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几个主要新儒学学派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张载、二程等人中,只有司马光最为厌恶这种以道自任、互相推许的风气。上节谈到过司马光对陈充扩充道统系谱的批驳,而他也厌恶别人推许他继承道统,他在其《涑水记闻》中记述:“熙宁初,余罢中丞,复归翰林,有成都进士李戒投书见访,云:‘戒少学圣人之道,自谓不在颜回、孟轲之后。’其词孟浪,高自称誉,大率如此。……居无何,复来投书,曰:‘三皇不圣,五帝不圣,自生民以来,唯孔子为圣人耳。孔子没,孟轲以降盖不足言,今日复有明公,可继孔子者也。’余骇惧,遽还其书,曰:‘足下何得为此语?’固请留书,余曰:‘若留君书,是当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语于同列,以资戏笑。” 然而,除了司马光外,其他诸人无不具有继承儒家道统的强烈意识。他们都认为自己是道统之所在,并且排斥竞争对手,互不相让,而其各自的后学还进一步将正统竞争延续了下来。
北宋中后期,诸派之中,王安石新学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而王安石也是诸人之中最为自信的一个。王安石早年就有诗云:“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志在超越韩愈而比肩孟子,当其《淮南杂说》一出,“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 则是时人即以孟子视王安石了。王安石虽然尊崇孟子,但他后来在求学寻道上更直接以孔子为准的,他皇祐元年(1049)便向别人表述自己的志向说:“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学;操行之不得,取正于孔子焉而已。” 王安石对自己所体悟的“义理”极其自信,熙宁五年(1072)五月甲午,神宗与他讨论西北士人对于改革后的科举制度的适应性问题,他对神宗说:“西北人旧为学究,所习无义理,今改为进士,所习有义理。以学究为进士,于士人不为不悦;去无义理就有义理,于所习不为不善。……令士人去无义理就有义理,脱学究名为进士,此亦新法于西北士人可谓无负矣。” 在其《书洪范传后》中,他也写道:“呜呼!学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于传注之学也久矣。当其时,欲其思之深、问之切而后复焉,则吾将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无言。’然未尝无言也。其言也,盖有不得已焉。孟子则天下固以为好辩,盖邪说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几于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与有明也。故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夫予岂乐反古之所以教,而重为此 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这都可见他对自己明道的自信之深。
不仅如此,王安石的追随者也对其极为推崇,陈渊就曾批判说:“自王氏之学达于天下,其徒尊之与孔子等。” 陈渊所说应是事实,如陆佃在听闻王安石的死讯后所写的祭文中就说道:“维公之道,形在言行。言为《诗》《书》,行则孔孟。孰挽而生,孰推以死?天乎人乎,抑莫之使。……德丧元老,道亡真儒。畴江汉以濯之,而泰山其颓乎。……回也昔何敢死,赐也今将安仰?” 《宋史全文》也说:“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 与司马光不同,王安石并不拒绝别人对他继承道统的推赞。《邵氏闻见后录》载:“王荆公之子雱作《荆公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于仲尼。’是圣其父过于孔子也。雱死,荆公以诗哭之曰:‘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是以儿子比孔子也。” 后诗即王安石《题雱祠堂》,南宋李壁注之云:“公父子皆以经术进,当时颂美者多以周、孔,或曰孔、孟。范镗为太学正,献诗云:‘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公大喜,曰:‘此人知我父子。’”又补注凤鸟、梁木云:“《温公杂录》云:‘……(王)雱,介甫之子也。进士及第。好高论,父常与之议大政,时人谓之“小圣人”。’温公犹记‘小圣人’之语,则镗等所云必有也。……亦疑时人佞谀公父子太过,故公亦遂引以自与也。” 可见王安石父子不仅自视很高,不少追随者也时以周公、孔子、孟子等儒家圣人比拟他们。
诸派之中,理学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最为深远的,二程、张载也同样颇为自信。程颢曾非常自信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程颐状其行时,也称程颢“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并认为程颢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 程颐为程颢作《墓表》时又写道: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天不慭遗,哲人早世。乡人士大夫相与议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于是帝师采众议而为之称以表其墓。学者于道:知所向,然后见斯人之为功;知所至,然后见斯名之称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亘万古而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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