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早年即已尊孟,但其时受古文运动五贤道统系谱的影响还比较明显。吴孝宗在与人讨论举荐王安石之弟王安国时曾说过“自昔称贤,如孟、荀、扬、韩之属”的话 ,而王安石好友王令的《师说》也云:“自周至唐,绵数千岁,其卓然取贤自名可以治国者,由孟轲抵韩愈,才三四人。” 这三四人,显然就是孟、荀、扬、韩之属。可以想见王安石成长的大环境和生活的小环境都环绕着五贤道统系谱的影响,他作于庆历二年的《送孙正之序》云:“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时胜道也。” 此文虽只及五贤道统系谱最为重要的孟、韩二人,但其看重的是他们不被异端所惑的一面,这显然还是处在当时排佛甚炽的古文运动的影响之下,他稍后所作的《上人书》也云:“自孔子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千百年中,卓然也。”
此后,随着王安石在道德性命之学上的思想进展,他愈发尊崇孟子而放弃了韩愈。王安石的好友王令也有相似的思想经历,而且过程更加清晰。上引王令《师说》曾说“孟轲抵韩愈,才三四人”,但他仿韩愈作《读墨》时则说“财孟与韩二人尔” ,至其《说孟子序》,则明确认为:“今尝自孔子之后,考古之书合于《论语》者,独得《孟子》。”
王安石科举及第后开始撰著《淮南杂说》, 前引蔡卞《王安石传》称“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 ,可见孟子在道德性命之学上对王安石的影响越来越大。同韩愈一样,王安石也以孟子继承孔子,曾云:“孔氏以羁臣而兴未丧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没之圣。” 又说“孟子者,尧、舜、周、孔之徒也。”而“尧、舜、周、孔之道,亦孟子之道也;孟子之道,亦尧、舜、周、孔之道也” 。这比韩愈对孟子“醇乎醇”的评价更为积极。王安石也开始频繁地将孔子和孟子并称,如其诗句云“孔孟如日月” ,在赠胡瑗的诗序中也说“孔、孟去世远矣”,并在诗中颂赞胡瑗“文章事业望孔孟”。 王安石甚至还开始认定孟子也是圣人,他明确说:“孟轲,圣人也。” 又曾说:“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书之策而善者也,皆圣人也,易地则皆然。” 他还曾说“孟轲之圣” 云云。
王安石多有尊孟之语,又直以孟子为圣人,他应该是北宋士人中最为尊崇孟子的一个。即便在以继承孟子自居的二程看来,孟子离圣人也还有那么一点距离,二程便直接判断说:“孔、孟之分,只是要别个圣人贤人。如孟子若为孔子事业,则尽做得,只是难似圣人。” 因此,程颐云:“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 在他看来:“孟子却宽舒,只是中间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之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 便是认为孟子虽是大贤,但即便与亚圣颜子相比,孟子都还略有所差。后来朱熹还将后两句话放在《孟子章句集注》的《序说》之中 ,可见其仍然同意二程的判断。
在王安石尊孟立场的影响下,熙丰变法期间,《孟子》终于升格为兼经,孟子也进入孔庙配享。东汉赵岐的《孟子题辞》称西汉文帝时曾立《孟子》为传记博士 ,但史书不载。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礼部侍郎杨绾曾请将《孟子》与《论语》《孝经》兼为一科, 唐末皮日休又请以《孟子》为学科, 但均未得准。至于以往所传孟蜀石经中刻有《孟子》的说法,实为讹传。 《孟子》正式升格为儒经,与王安石亲自主持变法的熙宁时期的科举制度改革直接相关。
王安石早年上书仁宗时就已极陈以诗赋和传统经学取士之“害”, 待到他得遇神宗而施展抱负时,改革科举制度便成为他变法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神宗即位之初,右正言孙觉便在熙宁元年(1068)上书指责进士、明经两科损害人才,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熙宁二年,神宗诏议贡举,参与议论的大臣几乎一边倒地要求进行改革。熙宁四年(1071)二月丁巳,朝廷终于定出贡举新制:
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
熙宁五年六月癸亥又进一步申明:
试法分四场,除第三、第四场策论如旧,其第一场试本经五道,第二场《论语》《孟子》各三道。
《孟子》由此得以升格为士人必须修习的兼经。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首次刻石,成为十三经之一。 其后,南宋高宗御书石经,也将《孟子》写入其中。 至于朱熹,终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由此而成为理学家主张的核心经典之一。南宋理宗时,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中设“语孟类”,第一次在目录学著作中将《孟子》列为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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