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而久之,理学在思想上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就连蜀中这个苏学大本营也越来越成为理学的重要阵地,正如胡昭曦先生指出的,“南宋中期蜀学发展为第二个高潮”,然而,“其显著特点是程朱理学逐渐成为蜀学主流”。 在理学与苏学交融的“洛蜀会同”之风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无疑是理学而非苏学, 蜀中不断涌现出诸多理学大儒。张浚本来是有着强烈新学和苏学倾向的人物,但他晚年究心理学,并让其子张栻从胡宏学,张栻由是继承和发扬了胡安国以来湖湘学派振起程学的统绪。而李焘这样的蜀中名士,其子李壁、李埴也都从学张栻,甚至连名相虞允文之孙虞刚简也最终成为蜀中理学名士,而魏了翁则是南宋理学的主要殿军人物之一。魏了翁的思想历程尤为蜀学这一转变的缩影,他“年十五,著《韩愈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可见其早年仍然不脱苏学和重文风气的影响,但待其科举应试,业已不顾庆元之禁而服膺理学,而他丁忧归蜀教授于白鹤山下后,竟造成“蜀人尽知义理之学”的局面。
蜀中之外,这同样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如林亦之虽然大力批评程颐“作文害道”之说,但也不得不承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道,吾于程子不敢有毫厘异同之论”。 永嘉学派虽然抱怨“洛学起而文字坏”,办法却也只有“合周程欧苏之裂”而已。
不仅在南宋如此,类似的思想权势转移同样也发生在北方的金朝,金人承晖“常置司马光、苏轼像于书室,曰:‘吾师司马而友苏公’” 。可见司马光和苏学在金朝本来也有着相当强势的影响,后来甚至有“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之说。 然而,田浩研究后指出,“(金朝思想家们)的思想发展总方向,是从苏氏之学转向道学”。也如其所论,“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多样化和多元化,而竟能倾向于道学,这是更有意义的”。 理学的最终胜出,显然并非完全是现实政治权势博弈的结果。
刘咸炘先生曾总结说:“综其(韩愈)议论,不过三端:一曰矫诗歌骈俪之习而倡古文,二曰矫注疏训诂之习而言大义,三曰惩僧道骄横之弊而排佛、老。宋初诸家之所揭橥叫呼,亦不过此三旨。” 古文运动起初的目标不外乎反对华丽文风而提倡古文,反对注疏式的传统经学而主张发明经学大义,以及排辟以佛、老为主的所谓异端。其后的逻辑延伸则至于全盘反对文学写作,建构以道德性命之学为主干的义理之学,提倡儒家自觉意识而卫护儒道。而王安石新学、苏氏蜀学、二程理学诸派之中,新学和苏学都杂佛、老,苏学更重文辞,只有理学一派真正完全坚持了古文运动最初的发展方向。就整个唐宋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说,理学能最终从与新学、苏学的竞争中胜出,实在不是偶然。随着理学的胜出和官学化,其所崇奉的道统系谱也得到官方的制度化肯定,从而逐渐得到稳固和普及,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仍应强调的是,理学的胜出并不意味着完全挤压了司马光史学、苏学、王安石之学的生存空间。本来史学、文学和经学义理就是面对不同的思想空间,各有其无可替代的思想市场,也是一种文化的不同结构成分。即便在理学胜出之后,虽然以理入史、入文的风气日盛,但终归无法消抹欧阳修、司马光和苏、黄等人在史学史或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何况他们与理学之间本来就存在着诸多的思想共性,分享着诸多的理论预设。王安石的新学虽然在后世几乎没有再产生什么影响,但他仍以其高超的文学创作水准而始终保持着很高的知名度,这大概是他生前完全没能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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