙庭。 然而,司马光“不立党”,其追随者不像苏、程后学那样绵延不绝,而且无法凝聚成一股团结的力量,而最接近司马光的主要派别朔党,则在党禁期间遭遇了极为严厉的禁锢,以至于在赵宋南渡的过程中,鲜有徒众能够抵达南宋疆域,成为学派后继者。司马光又不好作文,也不长于义理之学,而且还非孟子而宗扬雄,这都与南宋政治思想大势背道而驰。此外,司马光花了最大的精力编撰《资治通鉴》,以至于史学几乎成了其学术思想的核心主干。然而,不仅新党“禁绝史学”,而且“子史”一科在新旧科举之法中都没有什么地位,所以司马光之学无法普遍流行几乎是必然的。

与司马光之学不同,苏学、诗赋本为元祐学术大宗,其在哲宗绍述和徽宗时期被迫害的程度又比理学要严重得多,而一旦解禁,其反弹复兴也最为蓬勃。本来文学写作的思想市场始终都比尚沉潜考索之功的史学和尚思辨精微的义理之学要大得多,这也是读书人乃至普通人非常自然而直接的基本思想需求,所以徽宗时期虽然严禁传习诗赋,但“禁愈严而传愈多” 。而诗赋一旦解禁,在其本来的思想魅力、浮薄易习、适用性广之外,又加上了政治正确的光环,诗赋科很容易就迅速流行,并大大胜过经义科。元祐四年恢复经义、诗赋并行,《宋史·选举志》云:“自复诗赋,士多乡习,而专经者十无二三,诸路奏以分额各取非均,其后遂通定去留,经义毋过通额三分之一。” 可见诗赋之盛而经义之衰。类似的情况在南宋同样很快就出现,建炎二年(1128),重“定诗赋、经义取士”,而就在恢复诗赋后不久的绍兴元年(1131),曾统就“请取士止用词赋,未须兼经。高宗……将从其议”,即已险些罢废经义而只保留词赋一科,只是因吕颐浩反对而作罢,但词赋之盛已经明显表现出来。此后绍兴年间取士科目有过变化,经义、诗赋时常合而为一。到绍兴三十一年,礼部侍郎金安节说:“熙宁、元丰以来,经义诗赋,废兴离合,随时更革,初无定制。近合科以来,通经者苦赋体雕刻,习赋者病经旨渊微,心有弗精,智难兼济。……请复立两科,永为成宪。”从之。但随后有人提出“国学及诸州解额三分为率,二取经义,一取诗赋”的建议,却没能推行。 在当时诗赋流行的大背景下,这种限制诗赋的政策显然是难以推动的。

在分科取士的制度之下,苏学毫无疑问可以独占诗赋一科,陆游曾观察说:“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甚。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不仅如此,苏学在经义科中也争得不少地位,连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也肯定苏轼《诗》《书》《论语》《中庸》之说可采。 此外,北宋后期恢复可以在老、庄、列诸书出题后,南宋似乎并没有重申元祐期间禁止于其中出题的禁令,而这对杂佛、老的苏学无疑是非常有利的,苏辙还专门作有《老子解》,而司马光和程学都极力排辟佛、老。由此,苏学在思想领域也占据着一定的优势。靖康元年(1126),晁说之建议停皇太子读《孟子》后,胡舜陟上言反对,但他搬出的尊崇孟子的榜样却是韩愈、欧阳修、苏洵和苏轼,他说“本朝大儒无过于欧阳修、苏洵与其子轼” 。后来南宋王炎也曾写道:“昔者欧阳子以古学先天下,而南丰之曾、眉山之苏在其门,天下皆曰欧阳子即韩子也;苏子以文章先天下,而宛丘之张、淮海之秦、济北之晁在其门,天下又皆曰苏子即欧阳子也。” 可见苏学在其时被不少士人认作正统。

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南宋高宗、孝宗时期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崇苏热”。 与“崇苏热”互相促进的是,苏门后学在政治上也越来越占据优势。苏、黄本来就曾居高位,党徒亦众,在南宋“一色元祐”的用人方针下 ,褒录的苏、黄亲属后学相当多,其中不少人都在高宗、孝宗时期进入了权力中枢。绍兴初年,吕本中作了一幅《江西诗社宗派图》,竟多达二十五人,这还未包括吕本中自己。 孙觌云:“元祐中,豫章黄鲁直独以诗鸣。当是时,江右之学诗者,皆自黄氏。至靖康、建炎间,鲁直之甥徐师川(俯)、二洪驹父(洪刍)、玉父(洪炎)皆以诗人进居从官大臣之列,一时学士大夫向慕,作为《江西诗派》,如佛氏传心,推次甲乙,绘而为图。凡挂一名其中,有荣耀焉。” 其声势是程门后学完全无法相比的,何况这还远远不是苏、黄后学的全部。而这个名单中的人物并非都是江西人,而且诗风不一,这实际上更是一个派系名单而非文学名单。 孙觌说该《图》之作“如佛氏传心”,胡仔也说吕本中“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黄庭坚)以降,列陈师道……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 ,可见苏、黄之学也并非全然不讲统系。

不仅士人群体此时大多喜好苏学,高宗、孝宗亦然,这两位皇帝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崇苏热”最有力的推动者。据说宋高宗“极爱苏公文词,力购全集,刻之禁中” ,他在南渡不久的建炎四年(1130)即曾从苏辙之子苏迟处宣取苏轼书,还对臣僚说:“轼书无非正论,言皆有益。” 孝宗则更是“雅敬文忠,居常但称子瞻,或称东坡” ,他还于乾道九年闰正月望日御制了一篇苏轼文集的《序赞》赐赠苏轼曾孙苏峤,并在《序》中自述:“(苏)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 孝宗先于乾道六年九月壬辰“赐苏轼谥曰文忠”,又于乾道九年二月丁亥“特赠苏轼为太师”, 该制词盛赞其时苏学之流行云:“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 这就几乎在政治正确的“元祐之学”与苏学之间画上了等号。而有此背景,也就无怪乎朱熹会向吕祖谦抱怨“苏氏之说”“流传四方,学者家传而人诵之”了 。

理学史上有所谓“乾、淳之盛”的说法,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转换到权力中枢或者放得更宽,看到的更多是苏学“乾、淳之盛”的景象,赵彦卫就曾说:“淳熙中,尚苏氏,文多宏放;绍熙尚程氏,曰洛学。” 蜀人且是著名理学家的魏了翁也曾说苏学“大显于阜陵褒崇之日” ,是则苏学在整个孝宗朝都占据着优势地位。其时从上到下的“崇苏热”,使得苏轼及与之有关的欧阳修、司马光的地位也都一路走高 ,司马光和苏轼甚至一度在孝宗的支持下离孔庙配享、从祀只有一步之遥。

淳熙四年(1177)的孔庙礼议,《宋史·李焘传》有简单记载云:“(淳熙)四年,驾幸太学,以执经特转一官。焘论两学释奠:从祀孔子,当升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黜王安石父子;从祀武成王,当黜李勣。众议不叶,止黜王雱而已。”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元丰至嘉定宣圣配享议》记载最详,云:

淳熙三年(1176)冬,赵叔达粹中为吏部侍郎,论王安石奸邪,乞削去从祀。上谓辅臣言安石前后毁誉不同,其文章亦何可掩。时李仁父(焘)为礼部侍郎,上与共议,欲升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而黜王雱。仁父乞取光、轼而并去安石父子。上又欲升光、轼于堂,仁父上章称赞。且言若亲酌献,则暂迁其坐于他所。疏入,上命三省、密院议之。密院王(淮)季海依违其词。赵(雄)温叔言仲淹自以功业名当时,修亦有微玷,不若止用光、轼。而三省龚(茂良)实之、李(彦颖)秀叔皆以为不可,事遂不行。久之,但除临川伯雱画像而已(四年七月癸丑降旨——原注)。

其《道命录》卷八也有记载,但细节颇有出入,云:

淳熙四年,赵侍郎粹中又奏,乞去王雱,而择本朝名儒列于从祀,诏礼官、学官与给舍议。李文简(焘)时为礼部侍郎,上谕以范、司马二文正,欧阳、苏二文忠从祀,李公以为可。赵卫公在西府尤主之,且欲置范、欧而升司马、苏于堂上,龚、李二参政不以为可,乃不行。其年秋,但去临川伯雱画像而已。

叶寘《爱日斋丛抄》则录有两段李焘的奏议文字,云:

李仁甫侍郎,淳熙间因阜陵论先儒从祀当升黜去取,遂奏言:范仲淹佐仁宗谨庠序之教,始遍郡国立学,更取士法,以作新人才。欧阳修倡起古文,攘斥异端,视唐韩愈无愧,嘉祐、治平之间,人才特盛,修所长育成就,为力居多。而司马光及苏轼风节弥高,其学术专务格君心,安百姓,其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流离颠沛,之死靡憾,盖似孟子。当安石萌芽,唯光、轼能逆折之,见于所述文字,不一而足。轼著《书传》,与安石辩者,凡十八九条,尤为切近深远,其用功不在决洪水、辟杨墨下,使其言早听用,宁有靖康之祸?悉去王安石父子而取光、轼,斯为允当,并及仲淹、修,亦无不可。

又言:昨蒙圣谕,欲升光、轼配享于堂,辄以陈瓘斥王安石逆像献否,圣谕谓若亲酌献,则暂迁其坐于他所,君臣之分,终有未安,光、轼必不敢当。此理只用世次先后,使继韩愈,亦无降抑。

综合诸处记载,可见掀开此次礼议序幕的应该是赵粹中。

赵粹中于淳熙三年冬请罢王安石从祀未果,接着又于次年初请罢王雱,而代以本朝先儒,其时孝宗将于二月乙亥幸太学、谒先圣 ,孝宗于是诏礼官、学官与给舍议。孝宗同意罢去王雱,他心目中的人选则是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和苏轼,这明显有他振作朝政的意图在。由此,时为礼部侍郎的李焘奉此意旨而奏疏,但从《丛抄》所录前段文字内容看,李焘力主的实际上是司马光和苏轼,但也同意范仲淹和欧阳修从祀,他又建议将王安石父子一并罢去。《杂记》说他“乞取光、轼而并去安石父子”,并不全是,但较为符合李焘本来的想法。孝宗接着更欲以司马光和苏轼配享,这前已有王安石配享的先例可循,并主动提出了幸学时解决礼议问题的对策,但《丛抄》所录后段文字可见,李焘是出于君臣之分而表示反对的。《杂记》说他“上章称赞”,应该是不可靠的。《杂记》说“疏入,上命三省、密院议之”,其疏未必就是李焘之疏,其时应该还有其他官员参与议论,只是今已不见。不过,礼议进展到这个环节,出现了极大的意见分歧。签书枢密院事赵雄主张放弃范仲淹和欧阳修,而以司马光和苏轼配享。但参知政事龚茂良和李彦颖却表示反对(其时宰相空缺,龚茂良为首参),而同知枢密院事王淮则不明确表态。此事一直拖到七月,终于罢去了王雱,但司马光和苏轼配享从祀一事却不了了之。

在这次礼议过程中,孝宗可谓是最为有力的推动者,他先主动提出以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和苏轼从祀,又进一步将司马光、苏轼由从祀升格为配享,而且主动提出解决礼议问题的对策。虽然有些不同意见,但基本上附和孝宗并积极推动其事的则是李焘和赵雄。李焘和赵雄分别是蜀中眉州、资州人,他们推崇苏轼自在情理之中,赵雄还于淳熙三年上劄为苏辙请谥 ,而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其推崇司马光也很容易理解。而持反对意见的龚茂良、李彦颖和不表态的王淮则都不是蜀人,三人虽然都没有明确的学派倾向,但他们和理学家确实也都有所交集。王淮和朱熹在乾道四年即已初识,其后一直保持着较为融洽的交往,直到淳熙九年因朱熹弹劾唐仲友案交恶方才断绝往来, 而且浙江是南宋理学传播的一个主要区域,他应该大概知道理学一派的道统观。

龚茂良则在礼议前不久的淳熙三年六月举荐过朱熹,《宋史全文》载:

甲午,龚茂良奏:“近奉诏旨,欲奖用廉退之士。有朱熹者,操行耿介,屡召不起,宜蒙录用。”上问:“曾为何官?”李彦颖奏:“闻曾历州县官一任,后以密院编修、武学博士召,皆不起。近岁陛下特与改官,见任宫观。”上曰:“记得其人屡辞官,此亦人所共知,今可与除一官。”于是诏除秘书郎。……(朱熹)力辞。会有言虚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辞,即命主管冲祐观。上谓执政曰:“有魏掞之,今安在?”龚茂良等奏:“已物故。”上曰:“……掞之虽死,欲少加旌别,可赠宣教郎、直秘阁。”

可见李彦颖也附和其事,而且孝宗因为朱熹还想到了魏掞之。李彦颖仅说曾闻朱熹之事,但他与张栻的关系更直接一些,《宋史·李彦颖传》载其兼皇子恭王府直讲时,“经筵,张栻讲《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时事,语激切,上意不怿。彦颖曰:‘人臣事君,岂不能阿谀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为圣明在上,得尽爱君之诚耳。《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上意遽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应无过。’” 张栻乾道六年十二月兼侍讲,次年六月即罢,胡宗楙《张宣公年谱》系讲《葛覃》事于乾道七年二月。 张栻自己将讲《葛覃》一事记录在《经筵讲义》中, 但并未记录此中曲折,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李彦颖曾为他在孝宗面前圆场,后来朱熹、杨万里分别为他所作的神道碑和传记虽也都记述了讲《葛覃》一事,但也均未提及李彦颖为张栻开脱的情节。 又,据《宋史》龚、李本传,二人都曾在隆兴北伐的时候站在张浚一边,而张浚在被秦桧排挤出政治权力中心后,“专精道学,黾勉身修” ,最终倾向于程学,并让其子张栻从学胡宏,最终成为湖湘学派巨擘。以张氏父子在当时的影响,龚、李二人应该也是对理学的道统观有所了解的。

不过,尽管王淮、龚茂良、李彦颖与理学家都有关系可寻,但诸人并不赞同乃至反对司马光、苏轼配享或从祀,却应该都不是站在理学的立场。龚茂良虽然举荐过朱熹,但他和李焘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而且他和李焘之子李塾的关系更是颇为深厚,王德毅先生《李焘父子年谱》于淳熙五年六月龚茂良卒后说:“茂良知(李)塾最深,相期以学,闻其卒,甚哀悼之。” 又,《宋元学案补遗》据李彦颖维护张栻一事而将其列为张栻同调, 则未免失之太宽了。诸人不置可否乃至明确反对的立场,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司马光和苏轼进入孔庙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从淳熙四年前后的权力中枢格局演变来看,两府的人事调整对苏学其实是极为有利的。淳熙二年九月,叶衡罢右相,沈复罢同知枢密院事,两府只剩下参知政事龚茂良、刚从签书枢密院事转参知政事的李彦颖、签书枢密院事王淮。淳熙三年八月,王淮除同知枢密院事,赵雄方签书枢密院事。这正是此次礼议时的中枢格局,其中只有地位最低的赵雄极力支持孝宗的意图。但随后的人事调整却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淳熙四年六月,龚茂良罢参政而代以王淮,赵雄则在十一月庚子除同知枢密院事。随后淳熙五年正月即从侍御史谢廓然言而禁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 其后的三月,史浩拜右相,李彦颖随即罢参政而代以赵雄,王淮则知枢密院事,四月丙寅除范成大参知政事,六月乙酉钱良臣签书枢密院事,甲戌又罢范成大,十一月罢史浩右相而代以赵雄,王淮则除枢密使,乙亥除钱良臣参知政事。在此权力格局下,当初极力支持的赵雄和“依违其词”的王淮分别统领两府,而持反对意见的龚茂良在礼议尚未结束的淳熙四年六月即罢去了参政(七月方除去王雱画像),而李彦颖也在次年三月罢。这一基本格局直到淳熙八年八月罢赵雄右相而代以王淮方才出现变动,而其间请禁程学、新学的谢廓然还在七年五月签书枢密院事,次年八月同知枢密院事,九月兼权参知政事,一路高升。 然而,在这种对苏学极为有利的权力格局下,司马光、苏轼进入孔庙一事却仅以罢祀王雱而不了了之。

孝宗在乾道九年二月赠苏轼太师的制词就出自王淮之手,他后来又在朱唐事件中以“朱程学,唐苏学”来为唐仲友解围 ,他显然深知孝宗对苏轼的偏好,但他在这次礼议中并不支持苏轼。实际上,王淮对苏轼的态度在这份制词中就展现得颇为明显,他在开篇说:“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爰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觌,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然而,在他随后对苏轼的描述中,着重点主要集中在苏轼的文章、政论和名节,其中只有一句“知言自况于孟轲”勉强算得上是对苏轼学术的正面评价。 这与崇宁三年以王安石孔庙配享的诏书通篇赞颂其“孟轲以来,一人而已”“孔子之道,得公而明”,相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也与其后理宗淳祐元年以周敦颐、张载、二程从祀的诏书称其“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相去很远 。

王淮这份制词的基本精神应该还是源于孝宗本人对苏轼的认识。就在赠苏轼太师的前一月闰正月,孝宗御制的苏轼文集《序赞》开篇即说:“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其后的序和赞全都围绕着文章和气节两个主题展开,全篇竟无一语论及苏轼之学术。 孝宗大概在此次礼议之前对儒家道统论并无多少认识,他论苏轼如此,他拒绝赵粹中罢祀王安石的建议,也是因为“安石前后毁誉不同,其文章亦何可掩”,落脚点同样在“文章”上。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的方面,他都没有涉及王安石与儒道的关系,他大概以为“文庙”即文统之庙而已。而从《丛抄》所录李焘的文字来看,他也仍然是在延续孝宗、王淮的思路,只不过或许由于是孔庙礼议,所以李焘还是放弃了苏轼之文章,而他论范仲淹、欧阳修则重其政事,论司马光、苏轼则重其批判王安石之功绩,所谓“其用功不在决洪水、辟杨墨下”,并将此与欧阳修排辟异端一以贯之。总之,至少从《丛抄》所录文字来看,他仍然完全没有论及司马光、苏轼的传道之功。此前元丰七年孟子配享,荀子、扬雄、韩愈从祀,主要倚仗的是排辟异端之功,但其后王安石父子进入孔庙,显然已经主要是因其传承和发明儒道之功了。朱熹说“配享只当论传道” ,应该已经是当时比较普遍的认识,而这正是司马光和苏轼的短板,或者说至少是当时其推崇者所忽略的而又至关重要的一点。

此外,其时对苏轼地位的推崇还有“孟子”这一两难的不利因素。孝宗御制的苏轼文集《序赞》即在开头的位置引用了孔子和孟子,王淮的制词又说苏轼“知言自况于孟轲”,李焘也说司马光和苏轼排辟异端(指王安石新学)的功绩和气节“盖似孟子”,总之都逃不开孟子。然而,第三章谈到过,司马光和苏轼却恰好并不那么尊崇孟子,司马光著《疑孟》自是众所周知,苏轼对孟子要尊崇不少,他序欧阳修文集大力推崇孟子排辟异端之功,认为“以孟子配禹可也” ,其《孟子论》则说孟子之“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 。但是,苏轼对孟子并不全然满意,他在其《子思论》中指责孟、荀、扬人性论之争“起于孟子” ,其《论语说》又“与《孟子》辨者八”,后来邵博在其《邵氏闻见后录》中搜罗了很多以往非孟、疑孟的言说,他将苏轼《论语说》中“与《孟子》辨”的八条全都罗列其中。 邵博《后录》因以攻击王安石而尊崇司马光、苏氏著称,在南宋流传颇广,该书将苏轼列为非孟、疑孟中的一员或也是广为人知的。其后余允文作《尊孟辨》,其选择的辩驳对象和内容便主要是以《后录》为基础,苏轼《论语说》八条也在《续辨》之中。 虽然前述靖康元年胡舜陟曾以苏轼为本朝大儒尊崇孟子的一员,但这种印象显然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

另一方面,孟子的地位在经过北宋的升格运动之后,已经被绝大多数士人所接受,宋高宗甚至在建炎二年就御书了《孟子》 。同时,非孟者在南宋高宗朝又屡遭打击,以致一度重新泛起的非孟、疑孟思潮终趋消歇。前述绍兴六年十二月,陈公辅请禁程学,张浚代笔批旨有云:“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 这一“圣训”对南宋孟子地位的稳固和继续提升影响颇大。 绍兴十三年(1143)五月,“辛未,诏左从事郎郑厚自今不得差充试官及堂除。厚尝著书,号《艺圃折衷》,其言有诋孟轲者。驾部员外郎王言恭言于朝,诏建州毁板,其已传播者皆焚之”。 可见郑厚因非孟而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其书也被销毁。此后,非孟、疑孟之语便极少再见诸文献,即便后来叶适“非孟”,也只不过是否定孟子在道统系谱中的地位而已,其激烈程度与此前的非孟、疑孟思潮是大不相同的。在孟子地位已经无可逆转的形势下,苏轼自身地位还需要引用孟子来证明,而苏轼又并不那么尊崇孟子,司马光则还疑孟,由此而欲升司马光和苏轼于孟子之下配享孔子,实在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此外,淳熙四年二月孝宗亲临太学时,国子祭酒林光朝所讲的乃是《中庸》,孝宗还对其进行了褒奖。 《宋会要·崇儒》载,“(绍兴十年)五月十六日,(高宗)御书《中庸》篇赐秦桧,乞刊石分赐墨本。从之。” 《中庸》在南宋依然得到从上而下的推崇。然而,苏轼沿袭欧阳修,对《中庸》却并不完全肯定。苏轼虽有《中庸论》上中下三篇,但他却在开篇就说:“《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不完者也。” 这也与南宋的思想趋势不符。

到淳熙末年,理学士人开始在朝堂之中逐渐能够立足,接着便是“绍熙尚程氏,曰洛学”了。不过,哪怕直到庆元党禁之后的很长时间,苏学的影响仍然是不容小窥的,但理学的势头已经难以阻遏。嘉定四年(1211),李道传奏请解除学禁之诏,颁朱熹《四书集注》于太学,讨论以二程等理学诸儒从祀,但全都由于“会西府有不乐道学者”等原因而没有成功。次年,国子祭酒刘爚“又乞以晦庵《语》《孟》集注立于学官,从之”。

理宗时期,在皇帝偏好、权臣利用、清流议论、思想流播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理学的政治和思想地位不断提升,并最终在与苏学的官学竞争中胜出。理宗即位后的宝庆三年(1227)正月己巳,追封朱熹为信国公。三月庚戌朔,朱熹的季子朱在于进对时,向理宗建议改革孔庙附祭人选,《道命录》载:“晦庵先生加封逾月,先生子工部侍郎(朱)在入对,言人主学问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也。’在因奏闵损以下九人,并封一字公,独曾参封郕侯。盖与闵损并封,扬雄剧秦美新,乃列之从祀,乞毁其像。国家有程颐、程颢,又有张载,得孔、孟以来不传之绪,若使之从祀夫子庙庭,斯文幸甚。”据说理宗“嘉纳之”, 只是并未施行。绍定(1228~1233)末年,增加理学大儒孔庙从祀的议论再次出现,《宋史·朱熹传》载:“理宗绍定末,秘书郎李心传乞以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七人列于从祀,不报。” 端平二年(1235),增加本朝大儒孔庙从祀终于进入到朝廷的正式讨论程序。《宋史全文》载其年正月甲寅:“礼部尚书兼侍讲李埴奏:‘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十人,卓然为学者所宗,宜在从祀之列。乞令经筵、秘书省、国子监参酌熟议。’又奏:‘乞将子思并与升祀,列在十哲之间。’从之。” 《宋史·理宗纪》亦述此事而更略,且无“从之”的记载。 后世关于此次礼议的误会不少,其具体过程也难以知悉。《全文》所谓“从之”,当指从李埴“乞令经筵、秘书省、国子监参酌熟议”之请,并非从其增选之议,《续资治通鉴》云从李埴之议, 当误,不然就不会有其后淳祐元年诏周、张、二程从祀一事了。《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文肃李悦斋先生埴》又云:“淳祐元年,奏请以周、程、张子从祀。又言:‘王安石虽罢享,而因循未黜,乞亟进三人者以易之。’诏可。”又,清人王梓材已经指出李埴于嘉熙二年(1238)先卒,其请当系端平元年而非淳祐元年,所以端平二年春正月才诏议胡瑗等十位赵宋本朝大儒从祀。 不过,《学案》所记李埴之请也与《宋史全文》和《宋史》差别颇大。

王德毅先生《李焘父子年谱》端平二年条述及李埴此奏时引了一段《宋待制徐文清公(侨)家传》的记载, 对我们了解其事的一些细节颇有帮助。徐侨是吕祖谦和朱熹的门人,《家传》载其端平元年“御笔兼侍讲”。“一日讲毕”后,理宗主动对徐侨说及“二程氏理学之纯”,二人由是展开了一场关于理学的对话,其间徐侨奏云:“二程氏宜从祀于夫子庙庭。王安石学术颇僻,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害政坏法,卒基靖康之祸,愿废勿祀。”理宗“欣然开纳”,“且谓李埴亦请并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徐侨说:“邵雍氏之学,推数以明理,未及诸先生之纯。愿亟俞李埴之请,先以五人列诸从祀。”其后徐侨又请以子思升十哲,理宗“称善”。对话结束时,理宗又命徐侨“与李埴议之”。徐侨其后“以上旨语李公(埴),李公以子思陪祀已定,请且以我朝诸儒先从享”。 《宋史·郑清之传》:“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李埴、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袁甫、李韶,时号‘小元祐’。” 徐侨、李埴之入朝和讨论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据此,则《宋元学案》所述的李埴罢王安石而代以理学诸儒的奏请似当属之徐侨,而其所谓“三人”实为周、张、二程、朱熹“五人”的传写之误,并遗漏了朱熹。又所谓“诏可”,是误将淳祐元年允五人从祀之诏移植于此,《宋史·徐侨传》云:“请从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以赵汝愚侑食宁宗,帝皆如其请。” 《宋史·理宗纪》在述录以五人从祀之诏后,接着记载:“寻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 这个理由也是源于徐侨。又据《家传》,则“又奏”升子思十哲的建议同样源自徐侨。

据《宋史全文》和《宋史》,李埴提出的十人增入名单是胡瑗、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这个名单明显可以分为理学家和欧、苏、司马两组。邵雍和周、张、二程乃所谓理学“北宋五子”,也都是《家传》称理宗说李埴建议的人选范围,但是李埴和徐侨都建议的朱熹却并不在这份十人名单之中。胡瑗和孙复的入选,应该也是出于理学渊源的考虑,弟子曾问“本朝道学之盛”,朱熹说:“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 而苏轼对所谓“庆历三先生”却不太崇重,他在熙宁四年正月反对科举改革罢废诗赋的议状中曾说:“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而增入欧阳修、司马光、苏轼三人,则是李埴之父李焘在淳熙四年就曾努力推动过的,李埴仍然并未放弃其父的思想,但是他的主张已经明显更加倾向于理学了。李埴自淳熙五年八月即已开始从张栻受学, 端平时已受理学浸染极深。《家传》甚至称理宗说李埴建议的人选实为周、邵、张、程和朱熹,本是一份清一色的理学家名单,而这与十人名单相差颇大。今已不知理宗所说乃是李埴原请,其后上奏时增入了欧、苏、司马等人,还是理宗误记抑或有意筛选了李埴的奏请。但不管哪种情况,都足可见理学的势头在其时已经盖过了苏学,但尚不足以全面压制苏学,不然苏轼等人就不会出现在这份十人名单中,而且此事在“令经筵、秘书省、国子监参酌熟议”后就没了下文,应该是这份调和两派的名单引起了巨大的意见分歧,遂致流产。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的淳祐元年(1241)正月甲辰,理宗便御笔诏周、张、二程和朱熹孔庙从祀,并罢祀王安石, 理学一派的正统地位正式得到制度化的肯定,而苏轼从祀一事却再也无人提起。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正月戊申,在升曾子、子思配享孔庙的同时,也诏司马光和邵雍一同从祀。 前章谈到过,司马光此时能够从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朱熹的肯定。朱熹于乾道九年为周、张、二程及司马光、邵雍作了《六先生画像赞》,其后在绍熙五年(1194)十二月沧州精舍的祭祀实践中又以司马光、邵雍和周、张、二程一同从祀孔子, 度宗在允许司马光和邵雍从祀的诏书中明确说:“朕将临雍,因思朱熹所赞,已祀其四,而尚遗雍、光,非阙欤?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 后来熊禾也说南宋“取其法行之太学” ,可见司马光最终能够从祀已与苏轼完全无关。由此,则很长时间里与苏轼一同被视为元祐标志性人物的司马光,也被划归到了理学阵营。苏学在道统和思想上的竞争,最终还是没能战胜理学。

四、学理优势是理学胜出的主要原因

高宗、孝宗两朝,较诸苏学之盛,程学实在算不得“突然兴发”,只不过开始起势而已。所谓“突然兴发”,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后来的理学史叙述所造成的错觉。《道命录》收录了绍兴元年(1131)八月褒赠程颐“直龙图阁”的制词,但其中竟然有“浮伪之徒,自知其学问文采不足表见于世,乃窃名以自售”等批评之语,而这份制词显然是出自长于辞赋者之手。李心传为此还不得不在录后解释说:“其(程颐)门人高弟,往往进为时用,致位通显,而亦有妄托其名以自售者,故制词及之。” 此时程学才刚刚起势,“妄托”之人显然是后来的情况,而且直到朱熹去世,也很难说有多少忠实的程学信徒“致位通显”,这比起“以诗人进居从官大臣之列”的苏、黄后学实在是很寒碜的。《道命录》在录朱震绍兴六年请官谢良佐之子谢克念后,李心传列举了一份二程后学的名单,二程门人加上私淑程颐的胡安国一共二十九人,另又列举了六位二程再传在官者。这三十五人中,不少都没活到南宋,而其中真正做到过“从官大臣”的也就许景衡等极少几人。 此外,李心传还记述了高宗褒赠程颐前一月所说的话,云:“(元祐)党籍至今追赠未毕,卿等宜为朕留意。程颐、任伯雨、龚夬、张舜民,此四人明德尤著,宜即褒赠。”也就是说主要的元祐人物至其时已经追赠很多了,然而,程颐显然并不是高宗首先想到的元祐人物。又,其后直到绍兴十四年,方才录用程颐之孙程旸,而且只不过是补最低级的文散官从九品将仕郎而已。 这与黄庭坚“亲族以至外姻,或迁官,或白身命官,殆无遗余”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黄庭坚外甥徐俯之诏用尤其具有代表性,宋高宗曾说:“徐俯之召,止缘洪炎进《黄庭坚文集》,有云‘徐郎’或‘徐甥’者,后因胡直孺荐俯自代,朕问之,始知其人。直孺称其行义文采,过人远甚,质之汪藻,亦以为然,遂召用。” 接着,徐俯便于“绍兴二年,赐进士出身,兼侍读。三年,迁翰林学士,俄擢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四年,兼权参知政事” 。与徐俯相比,程旸所差实在不能以道里计。

李心传还在《道命录序》中说:“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 但赵鼎主政的时间实际上并不算长,他在两府仅从绍兴四年三月到八年十月,前后也就大概四年半的时间,其间六年十二月到次年九月还被张浚排挤外放。 此外,赵鼎到底有多么尊奉程学也是要打个问号的,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说赵鼎“素重伊川程颐之学,元祐党籍子孙,多所擢用” ,但是,这也可见赵鼎其实并非专门引擢程门后学。实际上,在“程颐”和“元祐”之间,赵鼎可能更加看重后者,而不是像李心传所述说的那样似乎是前者,如《宋史·吕本中传》即云:“赵鼎素主元祐之学,谓本中公著后,又范冲所荐,故深相知。” 虽然吕本中并不独尊程学,但他确有可以追溯到程颐的清晰师承,而赵鼎器重他却是因为其“元祐”党人后嗣的身份,与他学术渊源上的程学因素并无太大的关联。总之,赵鼎其实不过是把程学看作“元祐学术”的一分子而已。

然而,就在赵宋南渡后不到十年的时间,绍兴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陈公辅就在张浚的怂恿下请禁程学,张浚代笔批旨执行。《道命录》在录此事后说:“自崇宁后,伊川之学为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罢之,至是仅十年而复禁。” 张浚禁程学不严, 但这一次禁学令发布后不到八年的时间,绍兴十四年,秦桧又怂恿台谏官攻击程学,并形成禁令,而且执行的强度很大,直到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死后,“士大夫之攻伊川者,自是少息矣”。次年六月十五日,叶谦亨建议“诏有司精择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说”,并得到允许,“自桧专国柄,程学为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然而,叶谦亨说:“学术粹驳,系于主司去取之间,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其实也并不是刻意要帮程学发言。 孝宗时期,理学的局面稍有起色,但也屡被攻击。淳熙五年(1178)正月即从侍御史谢廓然言而禁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 短短五年多后的淳熙十年(1183)六月,监察御史陈贾又攻击道学“欺世盗名”,且其禁程学之请得“奉圣旨依”。 又过了五年,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又攻击朱熹和“道学”。 而大概从淳熙十年左右一直到严厉的“庆元党禁”,道学始终遭到权势集团的敌视甚至围攻。 直到党禁过后,“伪学”的解禁过程仍然颇为艰难。 南宋朝廷对于理学进行限制甚至禁止的政策,其实在南宋中前期的很长时间里是具有一定持续性的,只不过后来的理学史叙述有意无意地淡化了这一事实,而主要将矛头集中在秦桧和韩侂胄身上。

总之,不管在现实政治权势还是思想影响上,理学的起点可谓是诸派之中最低的,而且每每有所起色,就会遭到攻击,乃至屡屡被禁,正如《宋史·道学传序》所云:“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 绍兴六年张浚禁程学后,胡安国否认“伊川之学近日盛行”,而说“伊川之学不绝如线,可谓孤立”,实在是对其时程学处境非常冷静客观的认识。 程学本来弱势,所以其在南宋一旦有上升势头就很容易引起其他士人的侧目,从而招致不少攻击。然而,程学居然能愈禁而愈兴,并在激烈的学派竞争中最终胜出,取得官学的地位。

理学的学派组织性特征自是其能长期维持学派传承,直到最终胜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司马光、范祖禹“不立党”,使其无法形成有凝聚力的学派。但王安石和苏、黄则都门徒众多,王安石在绍述后以至于徽宗时期地位日升,显然是与其众多得力门生有关,他的忠实追随者及女婿蔡卞出力尤多,然而,当王安石新学成为独尊之学并且禁绝其他学派后,从新学者成为绝大多数,这本来是新学统治地位的表现,但也使得新学实际上已经无法成为一个学派,而且其思想活力也必定大大减弱。而随着赵宋南渡,新党逐渐倒台,虽然并未禁止新学,新学也还保持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影响力,但在不再独尊的局面下,新学无法再像王安石在世时那样形成一个有主心骨、有凝聚力的学派,也就无法与其他学派展开竞争。

苏黄之学在南宋的情况也有些类似。吕本中在《江西诗社宗派图》中列入了二十五人之多,这本来是苏黄盛况的反映,但随着其盛极一时,从其学者实在人数太众,而且诗文本就是士人群体的基本素质,所以到了南宋,其被哲宗、徽宗禁锢时期的那种凝聚力也就消失了。不仅如此,苏学还存在着诸多难以维持学派存在的弱点。欧、苏、黄诸人本身的正统意识就不是特别强,从他们在道统系谱建构上不如王安石和二程积极这一点上,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而为文讲究的是求新求变,自然也无统可守,较之新学和理学,苏黄后学更加容易偏离苏黄的轨道。此外,苏黄虽然性格放达,但他们自身可以保持不落流俗的道德品行,然而他们没有从“内圣”上成功解决道德修养的理论问题,所以其后学很容易从放达而沦落为沉溺谄谀文风的小人。 苏学无法抓住高宗、孝宗期间极为有利的政治形势,其后又逐渐让位于理学,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诸多弱点造成的。

与诸学相比,反倒是理学长期弱势,人数不众,始终能够保持着较强的凝聚力,其成员也大都能共同进退,田浩就明确注意到,历次党禁的“不利政治环境显然加强了道学人士的共同群体意识”。 不过,程门其实也没有严密的学派组织形式,当时的政治条件也不可能允许具备严密组织形式的派别存在。其能形成一个学派,并能在长期恶劣的政治形势下延续下来并发扬光大,更多的是靠学派成员之间形成的默契。理学家们通过积极请谥、讲学活动、修祠堂、兴书院等社会活动方式,既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也维持了学派的渊源传承。再加上二程特别强调“敬”,好古礼,其徒“幅巾大袖,高视阔步”的外在身份特征很容易被标示出来。南宋屡屡有人攻击程门后学好结朋党,欺世盗名,反过来看,其实这正是程学一派有凝聚力、易标示的表现。而且程学中人大多也能坚持较高的道德水准,这与新学、苏学极盛后小人频出,学风败坏,终究还是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

不过,程门后学在长期处于不被重视乃至屡屡遭禁的不利环境下,仍然能够在整体上长期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准,努力维持门户,乃至最终在新学和苏学的挤压下胜出,其间最为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理学在学术思想深度上的明显优势。如果没有这种思想上的高度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很难想象理学能够维持下来并最终胜出的。

如前所述,南宋的学派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北宋党争的延续,而南宋最为激烈的竞争无疑主要是在苏学和理学之间展开的。司马光本就不以义理之学见长,思想深度实是其软肋所在。正由于此,他和不少追随者攻击王安石时大都将矛头对准王安石的“相业”,而仍能赞许其“经术”。元祐元年,黄隐“欲废安石之学”,却招来刘挚等人的一致弹劾,刘挚说:“故相王安石训经旨,视诸儒义说得圣人之意为多,故先帝以其书立之于学,以启迪多士。”吕陶也说:“经义之说,盖无古今新旧,惟贵其当。先儒之传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尽非,善学者审择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贱彼贵我,务求合于世哉?”上官均也说:“安石自为宰辅,更张政事,诚有不善,至于沉酣《六经》,贯通理致,学者归向,固非一日,非假势位贵显,然后论说行于天下。其于解经,虽未能尽得圣人之意,然比诸儒注疏之说,浅深有间矣,岂隐肤陋所能通晓,此中外士大夫之所共知也。” 而司马光在草拟元祐科举改革办法时也只是说:“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己者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而陷于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于异端。若己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 所谓“奇僻”即指道德性命之学,“异端”则是杂佛、老,这都是司马光素来反对的,但这显然是很难说服那些喜好道德性命之学的士人的。

与司马光不同,二苏花了很大的精力撰写经解,他们很多地方都是与新学针锋相对的,但前引靖康元年臣僚上言却云:“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今之策问,虚无不根,古今治乱,悉所不晓。诗赋设科,所得名臣,不可胜纪,专试经义亦已五纪。救之之术,莫若遵用祖宗成宪。王安石解经,有不背圣人旨意,亦许采用。至于老、庄之书及《字说》,并应禁止。” 可见以史学归司马光,诗赋归苏、黄,而经义仍归王安石,乃是其时主要的思想格局。杨时由此议而攻击王安石之学误国后引起的争论中,反对彻底否定王安石新学的冯澥等人,还是认为王安石新学确有长处,不必彻底废除。

本来在高宗尤其孝宗时期,苏学有足够的政治条件彻底占据王安石新学的思想市场份额,然而苏学却始终没能做到。苏学在南宋的主要表现大概不外乎两点,其一即长于经济、多才吏,其二即善诗文、多文士。大多数士人都不以义理为苏学所长。蜀人员兴宗即曾说:“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数。诚能通三而贯一,明性理以辨名数,充为经济,则孔氏之道满门矣!” 他虽然将苏学之“经济”抬到至高的地位,但也不得不将名数、性理分别归之新学和理学。然而,这其实与苏门弟子的观感相去甚远,秦观曾经提醒过苏学的追随者,其《答傅彬老简》云:“阁下谓蜀之锦绮妙绝天下,苏氏蜀人,其于组丽也独得之于天,故其文章如锦绮焉。其说信美矣,然非所以称苏氏也。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 在秦观看来,苏学的价值依次当是性命、经济、文章,但其时服膺苏学者忽略其性命之学就已是颇为普遍的现象了,而到了南宋,秦观所忧虑的情况更加严重。当时高宗反复想调和的,几乎都集中在王安石新学和理学两派上,这反映出苏门后学在当时就几乎已经放弃了在经义解释权上的争夺,汪应辰在乾道元年也曾观察说:“蜀士甚盛,大率以三苏为师,亦止是学其文章步骤,至于穷经考古之学,则往往阔略,未知究竟如何。” 正如张健先生所指出的:“在南宋时代,苏学的影响主要是政治苏学与文章苏学”,而经义的竞争则主要是“王学与程学之争”。 这种情况还不仅局限于南宋,金朝士人对苏学的认识也大体如此,赵秉文说:“欧、苏长于经济之变,如其常,自当归周、程。” 王若虚也说:“东坡之解经,眼目尽高,往往过人远甚。而所不足者,消息玩味之功,优柔浑厚之意,气豪而言易,过于出奇,所以不及二程派中人。” 二人均在金朝,并不牵涉门户之见,这样的判断应该算是持平之论。苏学在性命义理思想上的欠缺,实乃其时南北士人的共识。

苏门后学大多忽略苏学在经学义理上的贡献,或也与苏学解经的特点有关。由于苏学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以及其思想倾向与理学大为不同,所以理学系统对苏学的批判也始终没有间断。今杨时文集中仍保存有很多批判苏学的文字,后来胡宏也说:“大宋之兴,经学倡明,卓然致力于士林者,王氏也,苏氏也,欧阳氏也。王氏盛行,士子所信属之王氏乎?曰:王氏支离。支离者,不得其全也。曰:欧阳之文典以重,且韩氏之嗣矣,属之欧阳氏乎?曰:欧阳氏浅于经。浅于经者,不得其精也。曰:苏氏俊迈超世,名高天下,属之苏氏乎?曰:苏氏纵横。纵横者,不得其雅也。然则属之谁乎?曰:程氏兄弟,明道先生、伊川先生也。” 而朱熹则更系统地批判了苏氏“杂学”。 朱熹说:“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也。” 浏览苏氏解经文字,也的确时常会得出这样的印象。苏学解经以“人情”和“权变”为特点乃是学界共识,但这很容易失之于浅和流于权谋之术,其留给后学的思想纵深也就相当有限。而在理学越发兴盛,对诗赋的批评越发严厉后,苏学在经学义理上却越发颓废,日益退守诗赋一隅,规模日窄。与此不同的是,朱熹等人反倒一边批判苏学,一边却能积极吸收苏学的可取成分, 这就更加消弭了苏学在经义上仅有的一些优势。

与司马光和苏学不同,理学一派自始至终都把矛头对准王安石的“经术”。理学对王安石新学的学理优势认识得最为深刻,朱熹就经常批评元祐党人对王安石的责难抓不到要点,“只似讨闹,却不于道理上理会” ,他说:“未能究其利病之实,至其所以为说,又多出于安石规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为天下之人真莫己若。” 总之,至少在理学家看来,王安石的学术思想深度是远远高于程学之外的其他学派的,朱熹曾说:“伊川最说得公道:‘介甫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 真正能抓住王安石学术要害,并发展出一套更加精微的学术理论来取而代之的,还是理学,余英时先生业已指出:“(王安石的内圣之学)假借于释氏者太多,并不是儒家的故物,因此他们(二程)给自己所规定的最高历史任务便是将儒家原有的‘内圣之学’发掘出来,以取而代之。”并进而认为,“儒家‘道德性命’的系统建构是道学的特有贡献,在北宋儒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整体动向观察,道学的兴起毫无疑问代表了北宋儒学发展的最后阶段”。 诸学派中,在道德性命之学上与王安石新学最为接近的毫无疑问是理学,二者有着非常相近的思想倾向和思维模式,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南宋不乏走出王安石新学而过渡到理学的士人,但却不太容易看到走出新学而转入苏学者。

正因为理学与新学颇有相近之处,又对新学极力否定,所以它始终都对新学保持着黑白分明的攻击姿态。从程颐、杨时、王居正乃至于朱熹,程学内部长期都在持续性、系统性地研读和驳斥王安石之学。张栻《与颜主簿》批评其人“论王氏、程氏之学,有兼与而混为一之意” ,可见程门后学对王安石新学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而二程殁后,程门后学对其学术思想理论的发展几乎从未间断过,其中还分别出一些不同思想路向的流派, 新学、苏学在学术思想理论的建构上与理学的差距越来越大,而这也着实展现出理学极具纵深的理论空间。楼钥说:“乾道、淳熙间,儒风日盛,晦庵朱公在闽,南轩张公在楚,而东莱吕公讲道婺女。是时,以学问著述为人师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 连陈亮都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 乾道、淳熙间,随着朱熹、张栻、吕祖谦等卓越理学家的成熟,理学达到了一个更加超越其他学派的新高度。

朱熹本来较之吕祖谦、张栻,算不上程门显赫流派的传人,杨时门下,显然张九成才是大宗,张九成在当时的思想和政治影响都明显超过罗从彦,然而朱熹极力批判张九成一系杂佛,是“洪水猛兽”,他吸收程门后学几个流派的思想优势,融会创制,最终成为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虽然极力批判包括苏学在内的诸家经说,但他并没有想过动用行政手段来禁绝诸学,这在其《学校贡举私议》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私议》云:“今欲正之,莫若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他在诸经中把王安石、苏轼也列入其中, 而《私议》罢废诗赋的建议,直到明清科举也没有实现。罗大经在其《鹤林玉露》中说朱熹“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 ,应是不足依凭的。庆元党禁之中,朱熹虽然官位不是最高的,但已隐然具有了庆元党首的资格。庆元党禁是理学在政治上开始取得优势地位的关键转折点,也是朱熹一派在理学诸流派中开始取得独大地位的关键转折点。 党禁解除之后,政治风向逆转,理学的政治、思想优势越发明显,在理宗、度宗时期获得了官方的制度化肯定,在宋代激烈的学派竞争中最终胜出。其后,经过元明清三朝的巩固和加强,理学成为儒家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影响深远。

与理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学即便在有利的政治环境下,也仍然无法消除王安石新学的思想影响,也始终无法完全替代王安石新学的思想地位,并且也无法压抑理学的发展。在这一思想格局下,又为了与政治上消除朋党的调子相配合,反而出现了一股调和诸学的风气。上引绍兴十四年(1144)三月癸酉高宗语即云:“王安石、程颐之学,各有所长,学者当取其所长,不执于一偏,乃为善学。” 随后四月丙戌,苏辙之孙苏籀“乞取近世儒臣所著经说,集而成编,以补唐之正义阙遗”,高宗由是说:“此论甚当,若取其说之善者,颁诸学官,使学者有所宗一,则师王安石、程颐之说者,不至纷纭矣。” 则苏籀所说的“近世儒臣”显然包括王安石。后来程敦厚序王安石文集也说:“自孔子殁,曾子、子思、孟子以降,得道德之传而发圣贤之秘以诏后觉,惟国朝欧阳氏、司马氏、苏氏、王氏、程氏,各一家言,皆非汉唐先儒之所能到。然王氏之学,其弊在于尚同,而施于政事者,又不幸失于功利。文正、东坡二先生之所排者,以此而已。” 上引员兴宗语出其《苏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该《策》写作时间和场景不得而知,但当时的某个场合确曾出现过评论三学的试题。

在这股调和诸学的风气中,理学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像吕本中这样转益多师的人物,虽然因为喜好佛、老和文学创作而加入到苏、黄一派的阵营中,但在经义归依上仍倾向于理学,其后吕祖谦则最终成为一代理学大儒。像曾几这样的人物,也“道学既为儒者宗,而诗益高,遂擅天下” ,其道学是否为“儒者宗”是个可以商榷的问题,但他在经义上明显归依于理学则是事实。其后杨万里等人以理入诗文,也讨论很多理学话题,已经很有理学家的味道。而南宋几个主要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朱熹、吕祖谦、陈亮、陈傅良、叶适、陆九渊、陆九龄等,实际上也多以诗文起家,多少都有一些苏学背景,但他们在思想上则基本都倾向于理学。总之,苏学在经学义理上的缺憾并没有随着其影响的极盛而得到后学的弥补,其诸多后学反而选择以程学来弥补思想义理上的不足。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激烈批评的“混补之说” ,当即指这种流行风气。由此,这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程学系统之外的“理学型士大夫”,但他们其实很多都并不独尊理学,而是在经义上无法服膺苏学,又不愿采取王安石新学,只能倾向于理学。

久而久之,理学在思想上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就连蜀中这个苏学大本营也越来越成为理学的重要阵地,正如胡昭曦先生指出的,“南宋中期蜀学发展为第二个高潮”,然而,“其显著特点是程朱理学逐渐成为蜀学主流”。 在理学与苏学交融的“洛蜀会同”之风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无疑是理学而非苏学, 蜀中不断涌现出诸多理学大儒。张浚本来是有着强烈新学和苏学倾向的人物,但他晚年究心理学,并让其子张栻从胡宏学,张栻由是继承和发扬了胡安国以来湖湘学派振起程学的统绪。而李焘这样的蜀中名士,其子李壁、李埴也都从学张栻,甚至连名相虞允文之孙虞刚简也最终成为蜀中理学名士,而魏了翁则是南宋理学的主要殿军人物之一。魏了翁的思想历程尤为蜀学这一转变的缩影,他“年十五,著《韩愈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可见其早年仍然不脱苏学和重文风气的影响,但待其科举应试,业已不顾庆元之禁而服膺理学,而他丁忧归蜀教授于白鹤山下后,竟造成“蜀人尽知义理之学”的局面。

蜀中之外,这同样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如林亦之虽然大力批评程颐“作文害道”之说,但也不得不承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道,吾于程子不敢有毫厘异同之论”。 永嘉学派虽然抱怨“洛学起而文字坏”,办法却也只有“合周程欧苏之裂”而已。

不仅在南宋如此,类似的思想权势转移同样也发生在北方的金朝,金人承晖“常置司马光、苏轼像于书室,曰:‘吾师司马而友苏公’” 。可见司马光和苏学在金朝本来也有着相当强势的影响,后来甚至有“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之说。 然而,田浩研究后指出,“(金朝思想家们)的思想发展总方向,是从苏氏之学转向道学”。也如其所论,“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多样化和多元化,而竟能倾向于道学,这是更有意义的”。 理学的最终胜出,显然并非完全是现实政治权势博弈的结果。

刘咸炘先生曾总结说:“综其(韩愈)议论,不过三端:一曰矫诗歌骈俪之习而倡古文,二曰矫注疏训诂之习而言大义,三曰惩僧道骄横之弊而排佛、老。宋初诸家之所揭橥叫呼,亦不过此三旨。” 古文运动起初的目标不外乎反对华丽文风而提倡古文,反对注疏式的传统经学而主张发明经学大义,以及排辟以佛、老为主的所谓异端。其后的逻辑延伸则至于全盘反对文学写作,建构以道德性命之学为主干的义理之学,提倡儒家自觉意识而卫护儒道。而王安石新学、苏氏蜀学、二程理学诸派之中,新学和苏学都杂佛、老,苏学更重文辞,只有理学一派真正完全坚持了古文运动最初的发展方向。就整个唐宋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说,理学能最终从与新学、苏学的竞争中胜出,实在不是偶然。随着理学的胜出和官学化,其所崇奉的道统系谱也得到官方的制度化肯定,从而逐渐得到稳固和普及,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仍应强调的是,理学的胜出并不意味着完全挤压了司马光史学、苏学、王安石之学的生存空间。本来史学、文学和经学义理就是面对不同的思想空间,各有其无可替代的思想市场,也是一种文化的不同结构成分。即便在理学胜出之后,虽然以理入史、入文的风气日盛,但终归无法消抹欧阳修、司马光和苏、黄等人在史学史或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何况他们与理学之间本来就存在着诸多的思想共性,分享着诸多的理论预设。王安石的新学虽然在后世几乎没有再产生什么影响,但他仍以其高超的文学创作水准而始终保持着很高的知名度,这大概是他生前完全没能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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