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二程较之其他学派,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好讲学而少著书,程颐甚至劝诫杨时“勿好著书,好著书则多言,多言则害道” ,所以早期理学家大都语录多而文字少。程颢除了改订过《大学》,便没留下多少成文成书的文字。张载除《易说》外,《正蒙》《经学理窟》均非解经之作,可谓自辟一理论天地,但诸书卷帙均小。程颐早年亦无多少著述,在绍圣、元符中编管涪州时方才大体撰成《易传》四卷,直到元符二年(1099)正月才成而序之,这是他一生最为重要、完整的著述,其忠实门人尹焞即说:“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者,观此足矣。”但事实上程颐自己对该《传》并不完全满意,该书其时亦不甚流传,《年谱》云:“(崇宁)五年,……时《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耳。’” 但他次年即卒,大概也没能完成多少改进。程颐另有《春秋传》,但“(程颐)自涪陵归,方下笔,竟不能成书” ,则仍未成完作,在今《经说》中不过一卷而已。今《经说》中除《易》《春秋》二传、改订《大学》、误入的《中庸解》外,另有《易说》和《书》《诗》《论语》《孟子》诸解各一卷,综合《遗书》《外书》来看,程颐大概确有重新清理和解释诸经典的计划,但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其后学乃至今人阅读、研究二程,最为倚靠的并非《易传》及诸经解语,而是其语录。其实程门一些重要弟子对语录是颇为谨慎的,如谢良佐就说他不记语录,他说“写在册子上,失了他这意思”,如二刘所录“转了一字便坏了一段意思”,他“昔录五经语作一册”,程颢则称此为“玩物丧志”。 尹焞绍兴六年四月采摘“所见无疑者”编成《师说》,并在《师说序》中表达了对当时流传的二程语录的谨慎甚至批评的态度。次年四月,他又在《题伊川先生语录》中进一步表达了这种看法。 但是,他无法扭转这一风气,后来朱熹更作《尹和靖手笔辨》,专门辩驳尹焞而维护语录 ,还花了很大精力清理这些传世语录,编为《遗书》《外书》,成为后人了解二程思想的主要依据。总之,二程尤其程颐确已初步形成了理学思想体系,但并未通过著述成书的形式成熟地表述出来,这对其思想影响的传布是非常不利的。
及至二程门人和后学,这一局面方才逐渐出现改观,但其对新学的批判效果仍然不宜估计过高。上引《宋史·王居正传》说“居正既进其书七卷,而杨时《三经义辨》亦列秘府,二书既行,天下遂不复言王氏学”,但杨时《三经义辨》不过三卷而已,王居正《辨学》起初也不过七卷,以这样的体量要全盘推翻新学庞大的学术思想体系,恐怕是不大可能的。而且,杨时《三经义辨》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朱熹即曾说:“《三经义辨》中亦有不必辨者,却有当辨而不曾辨者。” 朱学博兄近来辑佚此书,也指出其存在不少问题,该书攻击新学的效果被明显夸大了。
正因为程学在当时的政治、思想影响都不及司马光和苏学,所以在徽宗时期禁绝元祐学术的政治、文化迫害政策中,程学所遭遇的打击也远远不及司马光之学和苏学。元祐诸党之中,也包括“不立党”的范祖禹等人 ,官衔最小的无疑就是所谓“洛党”了,党首程颐也就是个崇政殿说书而已,而且任职时间很短。程颐元祐元年三月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八月差兼判登闻鼓院而不受,次年八月差管勾西京国子监,五年正月丁忧去官,七年服除后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宫,均不就。至于其党徒朱光庭、贾易等人虽然官位稍高,但也都不是元祐政治的核心人物,且前者本系胡瑗门生,后者则与理学实际上并无很深的渊源。绍圣以后新党反扑,大肆迫害元祐党人,程颐于绍圣四年(1097)因为“原系司马光荐引”,被“转送涪州编管”。 元符三年(1100)正月徽宗即位后“移峡州”,未行,四月“以赦复宣德郎”,十月“复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建中靖国二年五月致仕。崇宁二年(1103),“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五年,“复宣义郎,致仕”,大观元年(1107)九月庚午卒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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