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几个主要新儒学学派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张载、二程等人中,只有司马光最为厌恶这种以道自任、互相推许的风气。上节谈到过司马光对陈充扩充道统系谱的批驳,而他也厌恶别人推许他继承道统,他在其《涑水记闻》中记述:“熙宁初,余罢中丞,复归翰林,有成都进士李戒投书见访,云:‘戒少学圣人之道,自谓不在颜回、孟轲之后。’其词孟浪,高自称誉,大率如此。……居无何,复来投书,曰:‘三皇不圣,五帝不圣,自生民以来,唯孔子为圣人耳。孔子没,孟轲以降盖不足言,今日复有明公,可继孔子者也。’余骇惧,遽还其书,曰:‘足下何得为此语?’固请留书,余曰:‘若留君书,是当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语于同列,以资戏笑。” 然而,除了司马光外,其他诸人无不具有继承儒家道统的强烈意识。他们都认为自己是道统之所在,并且排斥竞争对手,互不相让,而其各自的后学还进一步将正统竞争延续了下来。
北宋中后期,诸派之中,王安石新学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而王安石也是诸人之中最为自信的一个。王安石早年就有诗云:“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志在超越韩愈而比肩孟子,当其《淮南杂说》一出,“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 则是时人即以孟子视王安石了。王安石虽然尊崇孟子,但他后来在求学寻道上更直接以孔子为准的,他皇祐元年(1049)便向别人表述自己的志向说:“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学;操行之不得,取正于孔子焉而已。” 王安石对自己所体悟的“义理”极其自信,熙宁五年(1072)五月甲午,神宗与他讨论西北士人对于改革后的科举制度的适应性问题,他对神宗说:“西北人旧为学究,所习无义理,今改为进士,所习有义理。以学究为进士,于士人不为不悦;去无义理就有义理,于所习不为不善。……令士人去无义理就有义理,脱学究名为进士,此亦新法于西北士人可谓无负矣。” 在其《书洪范传后》中,他也写道:“呜呼!学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于传注之学也久矣。当其时,欲其思之深、问之切而后复焉,则吾将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无言。’然未尝无言也。其言也,盖有不得已焉。孟子则天下固以为好辩,盖邪说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几于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与有明也。故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夫予岂乐反古之所以教,而重为此 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这都可见他对自己明道的自信之深。
不仅如此,王安石的追随者也对其极为推崇,陈渊就曾批判说:“自王氏之学达于天下,其徒尊之与孔子等。” 陈渊所说应是事实,如陆佃在听闻王安石的死讯后所写的祭文中就说道:“维公之道,形在言行。言为《诗》《书》,行则孔孟。孰挽而生,孰推以死?天乎人乎,抑莫之使。……德丧元老,道亡真儒。畴江汉以濯之,而泰山其颓乎。……回也昔何敢死,赐也今将安仰?” 《宋史全文》也说:“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 与司马光不同,王安石并不拒绝别人对他继承道统的推赞。《邵氏闻见后录》载:“王荆公之子雱作《荆公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于仲尼。’是圣其父过于孔子也。雱死,荆公以诗哭之曰:‘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是以儿子比孔子也。” 后诗即王安石《题雱祠堂》,南宋李壁注之云:“公父子皆以经术进,当时颂美者多以周、孔,或曰孔、孟。范镗为太学正,献诗云:‘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公大喜,曰:‘此人知我父子。’”又补注凤鸟、梁木云:“《温公杂录》云:‘……(王)雱,介甫之子也。进士及第。好高论,父常与之议大政,时人谓之“小圣人”。’温公犹记‘小圣人’之语,则镗等所云必有也。……亦疑时人佞谀公父子太过,故公亦遂引以自与也。” 可见王安石父子不仅自视很高,不少追随者也时以周公、孔子、孟子等儒家圣人比拟他们。
诸派之中,理学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最为深远的,二程、张载也同样颇为自信。程颢曾非常自信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程颐状其行时,也称程颢“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并认为程颢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 程颐为程颢作《墓表》时又写道: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天不慭遗,哲人早世。乡人士大夫相与议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于是帝师采众议而为之称以表其墓。学者于道:知所向,然后见斯人之为功;知所至,然后见斯名之称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亘万古而长存。
程颐力论程颢卫道、存道、传道之功,就是明确以程颢接续孟子。程颢的门人朋友也赞同程颐对其兄长接续孟子的评价,均“以为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 。当然,程颐也以此自许,他为程颢作《墓表》是在元丰八年(1085)十月,次年六月,他在《上太皇太后书》中便说:“圣人之学,不传久矣。臣幸得之于遗经,不自度量,以身任道。” 同样以道自负,认为自己见得儒道,继承了儒家道统。他为其兄所作的《行状》和《墓表》,也颇有夫子自道的意思,他曾对门人张绎说:“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
张载的情况与二程相差无几,他在将其《正蒙》一书付与门人时说:“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圣合与!”可谓自信之至。他的朋友门人也同样对其推崇备至,吕大防向朝廷推荐张载时说:“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吕大临在为张载所作的《行状》中也评价张载说:“其自得之者,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自孟子以来,未之有也。” 门人范育序《正蒙》时也说:“夫子为此书也,有《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不言。”又说:“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张载)与尧、舜、孔、孟合德乎数千载之间。” 程颐门人游酢也说张载“学成德尊,识者谓与孟子比” ,可见不少人都以张载“继往圣之绝学”。
苏轼、苏辙的自信也没比王安石、二程、张载逊色多少。苏轼也时常以斯文在己,他撰有《易传》《书传》和《论语说》三书,他对这三部著作非常看重,常语人曰:“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 元符三年(1100)七月,他在乘船到达合浦的途中遭遇险恶天气,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起坐四顾大息,吾何数乘此险也!……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 可见其自待之重。苏辙也推许其兄说:“《易》《书》之秘,古所未闻。时无孔子,孰知其贤。以俟圣人,后则当然。” 苏轼还记欧阳修曾对他说:“我老将休,付子斯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说:“虽知其过,不敢不勉。……虽无以报,不辱其门。” 则欧阳修颇以自己传道,而苏轼承之不让,据说他还曾对门生说:“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苏轼所说其实也未必就是实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曾巩《元丰类稿》时也说:“欧公门下士,多为世显人,议者独以子固为得其传,犹学浮屠者所谓嫡嗣云。”
苏轼去世后,苏辙感慨道:“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又评价苏轼的学术成就云: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先君……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
这与程颐之评程颢相去也不太远。程颐说“我之道盖与明道同”,苏辙则云:“绝学不继,如已断弦。百世之后,岂其无贤?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又记苏轼曾对他说:“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 苏辙同样以为自己之道同于兄长,继续绝学。吕大防说张载“善法圣人之遗意”,苏辙自传则说:“《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尝抚卷而叹,自谓得圣贤之遗意。缮书而藏之,顾谓诸子:‘今世已矣,后有达者,必有取焉耳。’” 可见其自待之重并不在王安石和理学家之下。
苏氏兄弟自待甚重,其后学友人也对他们推崇备至,如李之仪《东坡先生赞》便推尊苏轼说:“天作斯文,万物所印。时惨时舒,与天同运。其谁特立,卓哉吾人。……求仁得仁,于我何怨。光时显被,外薄四夷。载瞻载仰,百世之师。” 在王安石得以配享孔子的崇宁四年,翰林院为王安石作赞云:“孔孟云远,六经中微。斯文载兴,自公发挥。推阐道真,启迪群迷。优入圣域,百世之师。” 两赞立意几乎如出一辙,甚至均有“百世之师”一语(《孟子·尽心下》:“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而程颐则说程颢“开百代未明之惑”。
诸派之中,王安石新学成熟最早,也在学派竞争中占得先机。熙宁间,王安石受宋神宗重用后,很快便将其学术思想构想付诸政治实践。熙宁五年正月,神宗对王安石说:“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颁行,令学者定于一。”王安石当即表示已经在与门人开展写定经义的工作。 次年三月,大概为了加快制定经义的进度,神宗在国子监内设立修撰经义所,命吕惠卿、王雱修撰,王安石提举。 熙宁八年,王安石率同僚完成《三经新义》的修撰,六月“送国子监镂板颁行”,次月即“诏以新修《经义》赐宗室、太学及诸州府学”。 自此,王安石新学正式成为官学。元丰五年(1082),王安石又上《字说》,晁说之《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云:“如其所著《字说》者,神宗留中不以列学官,近乃列在学官,使学者纷纷。……《字说》之列学官,甚非神宗意也。” 可见《字说》在神宗时虽未列于学官,但哲宗绍述后还是将其列于学官了。
神宗于元丰八年离世后,太皇太后高氏引用旧党,其后元祐一反熙丰之政,科举也是如此。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时为侍御史的刘挚就抨击熙丰取士“专诵熙宁所颁《新经》《字说》,而佐以庄、列、佛氏之书”,并“乞试法复诗赋,与经义兼用之。进士第一场试经义,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策。经义以观其学,诗赋以观其文,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前二场为去留,后二场为名次。其解经义,仍许通用先儒传注或己之说,而禁不得引用《字解》及释典,庶可以救文章之弊,而适乎用,革贡举之弊,而得其人”。 此即所谓“元祐法”。次月,司马光又欲建议将“《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并建议恢复熙宁改制罢除的《春秋》和《孝经》,因范纯仁劝阻而仍然保留了《孟子》。 元祐元年四月十二日,正式“诏进士经义并兼用注释及诸家之说或己见,仍罢律义”,六月十二日又“诏令自今科场程试,毋得引用《字说》”。 元祐四年四月十八日,更从礼部议,“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 。正式恢复经义、诗赋两科为取士之门。
不过,熙宁科举改革虽被罢废,但王安石之学并未被彻底禁止。元祐元年十月癸丑,国子司业黄隐“欲废安石之学,每见生员试卷引用,隐辄排斥其说”,结果招来刘挚、吕陶、上官均等台谏官的一致弹劾。 元祐只是不独尊王安石新学,科场禁用《字说》,但是没有禁绝新学。然而,元祐对熙丰之政和新党诸人的过度清洗,却在哲宗亲政绍述后招来了疯狂报复。
绍圣元年(1094)五月四日,诏“进士罢诗赋,专治经术”。六月十五日,从太玄博士詹文言,解除了《元祐贡举敕令》进士不得引用《字说》的禁令。次年正月十三日,又从国子司业龚原言,解除了“不得于老、列、庄子出题”的禁令。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又“诏罢《春秋》”。 “元祐法”对王安石新学的限制逐步被解除,王安石新学开始逐步复振,而“元祐法”分经义、诗赋取士和增加《春秋》的建设性制度逐渐被废除。绍圣四年,蔡卞曾欲将司马光《资治通鉴》毁板,但因陈瓘搬出神宗的《序》而没有得逞,但他由此便“禁绝史学” 。不过,绍圣期间始终没有对元祐诸人的学术加以禁止。
徽宗在短短的“建中靖国”后,立即转向“崇宁”。崇宁元年(1102)七月己丑即“焚元祐法”,随后八月、九月陆续颁布党籍名单,并于九月己亥“御书刻石端礼门”, 同时及其后还持续对元祐党人进行大规模政治清洗。徽宗不仅进一步强化新学的独尊地位,而且与元祐党禁相配合,强行禁绝“元祐学术”。
在王安石新学独尊的同时,其政治和道统地位也一路走高。元丰元年(1078),王安石即已封舒国公,次年改封荆,“绍圣中,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 王安石殁后,其后学继续抬高王安石父子的学术思想地位,二人也终于得以进入孔孟配享和从祀。徽宗崇宁三年(1104)六月戊申,“诏荆国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 《诏书》云:“道术裂于百家,俗学弊于千载。士以传注之习,汩乱其聪明,不见天地之纯全,古人之大体,斯已久矣。故荆国公王安石,由先觉之智,传圣人之经,阐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训释奥义,开明士心,总其万殊,会于一理。于是学者廓然,如睹日月,咸知六经之为尊,有功于孔子至矣。其施于有政,则相我神考,力追唐虞三代之隆。因时制宜,创法垂后,小大精粗,靡有遗余。内圣外王,无乎不备。盖天降大任,以兴斯文,孟轲以来,一人而已。……孔子之道,得公而明。求其所同,若合符节。” 真可谓推崇备至。政和三年(1113)正月二十日,又诏:“昔赵普、潘美王于韩、郑,郑康成、孔安国从祀孔子。王安石被遇先帝,与其子雱修撰经义,功不在数子之下。安石可封王爵,雱可配享文宣王庙廷。”壬申,即正式追封荆国公王安石为舒王。 又封王安石之子王雱为临川伯,并允从祀孔子。 王安石的道统地位得到朝廷确认。并且,他同时配享太庙和孔庙,父子俱在孔庙享祀,真是千古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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