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交,王安石新学的独尊局面被打破。赵宋南渡不久的绍兴四年(1134),宋高宗即以“朕最爱元祐”而为南宋的学术思想走向定下了基调, 北宋后期长期被王安石新学压制的司马光之学、苏学、理学都迎来了翻身的机会。南宋后期的赵彦卫曾总结两宋思想权势之转移说:“本朝之文,循五代之旧,多骈俪之词;杨文公始为西昆体,穆伯长、六一先生以古文倡,学者宗之。王荆公为《新经》《说文》,推明义理之学,兼庄老之说。洎至崇、观黜史学,中兴悉有禁,专以孔、孟为师。淳熙中,尚苏氏,文多宏放;绍熙尚程氏,曰洛学。” 可见苏学在南宋中前期的很长时间里是占据着优势思想地位的,只不过理学也逐渐起势并不断兴盛。苏学和理学的消长将在末章讨论,于此不赘。
理学、苏学、司马光之学都是“元祐学术”,南宋前期,在诸派共同清除王安石新学影响的过程中,出现了一股调和诸学的风潮。不少士人都试图去除门户之见,兼理诸家之学,以杨万里为代表的文士派,以吕祖谦、陈亮为代表的婺学,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其实都置身在这股调和风气之中。他们在名义上大多宗奉程学,有的甚至有着可以追溯到二程的师承渊源,但是,他们对程学的理解却与固守二程思想的湖湘学派以及朱熹、陆九渊颇为不同,他们的思想中时常带有司马光之学和苏学的痕迹,刘咸炘先生就说诸人“皆以文名,皆苏氏之后昆”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虽然很多士人都已经接受了二程重构起来的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新的道统系谱,也将孟子从五贤道统系谱中拔萃出来,然而,他们对于二程否定荀、扬、王、韩却未必完全接受,五贤道统系谱也由此泛起了很大的余波,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士人于荀、扬、王、韩中特别尊崇韩愈的现象。
一、洛学、苏学的交融与五贤道统系谱余波
北宋灭亡,赵宋南渡,使得王安石新学的独尊局面被打破,学术思想界的活跃程度大大提高。然而,本来在北宋就已经被诸派领袖瓦解掉的五贤道统系谱,却因为这一思想背景而泛起了很大的余波,郑樵即曾云:“回既倒之狂澜,支已颓之岱岳,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千条析理,一绪连文,捍壁周、孔,俾申、韩、杨、墨、佛、老,重足而立,疑不若孟、荀、扬、韩。” 此间的普遍情况,是士人对于孟子的独尊地位多无异词,但在对荀、扬、王、韩的评价上,却重又出现分歧,同时也还流行着主张对其宽厚以待的思想氛围。
两宋之交的汪藻(1079~1154)于绍兴十七年(1147)序胡瑗的《言行录》云:“自孔子没,诸儒以学名家,固无世无人,而其间必有卓然名世者,德与言称,当时师之,后世尊之,以汉四百年所得者扬雄,以唐三百年所得者韩愈。如董仲舒、郑康成、王通、孔颖达之徒,非无益于后世也。” 就比较肯定扬雄和韩愈,即便对王通等人也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而其序苏颂文集,则把扬雄视为孟子的继承者。 由此可见,他虽然极力攻击新学新党,但又受王安石新学浸染颇深。
其后史浩(1106~1194)的看法与汪藻有些相似。史浩《鄮峰真隐漫录》有《杂说》孟子、荀子、文中子、韩子等篇,其中论孟子的有《同道》《可欲》二篇,论荀子有《性恶》一篇,论王通有《存我》《春秋》二篇,论韩愈有《受福》一篇。其论孟子的两篇赞许孟子,论荀子则批评其“以桀纣为性”,论王通的《存我》一篇夸许王通“真知周公”,《春秋》一篇则批评王通《玄经》续《春秋》,论韩愈《受福》则批评韩愈《读墨》主张儒墨同道,认为“或者谓此文非韩子作,诚有是理”,颇有为韩愈辩护之意。 其看法似乎与二程、苏轼较为接近,但他在向皇帝“进呈故事”时却说:“使周公、孔子、孟轲之教得行于中国,后世圣明之主不耻于学者,傅说倡之于前,扬雄衍之于后,其有助于吾道不为小矣。” 则又颇为肯定扬雄,而且扬雄也是史浩喜欢引用的对象之一,则又与王安石视扬雄为孟子的继承者比较相近。
王十朋(1112~1171)的态度也相去不远,但比起扬雄,他更为推崇韩愈。王十朋《梅溪前集》中保留了三卷之多的策问,其中多条都涉及孟、荀、扬、王、韩五贤,有两条则更直接问及学子对于五贤是否传道的整体性看法,一条说韩愈的《原道》断定孟子之后儒道不传,而荀、扬、韩“非无补于名教”,问三人是否传递了儒道; 另一条则说:“战国之轲、况,西京之雄,隋之通,唐之愈,皆著书立言,羽翼圣道,世以大儒称之,议者不以为过。然五君子者,果孔氏之徒欤?”他在指出五贤之间的各种内部矛盾和关于他们的争论褒贬后问道:“尊之抑之者,其公心欤,其私意欤?岂好己同者有相党之心,故私有以尊之欤?”要求学者对五贤作出正确的评判。 按其语气,则是偏向于肯定诸人为多。人性论是很多士人尊崇孟子而否定荀、扬、韩的一个核心标准,但王十朋却在其《性论》中倾向于韩愈的性三品说而否定孟子的性善论,然而,他又不是要批评孟子,甚至也不批判荀子性恶论和扬雄性善恶混论,而只是认为孟、荀、扬的目的都是设教以救弊而已,其目的并不在于探讨人性本真。 其文字时常出现此处批评某人而别处又赞许之的情况,连对孟子也不免如此。
王十朋对诸人的评价,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对韩愈的推崇。前章谈到过,连推崇韩愈的欧阳修、苏轼等人都曾批评韩愈不太知“道”,韩愈基本上被当时的几个主要学派都抛弃在道统系谱人选之外了。然而到南宋时,随着王安石新学独尊局面被打破,欧、苏等人的文章影响迅速扩散,在这股几乎是新一轮的古文复兴浪潮中,欧、苏比较推崇的韩愈再一次被不少士人拉回到儒家道统系谱中来。王十朋非常推崇和喜好韩愈,他在《读苏文》中说“韩、欧之文,粹然一出于正”,又说:“不学文则已,学文而不韩、柳、欧、苏是观,诵读虽博,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 他甚至认为:“孟子辟杨、墨之功不在禹下,而韩子抵排异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 王十朋推崇韩愈之语极多,无法一一列举 。是则王十朋不仅主张对诸人持宽容的态度,而且大力提高韩愈的地位。
这种颇显宽厚而又众说纷纭的评价氛围,一直延续到朱熹(1130~1200)的时代。比朱熹稍长的周必大(1126~1204)即说:“扬子曰,圣人之言远如天,贤人之言近如地。《易》更三圣,《诗》《书》《礼》《乐》《春秋》皆删定笔削于夫子之手,此圣言也。孟、荀、扬、韩发明经训,羽翼治道,此贤言也。兼是二者,其惟《论语》乎?” 而楼钥(1137~1213)则有《孟荀以道鸣赋》,认为孟子、荀子“大醇小疵也虽或不同,立言指事也未尝有二。……先王之道,至今在人耳者无他,由孟、荀之不坠”。又说孟、荀可以“小为文之韩氏”。 陈造(1133~1203)《题荀子》也说:“《荀子》之书,违道百一,孟氏之流欤,扬雄固多愧,况王通氏乎?” 相比于王十朋大力推崇韩愈,楼、陈二人则重又提拔起早就被剔除的荀子。
那么,这种现象是如何出现的呢?清理他们的师承渊源和思想倾向,或许能提供一些有效的答案。汪藻入《宋史·文苑传》,其人“工俪语,多著述,所为制词,人多传诵” ,陈寅恪先生曾评价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第一。” 汪藻与江西诗派也交游甚多,文字中颇多唱和之作 ,他甚至还和作《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吕本中一起参加了徐俯组织的诗社 ,而徐俯也是《江西诗社宗派图》中的主要成员之一。不仅如此,汪藻还特别重视当代史的文献搜罗和历史书写,就这一点来说,他在宋代史学史上是司马光和李焘、李心传之间的过渡人物。 总体来看,他受欧、苏影响应该无疑,应该也还受到了司马光之史学的影响。
史浩是南宋名臣,《宋史》本传说他刚做官不久任温州教授时,“张九成器重之” 。他后来完成的《尚书讲义》以《大学》解《尚书》,充满了道学气息。 史氏家族也和理学士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后来理学在政治上取得越来越多的优势地位,是和史氏家族及其党羽的支持密不可分的。然而,史浩并非专奉程学,淳熙初,他“及自经筵将告归,乃于小官中荐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时选也。如薛叔似、杨简、陆九渊、石宗昭、陈谦、叶适、袁燮、赵静之、张子智,后皆擢用,不至通显者六人而已” 。其中陆九渊一系不少,但陆九渊一系和叶适等人其实都不是程门嫡传,另外几人也非理学中人。不仅如此,史浩与佛、道中人都交游很多,其思想中的佛、道渊源颇为深厚。
王十朋没有明显的学派倾向和师承渊源,但上文已经谈到,他极其尊崇欧阳修,其次则尊崇苏轼,然而,他也吸收了不少二程思想,但又不时反对二程的一些看法,尤其对道德性命之学颇为批评。
周必大与理学家交往颇多,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甚至将其列为道学型士大夫中的一个重要政治人物,认为他是“理学家集团的第一位政治护法” ,但“道学型士大夫”未必就独尊程学,周必大其实与理学集团分歧颇多。 周必大也与“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交往密切,他甚至明确标出“文统”的概念以与“道统”概念相抗衡 。
楼钥出身明州望族楼氏,家学素有渊源,他早年跟从并不知名的郑锷学习,科举登第后即随侍父亲。他交游广泛,与朱学、吕学、陆学、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及明州史氏、袁氏等都有来往,和吕祖谦还是同年。
陈造交游亦广, 他曾说:“予好诗,世之诗人,多与游。” 仅此一点就可知其绝非程门后学,他题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尹洙、曾巩、陈师道“六君子”古文后说:“昌黎之粹而古,柳州之辨而古,六一之浑厚而古,河南之简切而古,南丰之密而古,后山之奇而古,是皆可仰可师。” 他喜好作诗为文应该无疑,不过,其《题程氏易传》说:“程氏之学与苏氏角立,通儒硕士不可偏废。予得苏氏《易传》,又得是书,翻绎阅诵,多相发明,予所谓不可偏废者,非然欤?” 可见他既不独尊苏学,也不排斥程学。
经过以上这番梳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除了较早的汪藻外,诸人与程门后学及其学术思想大多都有所交集。然而,除了史浩的程学倾向比较明确外,其他几人显然都不以程学为主体,他们在后世大多都以“文士”“诗人”的身份为人所知,而且基本上要么与以江西诗派为主的苏、黄后学交游密切,要么就受到欧、苏的影响。史浩虽然倾向于程学,但并不固守程学的门户。
进入南宋以后,随着王安石新学被不断污名化,其影响也逐渐减弱乃至消散。在这种思想状况下,士人对道德性命之学的思想需求和理论兴趣也逐渐从王安石新学转移到了理学身上,因为苏学本来就不以道德性命之学见长,而是以“藻饰”或者“经济”为特点,甚至一定程度上是比较反对探究道德性命之学的。因此,尽管苏学在南宋中前期比程学要兴盛很多,影响也大得多,但是那些对道德性命之学有兴趣的士人大多还是会兼容程学。
正是在此思想背景下,这些兼容程学和苏学的士人又掀起了对五贤道统系谱新一轮的品评浪潮。孟子本来就被新学、程学和苏学共同尊崇,但在对荀、扬、王、韩的评价上,程学的否定较之新学、苏学都要严苛很多。而前章谈到,苏学蜀党内部对荀、扬、王、韩的评价本来就莫衷一是,不像新学和程学那样态度清晰而统一,连苏轼自己的态度都通常颇显折中且没有一以贯之。加之苏学本就不以严苛著称,学风相对宽容,而且一旦学韩、欧、苏、黄而好作诗文,则求变求新自是在所难免,坚守反会变成墨守成规而难以有所成就,这与理学重视坚守门户是大为不同的。一求新求变,一求古求守,所谓“文统”的思想影响力完全无法与“道统”相提并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既然求新求变,又有何统可守?此外,二程坚持作文害道的看法,程门嫡系后学鲜有好文之士,以文名家者更少。然而,主韩、欧、苏、黄的好文之士却无法放弃以道理入诗文,更无法逆转北宋中前期就愈发流行的道德性命之学,而这又并非韩、欧、苏、黄所长,因此,其在义理体系上兼容理学也就在所难免。这种思想形势,对程学影响的扩展是有很大帮助的,但在程门嫡系后学看来,却未免有不纯之嫌。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程门嫡系后学大多都能坚持和发展二程的道统观,但是,那些兼容苏学和程学的士人,却大概由于受到苏学的宽容学风和苏学蜀党内部本就并不统一的道统观的影响,因而大多都不太愿意完全接受二程对荀、扬、王、韩的否定,甚至还重新将韩愈也拔高起来。
下文将分别讨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以及婺州(金华)学派、永嘉学派这两个在当时影响很大的学派,我们从中同样可以看到其道统系谱主张既受程学影响,又通常有所偏离的现象,而这种偏离也最常出现在对荀、扬、王、韩的评价上。一定程度上,杨万里可以代表当时亲程学的文士群体以及吉州乃至江西地区的士人群体。在对婺学的讨论中,将以林之奇、吕祖谦师徒为主,兼及学术思想体系颇为不同的唐仲友和陈亮。在对永嘉学派的讨论中,将以陈傅良、叶适为主。陈亮在思想上显然与陈傅良、叶适更为接近,唐仲友在思想上更偏重经制之学,与事功学派的陈傅良、陈亮、叶适有所区别,而诸人与林之奇、吕祖谦重文献的吕学一派差别更大,所有这几位南宋的杰出学者又都与朱熹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交集。
二、杨万里尊崇韩愈,否定荀、扬
杨万里(1127~1206),吉州吉水人。杨万里有两个最为主要的师承,一是张浚,一是胡铨。《宋史·杨万里传》载:“(杨万里)调永州零陵丞。时张浚谪永,杜门谢客,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 朱熹为张浚所作《行状》载:“公在京师,独与开封府判官赵鼎、虞部郎中宋齐愈、校书郎胡寅为至交,寝食行止未尝相舍,所讲论皆前辈问学之方与所以济时之策。时渊圣皇帝召涪陵处士谯定至京师,将处以谏职。定以言不用,力辞,杜门不出。公(张浚)往候见至再三,定开关延入。公问所得于前辈者,定告公但当熟读《论语》。公自是益潜心于圣人之微言。” 《宋史·谯定传》又载:“(谯)定一日至汴,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 由此,《宋元学案》遂将杨万里定为张浚门人,程颐三传。
然而,张浚思想的程学倾向并非由始至终,他是到晚年方才倾心程学的。谯定其人疑点颇多,他师从程颐很可能是后起的误传, 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时也没有将谯定载入。张浚虽然有尊崇程学的倾向,但他颇为追随其父张咸主张调和新旧的论调,朱熹曾说:“魏公言:‘元祐待熙丰人太甚,所以致祸。人无君子小人,孰不可为善?’此是其父贤良之说。” 张浚认为“元祐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 ,而且张浚本由黄潜善所荐,因而“习闻绍述之论,数以孝弟之说陈于上前” ,他甚至还曾经为了排挤赵鼎而支持压抑程学 。此外,他也受苏学的影响 ,还曾师从二苏族孙苏元老,并在其独相期间大力援引蜀中之士,以致其被罢相后“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 。新学、苏学均杂佛、老,所以张浚也并不像程学一系那样排辟异端,后来张栻屡屡求见胡宏而不得,便托孙蒙正叩问其故,“五峰笑曰:‘渠家学佛’” 。可见胡宏在排辟异端这一点上也是对张氏家学持怀疑态度的。
不过,张浚在被秦桧排挤出政治权力中心后,“专精道学,黾勉身修” ,最终倾向于程学,并让其子张栻从学胡宏,最终成为湖湘学派巨擘。杨万里前往零陵拜师张浚时,张浚已经服膺程学了,杨万里说张浚“身兼文武之全才,心传圣贤之绝学” ,他在张浚身上看到的显然是其服膺程学的一面。杨万里和程门后学也交往很多,思想受程学的影响非常之深,其字里行间很容易就能看到二程影响的痕迹,而且杨万里的诗作向来以理趣著称,可以说是将理学思想融合到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
此外,王梓材在《宋元学案·紫岩门人·文节杨诚斋先生万里》的按语中也注意到杨万里还曾师从胡铨。 胡铨(1102~1180)是南宋中兴名臣,吉州庐陵人,与杨万里、欧阳修都是同乡。杨万里不仅师从胡铨,他还在胡铨离世后为其作了行状,其中写道:“万里与公同郡,且尝从学” ,即自认胡铨门生。《直斋书录解题》录胡铨《春秋集善》十一卷,并说:“(胡铨)既事萧楚为《春秋》学,复学于胡文定公安国。南迁后作此书,张魏公浚为之后序。” 似乎胡铨曾师从胡安国,《宋元学案》即据此而将胡铨列为程氏再传。 然而,这个说法是非常可疑的。杨万里既为胡铨作行状,则显然是其非常亲密的弟子,是则杨万里对于胡铨的师承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他在行状中却只说胡铨“从名儒萧楚讲画古学,冥搜治乱安危根株”而已 ,丝毫没有提及胡铨从学于胡安国一事。以当时理学在社会上的思想影响,杨万里完全没有必要回避胡铨和胡安国的师生关系。
不仅如此,萧楚乃宋代《春秋》名家,胡铨是其最重要的学生之一,胡铨也为其作了墓志,是则胡铨对萧楚的师承应该也是非常清楚的。胡铨在墓志中叙述萧楚早年从学经历云:“父仲舒死,以甥从罗公括学,攻苦二十年,不汲汲仕意。绍圣间,以母夫人命预螺川贤书,不中礼部程,留太学。时方校声律,己独穷经,于《春秋》尤深。淮海孙氏、伊川程氏皆以三《传》闻,授业者常千人。先生往质疑,归叹曰:‘政未免著文字相。’作《经辨》,众高之,谓是将名家,乃更北面。”这里透露出两点重要的信息:其一,萧楚对程颐的《春秋》学并不尊崇,而由胡铨所述的语气来看,大概胡铨也并不特别尊崇程颐;其二,萧楚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而且曾在新学独尊时期在太学学习过,只是他对太学教授并不满意。萧楚对程颐的《春秋》学很不满意,颇有轻视之意,而且四库馆臣提要其《春秋辨疑》也说:“(该书)虽多为权奸柄国而发,而持论正大,实有合尼山笔削之义。与胡安国之牵合时事,动乖经义者有殊。” 可见其与胡安国之《春秋》学差别也是很大的。不仅如此,胡铨还在其《清节先生墓志铭(萧楚)》中说:“其寓于诗文者,钩章棘句,反闲澹清古,然种种讥切,不苟作。” 可见萧楚也好作诗文,而且有所宗法。总体来看,萧楚不管是在《春秋》学上还是在对待诗文的态度上,都与理学家相去甚远,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也并未将其列录,后来《宋元学案·范许诸儒学案》虽因其曾面见过程颐而将其列为程颐门人,但全祖望却不得不在《序录》中说:“萧三顾则尝学于伊洛,而不肯卒业,自以其所学孤行,亦狷者邪?”
胡铨终身师事萧楚,受其影响应该很深,且他在萧楚的墓志中对其不满程颐《春秋》学一事并无忌讳,则其对程学的尊崇程度想必不会太高。此外,萧楚卒于建炎四年(1130)十月,胡安国卒于绍兴八年(1138)四月,相隔并不远,总体来看,胡铨师从过胡安国的可能性应该非常小。并且,他还自序其《周礼解》说:“区区欲卒欧、韩之业,而学术肤浅,志苦心劳,徒益芜累,终莫能探赜发潜。” 则其学术思想应该还有比较明显的欧阳修倾向。张浚于胡铨有知遇之恩,交谊极深,而杨万里绍兴二十八年(1158)因为拜见张浚后将书斋取名“诚斋”,胡铨还专门给他写了一篇《诚斋记》。
由上可见,与张浚和胡铨相似,杨万里其实也并不独尊程学,或者说他至少很容易受到其他思想的影响,从而比较容易突破二程的藩篱。胡铨《诚斋记》叙述了杨万里的思想转变经历,其中说杨万里早年擅科场之学,登第后“更隶宏博之学”,于是诗文大为长进,然而,“业既成,则又喟曰:‘是得毋类韩子所谓俳优者之辞耶?’又尽弃其学,而为子思《中庸》之学”。此后方才在绍兴二十八年去拜见了张浚, 其时杨万里实际上已经年过而立了,早年的宏词博学经历始终对他影响很深。《宋史》本传对他的学术思想评价是“精于诗,尝著《易传》行于世” ,就完全没有谈及他在理学上有什么贡献,而杨万里一生也几乎没离开过各种各样的诗社,他最终在后世还是以“中兴四大诗人”之一及其“诚斋体”而闻名。杨万里师承和学术思想的复杂性,也反映在他对儒家道统系谱的取舍上,即他既深受二程影响,又偏离二程。
杨万里激烈否定荀子和扬雄。他曾说:“孟子之文丰而约,扬子之文瘠而腴,文中子之文淡而甘。至于荀卿,有驳而已耳,有芜而已耳。” 这里从文论的角度完全肯定孟子,对扬雄、王通也有所肯定,但对荀子却彻底否定。他在其《易传》中解释《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时,维护性善论而批判荀子和扬雄的人性论,云:“孟子言性善,有自来矣。荀之恶,扬之混,奚自哉?” 其《子思论中》则明显是为反驳苏轼《子思论》说人性论“之争,起于孟子”而作,该文明确维护孟子而批驳荀、扬、韩, 其《庸言》也批驳过扬雄、韩愈的人性论 。他否定荀子,在其《易传》中甚至还把荀子教出李斯一事举出来解升卦彖辞 。他也反复批判扬雄仕莽,在《庸言》中他虽然认为扬雄作《剧秦美新》是为了避祸而非邀功,但也说“祸可避则命可避” ,又云:“颜子不以一瓢易五鼎,乃在于不远复之一爻;扬子云不以饿显易禄隐,乃在于《太玄》之一书。其可乐者安在哉?使其有可乐,必有以易其乐。” 他在其《易传》中解释“恒”卦九四爻时还以扬雄为说云:“扬雄久居莽、贤之间,官不过侍郎,执㦸是也。金门玉堂,非其时,则有道者不处也。顾雄欲之而不得者,作《易》者其知雄之心者耶?” 他在解释“遯”卦初六爻时,也以扬雄仕莽为例进行批评性的讨论 。
然而,杨万里虽然也否定韩愈的性三品说,但却大力维护韩愈的道统地位。他在其《心学论》中有一系列的《圣徒论》,除了论颜、曾、思、孟各上中下三篇外,最后还有《韩愈论》上下篇, 显然是把韩愈看作继孟子之后的道统承递者。他在《韩愈论》上篇文首即开宗明义地说:“韩子《原道》之书,孟子以还一韩子而已。”这显然是二程评语的翻版。二程和其他不少人都批判过《原道》对仁义道德的诠释,而杨万里《韩愈论》的上篇就是专门花大力气维护韩愈的诠释,他不仅否认韩愈的诠释有什么问题,反而认为“此乃韩子之所以合于圣人者也”。不仅如此,在《孟子论》上篇中,他还说:“韩子曰:‘博爱之谓仁。’程子曰:‘非也,仁者觉也。’”他通过繁复的阐述,认为韩愈和二程各有所得,甚至总结说:“吾将由孟子以归夫子。程子者,得夫子之潜者也。韩子者,得夫子之彰者也。孟子者,得夫子之潜与彰而据其会者也。”将韩愈和二程并立。 《韩愈论》的下篇则为《原道》中激烈的灭佛建议辩护,大力颂扬韩愈的排辟异端之功,说“韩子之意,真先王之意”。 他在其《彭文蔚补注韩文序》中也说:“昔程子以《羑里操》为韩子得文王之心,以轲死不得其传为韩子见之识之之大,此固读韩文之大观远览也。”他希望“学者以文蔚之注,求程子之意,而读韩子之文”, 则又因二程的肯定而推崇韩愈,但他显然把二程那些批评韩愈的话都省略掉了。总体来看,杨万里要把韩愈拉回到道统系谱中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此外,杨万里不仅将韩愈与二程并立,也将韩愈和欧阳修并尊。他在《庸言》中以孟子“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为据,认为韩愈、欧阳修排辟佛、老,当然就是“圣人之徒”。面对二人未能知“道”的责难,他说:“二子之未知道,其未知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之道乎?抑亦未知清净寂灭虚玄空无之道乎?不知乎前,二子焉得为圣之徒?不知乎后,二子安得为非圣之徒?” 他在为庐陵沙溪欧阳修的祠堂翻修后所作的记中说:“自韩退之没,斯文绝而不续。至先生复作而兴之,……三百年之唐,而所师尊者惟退之一人。本朝二百年矣,而所师尊者,惟先生一人,何其齐哉?” 在另外一篇为庐陵欧阳修祠堂所作的碑中,他更明确地写道:“蹇道统之三绝兮,畴再近孔氏之光。堤无君无父之方割兮,窣一孟之为坊。朴虚无斋戒之郁攸兮,前一韩而后一欧阳。微一圣一(应为‘三’)贤之泽兮,人伦何怙而不忘(应为‘亡’)?” 其对韩愈、欧阳修的评价可谓相当之高,但却没有提及二程。虽然这是为乡贤祠堂所作,拔高在所难免,但如果他素来对欧、韩并不那么推崇,恐怕也很难拔高到如此程度。杨万里写这个碑已经是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离他谢世已经只有两年的时间了,可见即便到其晚年,韩、欧的影响仍然如此之深。
程学此间在江西地区的影响应该非常有限,连与理学家关系非常紧密的周必大和杨万里都并不完全坚持二程的道统系谱,其他士人也大概可想而知。与曾巩同宗的曾丰在淳熙十一年(1184)写过一篇《答任子厚秀才序》,他在其中鼓励这个后学说:“竢其(学)久且满也,而自然发焉。小则韩子、文中子、扬子、荀子,中则孟子、曾子,大则五经。大而化,化而神,则《易》矣。” 嘉泰四年,他又写了一篇《松窗丑镜集序》,其中仍然说:“其上惟胸中自有一天地如孔子,然后能以无为为之。其次惟胸中与天地相似如曾子、子思、孟子,然后能以不能不为为之。又其次如屈原、司马迁、扬雄,其胸中盖与天地相通者,固自能为,要犹未免以(有)为为之也。”也鼓励学子“更加学焉,充韩、杜为杜(应为‘屈’)、马、扬,充屈、马、扬为曾、孟” 。可见他也承认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系谱,但是又不太否定荀、扬、王、韩。
三、婺学处以宽厚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说斋学案》中评论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 当时婺州地区的学术派别是颇为复杂的,既有尊程学而有一定道德性命之学色彩的吕学,也有重事功的陈亮和重经制度数的唐仲友。
1. 林之奇和吕祖谦
就门生数量和对当时及后世的学术思想影响来看,吕学毫无疑问是婺学当中最为重要的一派,而吕祖谦则集其大成。上引全祖望说“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其实未必全对,他在《宋元学案·东莱学案》中引《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云:“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刘咸炘先生也曾总结说:“吕氏之风约有四端:一曰言行守礼法,二曰议论从宽厚,三曰广师友不守一家言,四曰好禅学以养生。” 可见吕氏家学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博杂,“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吕氏不仅宗奉程学,亦杂取苏学;既好理学,又精于史学,还长于文辞;既本儒学,又受佛学影响颇深。而吕氏“议论宽厚”之风,也同样体现在其对待五贤的态度上。
东莱吕氏是宋代学术和政治世家,其自有家学传承,又因其学术、政治上的广泛人脉而很容易得到向最优秀的学者请教的机会,在《宋元学案》的不同学案中,不时可以看到同一个吕氏家族成员的名字。 吕祖谦祖上的吕希哲曾师从二程,其伯祖吕本中则师从过杨时等二程门人,但是,二人也都师从过很多关洛系统之外的大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荥阳学案序录》中评论:“荥阳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学于泰山,学于康节,亦尝学于王介甫,而归宿于程氏。” 吕希哲最终“归宿于程氏”也是比较可疑的,朱熹《论孟精义》中所录诸家,最与其他程门弟子意见不同的,通常就是吕希哲、范祖禹和曾从学张载的吕大临。《紫微学案序录》也评论说:“大东莱先生为荥阳冢嫡,其不名一师,亦家风也。自元祐后诸名宿,如元城、龟山、廌山、了翁、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尝从游,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溺于禅,则又家门之流弊乎!” 吕本中后来还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影响极大。正是因为吕氏驳杂不主一家而又溺佛的学术特点,使得吕祖谦后来为了回避这些问题而颇为反对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
吕祖谦自己的学术系统也非常庞杂, 其兼收并蓄较之其祖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吕祖谦全集》收录了他编、撰的二十七种著作,其中除了他自己的诗文集《东莱吕太史集》和门人辑录的《丽泽论说集录》外,解释儒经的有《古周易》《周易音训》《周易系辞精义》《东莱书说二种》《春秋集解》《左氏博议》《左氏类编》《左氏传说》《续左氏传说》凡九种,编录注解的文学类书籍有《吕氏家塾读诗记》《东莱集注观澜文集》《东莱标注三苏文集》《古文关键》《皇朝文鉴》《丽泽集诗》《诗律武库》《卧游录》《续增历代奏议丽泽集文》凡九种,编注的史学类书籍有《两汉精华》《大事记》《欧公本末》《东莱音注唐鉴》《历代制度详说》凡五种,他甚至还编纂了童蒙书籍《少仪外传》,又和朱熹合编了《近思录》。 此外,他还编录了很大部头的史学类书籍《十七史详节》。虽然其间不少书籍乃是附会于吕祖谦之名,并非真出其手,但仍然可以反映出吕祖谦在这些领域中的巨大影响力。吕祖谦可谓是经史文学无所不好,所以连陆九渊都批评他“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朱熹门人也批评他“教学者看史,亦被史坏”。
关于吕祖谦的师承,陈傅良《跋陈求仁所藏张无垢帖》云:“余尝闻吕伯恭父云:‘某从无垢学最久,见知爱最深,至今亡矣,念无以报,独时时戒学者无徒诵世所行《论语解》,以为无垢之学尽在是也。’” 是则吕祖谦曾长期跟随张九成问学。 《宋史》吕祖谦本传又云,他“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精” 。林之奇和汪应辰均出吕本中门下,而林之奇尤其是吕本中最为器重的弟子,吕祖谦悼念林之奇的《祭文》说:“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而之南。裴回顾瞻,未得所付。逾岭入闽,而先生与二李伯仲实来,一见意合,遂定师生之分。于是嵩、洛、关、辅诸儒之源流靡不讲,庆历、元祐群叟之本末靡不咨。” 此亦可见吕氏学术之杂,而林之奇承之。林之奇有《二程先生画赞》程颢、程颐各一篇,《尹和靖画赞》一篇,他在夸赞程颢时说:“起颜之喟、发曾之唯者,世无孔子,非斯人而谁欤?” 其重要著作《尚书全解》以《大学》《中庸》诠解《尚书》,是“第一部援《学》《庸》和理学思想系统阐释《尚书》的著述”。 林之奇尊奉程学的思想倾向非常明显,但他还是会受到其他学派的影响。
林之奇有《孟子讲义》和《扬子讲义》,他在《孟子讲义序》中说:“《孟子》《论语》皆先圣之法言,学者之要道也。然《孟子》之书,大抵推明《论语》之意,故学《论语》者当自《孟子》始。” 其尊崇孟子自不必论。他又在《扬子讲义序》中表明他对荀、扬、王、韩的态度,说:“得吾道之传者,惟四人焉。孟轲醇乎醇,在所不必论。自孟子而下,则有荀卿、扬子云、王仲淹、韩退之,此皆学者之尊敬以为仁义礼乐之主也。……夫自孔孟而后以迄于五代,数千年间,贤人君子不为不多,而得吾道之传者,惟此四人,固不容轻议矣。”他也指出了荀、扬诸人的缺点,但他说:“大抵孔子之后,欲如孟子著书无一可议者,盖难乎其为人。则荀、扬、韩退之之徒亦不可多得,不可以求之太深也。”他并引了杨时回答方德顺问君主“何不做取文帝、太宗”的话,杨时说:“老兄儒者,何不做取孔、孟?纵孔、孟圣德高风,何不做取荀、扬、韩退之?”即认为荀、扬、王、韩诸贤虽有小疵,但也难为学者所及,主张以宽容的态度处之。
吕祖谦的态度也大概如此。他其实非常重视对儒家道统系谱的清理,他和朱熹合力编成《近思录》,该书最后一卷《圣贤》就是专门辑录张载、二程及其门人的言行,其品评道统人物、建构儒家道统系谱的意图非常明显。该书对二程思想的继承是非常明显的,对荀、扬、王、韩尤其荀子、扬雄的批判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可能更多的是朱熹的主张,其实吕祖谦本人对诸人的态度要宽厚很多。
吕祖谦曾在一个策问中说:“统大道之传者,万世所共宗也。为子为孙,言其父祖之谱牒,昭舛穆讹,则必得不克负荷之诮。以学者自名,而吾道之谱牒阙然不讲,陋孰甚焉?”可见道统之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关于韩愈在《原道》中对道统系谱止于孟子的判断,吕祖谦问道:“韩愈氏《原道》之篇,谓轲死不得其传,用法严矣;至《答张籍书》,又谓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何遴于前而宽于后耶?” 他显然也认为孟子之后无传的说法过于严苛了。陈亮相当推崇王通的续经之功,曾谓“荀、扬非其伦也” ,吕祖谦则批评陈亮推崇王通太过,他致书陈亮说:“荀、扬虽未尽知统纪,谓之‘不足胜’,则处之太卑。” 吕祖谦对于荀、扬、王、韩的态度都颇为宽容,认为四人均是战国至汉唐间的卓越儒者,只是未能至于醇粹,有是有非,他也曾策问太学生:“荀况、扬雄、王通、韩愈皆尝言学矣,试实剖其是非。” 吕祖谦这种宽容的态度,与二程激烈否定荀子、扬雄,并基本上否定王通、韩愈,是大为不同的,但与林之奇却大致相同。
2. 陈亮
陈亮迟迟不中科举,一生耗费在科场上的时间很多,留存文字也不算多。经过很多学者的工作,陈亮的师友交游已经比较清楚。 陈亮早年跟从受学的是并不知名的何子刚,绍兴三十一年(1161),时年十九岁的陈亮见到了周葵,《宋史》陈亮本传云:“(陈亮)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郡守周葵得之,相与论难,奇之,曰:‘他日国士也。’请为上客。及葵为执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因授以《中庸》《大学》,曰:‘读此可精性命之说。’遂受而尽心焉。” 但是,陈亮却曾自述其学术思想经历说:“绍兴辛巳、壬午之间,余以极论兵事,为一时明公巨臣之所许,而反授以《中庸》《大学》之旨,余不能识也,而复以古文自诡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开矣。又四五年,广汉张栻敬夫,东莱吕祖谦伯恭,相与上下其论,而皆有列于朝。新安朱熹元晦讲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说遂以行而不可遏止。” 又《宋史》周葵本传载:“(秦)桧死,复直秘阁、知绍兴府。过阙,权礼部侍郎,寻兼国子祭酒。奏:‘科举所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经传语可谀者为问目,学者竞逐时好。望诏国学并择秋试考官,精选通经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凿乖谬者黜之。’” 这虽然有针对秦桧支持王安石新学的因素在,但是“博古”之学与性命之学还是有所扞格的。而在此之外,陈亮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师承,何子刚和周葵也很难说对他有多大的影响,他的思想体系主要是在和吕祖谦、张栻、朱熹、永嘉学派诸人的交往过程中逐渐成熟的。
诸人之中,和陈亮交往最密、待他最厚,也对他产生积极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吕祖谦。吕祖谦(1137~1181)比陈亮(1143~1194)长六岁,吕祖谦文集中留存的其致陈亮的书信达三十四封之多,陈亮文字散佚严重,但仍留存下了四封其致吕祖谦的书信。陈亮曾对吕祖谦说:“海内知我者惟兄一人,自余尚无开口处。” 他也曾对别人说“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 。陈亮每有新的书、文,通常会先送吕祖谦求正,其《三国纪年》《书欧阳文粹后》《三先生论事录序》《伊洛正源书序》《类次文中子引》等,全都先寄送吕祖谦,吕祖谦往往会提出坦率诚恳的意见,陈亮也往往能够接受,并按照吕祖谦的意见去进行一些修改。
此外,陈亮和朱熹、张栻的交往已经有很多学者讨论过,陈亮很明显颇为拒绝承认受到朱熹的影响。陈亮后来通常和永嘉学派一起被归入到所谓事功学派之中,他的思想倾向也的确明显地更接近于永嘉学派。
陈亮对于孟、荀、扬、王、韩五贤的态度,和吕祖谦是比较接近的。《宋史》陈亮本传称“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 ,可见陈亮也拔出孟子,观其《孟子发题》亦可知。 不过,在肯定孟子独出地位的前提下,他对孟子以下诸人还是有相对较高的评价,而于其中最为推崇的则是王通。
陈亮有《扬雄度越诸子》一文,其中写道:“《六经》,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书,待孟子而具者也;荀卿子之书出,而后儒者之事业始发挥于世。……贾生之一书,仲舒之三策,司马子长之记历代,刘更生之传五行,其切于世用而不悖于圣人,固已或异于诸子矣。”可见陈亮对荀子乃至贾谊、董仲舒、刘向等人都能有所肯定。桓谭曾说扬雄“必度越诸子”,陈亮此文就是要申论此说,而该文主要批驳的,就是对扬雄《太玄》《法言》乃拟经而无用之作的批评。他经过繁复的论证而立论云:“孔孟盖发挥(术数)之大者也。扬雄氏犹惧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变,故因天地自然之数,覃思幽眇,著为《太玄》,以阐物理无穷之妙,天道人事之极。天下之人知其为数而已,而乌知其穷理之精一至于此哉!《法言》特其衍耳,宜乎世人之莫知也。”即认为《太玄》乃明《易》术数义理之书,而《法言》又是《太玄》的衍生著作,两书都不是拟经之作。最后,他下结论说:“因数以明理,是雄之所以自通于圣人者也,安得而不度越诸子哉!……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书,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
今存陈亮文字中不太能见到他品评韩愈的文字,不过他说周葵让他读《大学》《中庸》之后,他自己“不能识也,而复以古文自诡于时”,他还编了流传至今的《欧阳文粹》,可见陈亮应该也曾沉溺古文。这样的话,他对韩愈的评价也许不会太低。
陈亮有一点是和吕祖谦很不一样的,就是于荀、扬、王、韩四人中,他最为推崇的是王通,叶适也是如此(详见后文),这在整个宋代都是颇为特别的。《宋史》本传说陈亮“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当是沿朱熹的说法而来,朱熹曾激烈批评说:“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
陈亮在淳熙十二年(1185)整理完了《文中子》一书,由是写了一篇《类次文中子引》。他在文中颇为详细地梳理了《文中子》一书的成书和流传过程,也谈到整理《文中子》的原因,乃是鉴于龚鼎臣、阮逸分别所注《中说》的两个版本存在不少差异,又由于《中说》“类次无条目,故读者多厌倦”,所以陈亮校对了这两个《中说》版本,又“正其本文,以类相从,次为十六篇。其无条目可入与凡可略者,往往不录,以为王氏正书”。可见他在王通和《文中子》上花了不少精力。他在《类次文中子引》中又说:“陆龟蒙、司空图、皮日休诸人,始知好其书。至本朝阮氏、龚氏,遂各以其所得本为之训义。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独伊川程氏以为隐君子,称其书胜荀、扬。荀、扬非其伦也,仲淹岂隐者哉!犹未为尽仲淹者。”在陈亮看来,陆龟蒙、司空图、皮日休、龚鼎臣、阮逸等人虽崇重王通,但并未真得王通之意,而即便是程颐推崇王通为“隐德君子”,认为王通胜过荀子和扬雄,也仍然未尽王通。他认为孟子乃“通《春秋》之用者”,而魏武以降,“天地之经,纷纷然不可以复正,文中子始正之。续经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对王通评价极高。而陈亮显然也是在回应以往包括二程在内的士人对于王通续经的批评。陈亮把《引》文送给了吕祖谦,然而连吕祖谦都认为他以王通超越荀、扬,这样的评价明显过高了。 以往李觏等人怀疑王通其人其书的真实性,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文中子》说唐初名臣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王通弟子,但诸人乃至整个唐代都没几个人提到过王通。陈亮在《类次文中子引》中也回应了这个问题,他说:“(诸人)受经未必尽如所传,而讲论不可谓无也。然智不足以尽知其道,而师友之义未成,故朝论有所不及。不然,诸公岂遂忘其师者哉!”
不知是否是受了吕祖谦的影响,他又写了一篇《书类次文中子后》,语气比《类次文中子引》要平实不少,并将其和《类次文中子引》《文中子世家》一起作为该书的附录。他在《书后》一连列举了好几种对于王通的质疑,他认为《文中子》模仿《论语》对话,又有一些三教合一的主张等,都是门人弟子为了张大其师而擅自进行改窜所造成的,都是“门人弟子之过”。 他最后又写了一篇《书文中子附录后》,在其中又回应了以往对于《文中子世家》所记不实的批评,该文也认为《世家》确有夸大王通之处,他批评《世家》的作者说:“以余观之,魏徵、杜淹之于文中子,盖尝有师友之义矣;如房、杜,直往来耳。故尝事文中子于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门人弟子;其家子弟见诸公之盛也,又从而实之。夫文中子之道,岂待诸公而后重哉!可谓不知其师其父者也。” 陈亮之所以反复澄清王通其人其书中那些“不可靠”的成分,自然是为了使王通显得更加醇粹可信。
3. 唐仲友
唐仲友“不专主一说,苟同一人。隐之于心,稽之于圣经,合者取之,疑者阙之” ,可见其治学风格和吕学非常相近。唐仲友的学术系统同样也非常繁杂,除了他自己的诗文集,他也编、撰了很多著作,包括著述的《六经解》《孝经解》《九经发题》《诸史精义》《陆宣公奏议解》《经史难答》《乾道秘府群书新录》《天文详辩》《地理详辩》《愚书》《帝王经世图谱》《诗解钞》《鲁军制九问》等书,还编纂有《故事备要》《辞料杂录》诸书,涉及范围同样非常广泛,其中《帝王经世图谱》经刊刻后还流传颇广。
不过,唐仲友与吕祖谦、陈亮虽然都是同乡,但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说斋学案》中疑惑地评论道:“考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于东莱、同甫,皆互相讨论,臭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而说斋独不与诸子接,孤行其教。试以艮斋、止斋、水心诸集考之,皆无往复文字。水心仅一及其姓名耳。至于东莱,既同里,又皆讲学于东阳,绝口不及之,可怪也。将无说斋素孤僻,不肯寄人篱落邪?” 即吕学、事功学派和唐仲友擅长的经制之学,虽然各有偏重,但其实学术思想特点都属于偏重经世致用的实学一类。然而,唐仲友和吕祖谦、陈亮乃至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都没有什么交往,他甚至和朱熹之间还闹出了一段学术史公案,彼此之间矛盾很深。
如此看来,唐仲友可以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然而,从他繁杂的著述来看,他的学术系统并没有脱离当时的思想空气,而他对道统系谱的看法其实与吕祖谦、陈亮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吕祖谦更为平实,陈亮更为推崇王通,而唐仲友则最为推崇韩愈。
众所周知,朱熹淳熙九年(1182)按劾唐仲友的一条主要罪状,就是其在知台州任上利用公帑刊刻荀、扬、王、韩之书。朱熹在七月二十七日所上的《按唐仲友第四状》中叙述所得供词说:“(唐仲友)以官钱开《荀》《扬》《文中子》《韩文》四书,即不见得尽馈送是何官员。” 九月四日所上《按唐仲友第六状》,也是最后一状中,他叙述证人供词云:“唐仲友开雕荀、扬、韩、王四子印板,共印见成装了六百六部,节次径纳书院,每部一十五册,除数内二百五部自今年二月以后节次送与见任寄居官员,及七部见在书院,三部安顿书表司房,并一十三部系本州史教授、范知录、石司户、朱司法经州纳纸兑换去外,其余三百七十五部,内三十部系□表印,及三百四十五部系黄坛纸印到,唐仲友遂旋尽行发归婺州住宅。”
这里反映出几条重要的信息:其一,唐仲友是将荀、扬、王、韩之书文一并刊刻后成套装订的,可见在他看来,荀、扬、王、韩是一个整体,但较之宋初的五贤道统系谱,这里显然少去了早已升格的孟子;其二,唐仲友对这套书的刊刻非常重视,他甚至越出职权以排除刊刻过程中的干扰因素, 而或许是出于馈赠的考虑,这套书的刊刻非常精良,其中的《法言》和《荀子》至今仍存, 《法言》还是“大字,麻沙最善本” ,这都反映出唐仲友对荀、扬、王、韩非常重视;其三,他将这套书赠予了从上到下很多人,后又于别处流传,可见荀、扬、王、韩作为一个整体在当时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而这显然是与当时的思想空气相符的。
今唐仲友《悦斋文钞》中有《唐杨倞注荀子后序》和《韩子后序》,其刊刻的《法言》本来也有一篇后序,是则他既刊刻了荀、扬、王、韩四书,并为各书都作了后序,只是《文中子》的后序今已不见。他序《荀子》说:“孟子学孔子,……卿后孟子,亦尊孔氏。……方说士徼时好,卿独守儒,议兵以仁义,富以儒术,强以道德之盛,旨意与孟子同。”关于荀子持性恶论而非子思、孟子,他说:“孟子与告子言性,卒绌告子,惜卿不见孟子,不免异说。”又云:“使卿登孔门,去异意,书当与七篇比。”颇有惋惜之意。不仅如此,他还为荀子辩护说:“学者病卿以李斯、韩非。卿,老师,学者已众,二子适见世,昼寝哺啜,非师之过。”总之,在他看来,“卿书言王道虽不及孟子,抑其流亚”。
唐仲友对荀子不满意的地方还是不少,他另有一篇《荀卿论》,中云:“荀卿之书,其辨诚过人。至其化性起伪,有似乎戕贼杞柳之说,然则荀卿者,告子之俦,非孟子比也。” 其《读荀子礼论》也说:“故吾谓荀子,告子之流,其极有性伪之论。” 其《读荀子乐论》也说荀子“见礼乐之末,而未揣其本者也” ,他在其《性论》中,也批评荀、扬、韩的人性论而维护孟子的性善论。 不过,在其《题王介甫荀卿论下》中,他又批驳王安石而对荀子有所维护。
其《扬子法言后序》今多缺烂处,兹参校、补充以司马光《法言集注序》,整理誊录于下,以见其大意。以下引文于文意甚明处则在缺讹标识“□”后加“()”进行补充,文意说明则加“[ ]”。文云:
[此处当脱“司马光序”]雄书谓:“监于二子而折衷于圣人,后之立言者莫能加,所潜最深。”恐文公所云未□(可)为定论。又谓:“孟子好《诗》《书》,荀子好《礼》,扬子好《易》。”“孟文直而显,荀文富而丽,扬文简而奥。唯简而奥,故难知。”虽曰“不敢议其等差”,实与子云多矣。孟子亚圣,荀、扬□□□□(司)马公皆巨儒,未容蠡测。道大者文炳□□□□□思苦者言艰,有中形外,固自□□第邪?子云悟道以悔,自独智入《法言》;□□辞,壮夫不为,悔于文;高饿显,下禄隐,□□尾之愧。故曰“扬雄覃思,《法言》《太玄》”,盖知□矣。忧患,《易》之端;愤悱,道之机。始以文似□(相)如喜,终乃肩随孟氏,悔而思之力也。孟、荀遭末世,犹列国相持,虽谓迂阔,尚貌敬。莽朝道丧,肥遯乃免。《问神》《问明》《先知》之篇,悔之深矣。
虽然文中缺讹处不少,但其文意是比较清楚的。他认为司马光的《序》以扬雄高于孟子未免太过,而韩愈“大醇小疵”之论又责之太过。“孟子亚圣”,自非荀、扬所及,但二贤也是孟子“流亚”,这与他在《荀子后序》中的看法是相同的。他还说扬雄对作文、仕莽都很后悔,颇有辩护之意。
唐仲友《文中子》的后序虽已不见,大概其评价也在于荀、扬之间。而荀、扬、王、韩四人中,唐仲友评价最高的乃是韩愈。他谈及刊刻韩愈文字的原因说:“学士知诵习模仿,取高于世,谓之古文。至其道,高深博大,亚孟轲、越诸子者,或未尽知,亦其徒未能尊其书之过也。”这显然是认为韩愈高过荀、扬、王通,只是亚于孟子。他又“惧后世独以文观之”,所以才搜罗韩愈“古文三十四篇为四卷”,并刻意“题曰《韩子》”,并以之“合于(荀、扬、王)三书”。唐仲友显然是在回应北宋就已经逐渐形成的对韩愈乃一“文士”的定位,他甚至在论证后断言,韩愈之“文旨无非经”。他甚至也不接受对于韩愈急于求仕的批评,他说:“考退之行事,鲜不合道。”不仅如此,他还说:“自孟轲没,养浩然之气,未有善于退之者。……至诚无不动者,《中庸》所谓无入不自得,《孟子》所谓大丈夫,人皆归退之而不吝。”这就是认为韩愈得《中庸》、孟子之道了。唐仲友说“非敢自附弟子之列,庶以成退之之志”,既如此,则唐仲友推崇、继承韩愈之意再明显不过。
4. 婺学道统系谱观的共性
从上文所述来看,唐仲友和陈亮、吕祖谦虽然无甚交往,甚至有所嫌隙,但是他们所处的思想空气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对于道统系谱的看法也有着很强的相似性。他们都拔出孟子,而又对荀、扬、王、韩都能作出比较宽厚的评价,只不过林之奇和吕祖谦更为平实,陈亮则更为推崇王通和扬雄,而唐仲友则最为推崇韩愈。
对于北宋逐渐重构起来的曾子、子思、孟子这一新的道统系谱,他们也都持赞同的态度。林之奇曾说:“曾子从学最在二三子后,而犹及乎《商颂》之传。……凡今《中庸》《大学》之所载,子思、孟子之所传,揆厥端倪,无非繇《商颂》而入者也。” 吕祖谦与朱熹合编《近思录》,不必多论。今唐仲友《悦斋文钞》卷八有《颜曾论》《子思论》《孟子论》《荀卿论》等篇, 这些论文应当是一个品论道统系谱的系列。他在《颜曾论》中说:“昔者孔门之高弟,得夫夫子之心传者,惟颜子与曾子。” 在《子思论》中也说,“子思学于曾子,得夫子之正统”,而“孟子,学子思者”。 他在《孟子论》中则阐明了孟子的王霸义利之辨,文末总结说:“义利之道,得尧舜而行;义利之说,得孔孟而明。圣人有功于后世,岂不大哉?” 也是将孟子全面圣人化。比较可惜的是,陈亮今存文字中看不到他对这一道统系谱的表述。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受程学影响而又颇好欧、韩。林之奇和吕祖谦都好程学殆无疑义,陈亮则编过《伊洛正源书》《三先生(周敦颐和二程)论事录》《伊洛礼书补亡》《伊洛遗礼》,也有《西铭说》一篇,其《书伊川先生春秋传后》尊崇程颐《春秋传》,《胡仁仲遗文序》则尊崇胡宏,他还专门刊刻过杨时的《中庸解》, 可见其对程学还是非常推崇的。虽然今天看不到唐仲友对程学的评价,不过他的文字如《颜曾论》《子思论》《孟子论》《性论》等都充满着程学的气息,在思想上应该是受到了程学影响的。然而,和杨万里等士人一样,他们也颇好古文,颇好韩愈、欧、苏。世传吕祖谦有《标注三苏文集》和《欧公本末》,还编了诸如《古文关键》《皇朝文鉴》《丽泽集诗》《诗律武库》《续增历代奏议丽泽集文》一类的诗文集,他自己也好作诗文。陈亮也说自己曾“以古文自诡于时” ,还编了流传至今的《欧阳文粹》,并在《书欧阳文粹后》中极力推尊欧阳修,文首云:“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虽片言半简,犹宜存而弗削。”文末又说:“予论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学本乎先王,庶乎读是编者其知所趋矣。” 此外,《苏门六君子文粹》也可能是由陈亮编辑而成 。而唐仲友的苏学倾向似要更加明显,在朱熹弹劾唐仲友时,王淮曾在宋孝宗面前为其女婿唐仲友开脱说:“朱程学,唐苏学。” 唐仲友对韩愈的评价显然是最高的,他虽然在文字中提醒读者不要只看到韩愈的古文,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四、永嘉学派的道统观
永嘉学派以提倡事功著称,朱熹曾批评陆学和永嘉学派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 永嘉学派和婺学其实都是学术思想特点偏重于“实学”的学术派别,只是侧重有所不同,对道德性命之学的探寻程度也有所不同。较之于婺学的吕学、唐仲友、陈亮各自成派,永嘉学派内部在人事上的关系紧密性要更强,尽管其内部也仍然存在着思想上的转变历程。下文将先梳理永嘉学派的师承渊源,再分别述论永嘉学派最具代表性的陈傅良、叶适二人对道统系谱的不同看法。
1. 永嘉学派的师承渊源
关于永嘉之学的开端、传承、演变,叶适有一篇影响极大的文章,就是《温州新修学记》,他在其中写道:
昔周恭叔首闻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挈其俦伦,退而自求,视千载之已绝,俨然如醉忽醒,梦方觉也。颇益衰歇,而郑景望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薛士隆愤发昭旷,独究体统,兴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安在!至陈君举尤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
叶适把永嘉学派的血脉通过周行己、郑伯熊上接到了二程,但是从薛季宣和陈傅良开始,永嘉之学已经转变为“通世变”的经世事功之学,后来《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也说:“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周行己)尚有绪言。南渡之后,郑景望私淑之,遂以重光。”
本来包括叶适自己在内的永嘉事功学派与程学相去甚远,但他还是将永嘉之学的血脉追溯到了二程,这既是其尊崇程学的表现,也可见其时程学的影响已经很大。然而,叶适的这个历史追溯是有些疑问的,永嘉事功之学与程学的渊源其实并不完全可靠。所谓的永嘉“元丰九先生”,其实并没能在永嘉本土打开局面 ,而叶适《记》中特别标出的周行己则更是程门的边缘人物 。周行己之后的郑伯熊,也不过是私淑周行己而已,他显然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程门后学。
实际上,薛季宣的程学师承渊源要比郑伯熊明确清晰得多,但叶适在《记》中没有提及。薛季宣的父亲薛徽言曾学于胡安国,也是胡安国的忠实追随者,然而,薛徽言卒时薛季宣方才六岁,他最重要的师承实际上是程颐弟子袁溉。薛季宣专门为袁溉作了《袁先生传》,其中生动记述了袁溉为保护程学而死里逃生的惊险经历,但他也谈到袁溉之学,“自六经百氏,下至博弈、小数、方术、兵书,无所不通,诵习其言,略皆上口,于《易》《礼》说尤邃” ,这显然不是二程的学术风格。后来,陈傅良为薛季宣所作的《行状》,也说薛季宣“自六经之外,历代史、天官、地理、兵、刑、农、末至于隐书小说,靡不搜研采获,不以百氏故废。尤邃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务通于今”。 袁溉、薛季宣师徒二人真是何其相似,其学术思想特点都颇为驳杂而偏重事功。由此可见,薛季宣之学虽有明确的程学渊源,但又严重偏离程学,他的思想中可能还夹杂着王安石新学和苏学的因素。
叶适为陈傅良所作的墓志铭,称其“独崇敬郑景望、薛士隆,师友事之。入太学,则张钦夫、吕伯恭相视遇兄弟也” 。《宋史》和《宋元学案》的叙述基本上都来自叶适所作墓志铭,《宋史·陈傅良传》云:“当是时,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而得季宣之学为多。及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于栻为多。” 全祖望《宋元学案·止斋(陈傅良)学案序录》也说:“永嘉诸子,皆在艮斋(薛季宣)师友之间,其学从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斋最称醇恪,观其所得,似较艮斋更平实,占得地步也。” 可见陈傅良最主要的师承就是薛季宣和郑伯熊,也与吕祖谦、张栻切磋很多。
全祖望《宋元学案·水心学案序录》说:“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 叶适是永嘉学派之集大成者,他在思想上受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影响尤多。就直接师承来看,他受过郑伯熊的提携,也面见过一次薛季宣,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无疑还是陈傅良,陈傅良离世后,他撰《祭文》说:“自我获见,四十余冬。” 他还为陈傅良撰写了墓志铭,其中也说道:“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
永嘉学派的学术系统与婺学比较接近,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其实都有程学背景,薛季宣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得上程门嫡系。然而,他们又都不专主程学,而是有着庞杂的学术兴趣和注重经世致用的迫切现实关怀。他们也大多颇好史学,编撰过一些历史著作。 此外,陈傅良和叶适都有好作文章的背景,叶适为陈傅良所作墓志铭说:“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陈编宿说,披剥溃败,奇意芽甲,新语懋长;士苏醒起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縻他师,亦藉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 而叶适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史》叶适本传称其“为文藻思英发”, 叶绍翁甚至说:“水心先生之文,精诣处有韩、柳所不及,可谓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 后来江湖诗派的刘克庄还记“永嘉”说过“洛学起而文字坏”这样的话,并称自己“闻之云卧吴先生曰:‘近时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欧苏之裂’”, 可见叶适重文之程度。叶适重文还影响到他的后学,全祖望《宋元学案·水心学案序录》就说:“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 叶适对所谓“永嘉四灵”多有提携,于南宋中后期诗坛尚有一定影响。
总体来看,在永嘉学派的学术思想系统中,程学仍是其基本的底色之一,诸人讨论道德性命之学的文字其实也不算很少,薛季宣即作过《中庸解》《大学解》《皇极解》《知性辨》,其他几人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程学气息也不难嗅到。然而,他们都不专守程学门户,都不专主程学,其学术兴趣大都宽泛驳杂而偏重经世致用。在这样的思想空气下,他们既可以接受二程的道统系谱建构,但又不太接受二程对荀、扬、王、韩的批判,其看法其实和婺学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后来叶适在晚年大力批评道学,并试图解构已经大致成为定论的曾子—子思—孟子这一新的道统系谱,其实是颇为特别的例子。
2. 陈傅良总体上的宽厚态度
薛季宣曾说,“传道之序,自孔子、曾子、子思、孟轲,端若贯珠,盖无可疑者” ,似乎已经接受了二程重构起来的曾子—子思—孟子这一道统系谱。但他又曾说,“诸子则曾、王、荀、孟、贾、董、韩、扬,异端则杨、墨、孙吴、佛老、申商,鬼谷之徒,其言言详,纷竞陈而破卷,咸有正于群经” ,则又不仅没有把曾子、孟子拔萃出来,而是与荀、扬、王、韩同视为诸子,甚至把贾谊、董仲舒也并列进去了。
陈傅良把孟子拔萃出来,但对荀、扬、王、韩总体上仍然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十先生奥论注前集》卷五有陈傅良论尧、舜、大禹、成汤、伊尹、文王、武王、周公的《七圣论》,其《止斋论祖》又有《仲尼不为已甚论》《颜渊天下归仁论》《孟施舍似曾子论》《告子先孟子不动心论》《荀氏在轲雄之间论》《韩愈所得一于正论》,应该都是讨论道统人物的系列作品。陈傅良既将孟子从五贤中拔萃出来,也将其全面圣人化,他在《仲尼不为已甚论》文末总结说:“其从容气象,宛然孔氏家法也。噫,甚矣,轲之似夫子也!甚矣,轲之似夫子也!” 似有针对二程说孟子气象不如孔子、颜子的意思。陈傅良也肯定曾子—子思—孟子这一道统系谱,他在看过别人收藏的孔子画像后赋诗云:“吁嗟文王没,斯文属之谁。微言二十篇,论次自《学而》。传之者颜曾,其后则子思。方当周之衰,诸子出怪奇。王公各师承,一语可解颐。见之拥彗迎,不见嚬其眉。孟子独推尊,是惟圣之时。苟不本孔氏,皆放其淫词。于时尊孔孟,诞作百世师。”
陈傅良对荀、扬、王、韩总体上持较为宽容的态度,尤其于四贤之中最为推崇韩愈,不过也有一些批评之语。在《君子所性论》一文中,陈傅良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批评荀子、扬雄、韩愈的人性论而维护孟子的性善论。 韩愈在《读荀》中说荀子“抑犹在轲、雄之间乎” ,陈傅良专作《荀氏在轲雄之间论》以辩之,他评论韩愈为何如此判断,说:“荀氏本不纯一,愈爱其文,嘉其辩,许之以轲则不足,称之以雄则不救,是非无所决,故立论之际不能断然为之去取,此‘轲雄之间’,其论所由发也。原愈之意,盖欲免天下之议而已耳。”陈傅良认为:“夫自孔子既没,大道湮废,然卒以不泯者,繄谁之功?轲也、雄也,其力多矣。轲之七篇,仁义道德诤然一出于正。雄之《法言》,论议端谨,温温乎有论□风。读其书,考其文,究其所得,轲也无愧于雄,雄也无愧于轲。诚以其源流出于夫子,而所得者正也。彼荀氏何为者,愈乃附名其中。”他接着挑出了荀子非子思、孟子,以人性为恶,导致李斯焚书等几点,认为荀子根本比不上扬雄,遑论孟子。文末,他又批评韩愈既排佛、老,却又竟然在《读墨子》中说儒、墨要交相为用,他认为这也是因为韩愈“处心未定”。最后,他说,“立言如愈,见道如愈,天下之所任重如愈,岂可□而轻议之哉?吾独惜其议论之犹豫,不能明□□下耳,是亦《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也” ,则是因为看重韩愈而求全责备。
从《荀氏在轲雄之间论》可以看到,陈傅良对扬雄还是评价很高的,他也曾说:“扬雄之自比孟轲也,人皆过之,吾喜之;诸葛亮之自比管、乐也,人皆与之,吾伤之。雄盖自知其质之足以远到,亮则不自知其质之足以大有为也。伤哉!”
不过,他最为推崇的其实还是韩愈。《止斋论祖》有《韩愈所得一于正论》《博爱之谓仁论》《仁与义为定名论》诸文,都是为推崇韩愈和为韩愈辩护而作。韩愈在《原道》中的仁义道德诠释遭到包括二程在内很多士人的批评,陈傅良《博爱之谓仁论》《仁与义为定名论》两文即花了很大的力气为其辩护。两文的思路其实大致相同,都是认为韩愈的这两个诠释确实有些不及孔孟处,但是韩愈这样诠释是鉴于佛老之学昌炽,必须要矫枉过正,所以刻意为之。总之,他认为韩愈“之说犹有益于教” ,“学者乌可醇孟而疵韩” 。《新唐书·韩愈传》赞说韩愈所得“粹然一出于正” ,陈傅良《韩愈所得一于正论》即发挥此论,他在文中指出荀、扬之短云:“荀卿号为杂伯称王,而反以非尧舜为辞。扬雄亦不诡圣人者,而犹有取于老子之说。二子且尔,下此将若之何哉!”他在文中大力论证和称颂韩愈的“明道之功”,并说“夫子,立正道者也。孟子,广正道者也。而愈,则守正道者也”,还顺便在文末刻意把罢黜百家的董仲舒也“表而出之”。
陈傅良虽然对韩愈、扬雄有所偏爱,但总体来看,他对荀、扬、王、韩都是以宽厚处之的态度。《止斋集》留有一条陈傅良的《策问》,其中一个策题问道:“至今独以孟氏为是,其果然乎?彼荀卿于制作之原,富强之效,视帝王六经所论,无一不周。扬雄虽不如荀之详也,如梡革断鞠,所以谆谆于唐、虞、成周云者,意亦独至。自余有师说家法者,陈经制长策者,俱非魏晋以下所可及。王通谓可以再造彝伦,而悲末世之苟道。韩愈推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原道》所言亦非他儒者能及之。虽然,愈则曰:‘孟氏之死,不得其传焉。’自是举世同声和之,顾岂无人哉!抑孟氏之名已尊,而人不敢异议也。果有所见哉?” 虽是策问学子,但通观全篇的语气,其肯定荀、扬、王、韩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
3. 叶适对道统系谱的看法
叶适是唐宋儒家道统系谱重构过程中的一个异数,他非孟子,否定曾子—子思—孟子这一道统系谱,这在南宋中后期的大学者中实为罕见,也很容易引起后世学者的关注。其实叶适也很重视道统的传递,他曾教育弟子:“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 他在其晚年的《习学记言序目》中把《中庸》《大学》《孟子》《荀子》《太玄》《法言》全都品评了,据说他本来也有品评《文中子》的计划,但是未能完成。 在其早年的《贤良进卷》中,也有《中庸》《大学》《扬雄太玄》《王通》诸篇,可见对这些道统人物的品评和思考贯穿他的一生。
叶适的非孟思想,其对理学道统系谱的否定,乃至叶适自己的道统观,前人均论之已详, 此仅略述之。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三》中说:
孔子殁,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
按,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晩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后殁,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按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谓至。又按伯鱼答陈亢无异闻,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论语·雍也》),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中庸》为孔子遗言,是颜、闵犹无是告,而独閟其家,非是;若子思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宜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
他接着又大段否定了孟子接续道统的说法。总之,叶适否认曾子“独任孔子之道”,也否认子思作《中庸》,这样就根本否定了孟子和孔子之间道统传递的师承连续性,何况叶适还否认孟子得传儒道。除了此处引文之外,叶适在《序目》以及其他文字中批评曾子、子思、孟子之处还有不少,而非孟之语尤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
然而,叶适这一在当时和后世看来都有些不太合常理的举动,其思想原因何在?其一,叶适非孟和否定曾子—子思—孟子这一道统系谱,在于他对于“道”的看法自始就与朱熹不同, 这显然与永嘉学派本来就并不独尊程学,也不完全坚持二程的道统系谱有关,叶适只不过是把这种对二程道统观的修改极端化了。
其二,其实叶适否定曾子、子思、孟子的不少问题,叶适之前的学者都曾讨论过,这里无法展开。欧阳修就曾认为《中庸》之说“有异乎圣人” ,苏轼《中庸论》开篇也说:“《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不完者也。” 他还批评过孟子。而欧、苏的怀疑,其实也只不过是中唐以来开始渐起,到北宋就已经大为兴盛的经学怀疑思潮的个案而已,而这个怀疑思潮所涉及的其实又不局限于儒家经典,其怀疑的方式也不一定在于辨别真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序目》“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随其浅深,咸有遗论,无得免者” ,我们也的确可以在《序目》中看到大量的叶适批评前人之语,不仅曾子、子思、孟子,就是荀子、扬雄乃至其他诸子如老子之类,甚至于包括欧、苏等在内的宋代前贤,他的积极肯定都不算多。由此可见,叶适写作《序目》并不是专意非孟,也不是专意否定曾子—子思—孟子这一道统系谱,甚至也不是专意以此来挑战朱熹,实际上,叶适以《序目》来全面清理宋代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朱熹、吕祖谦将从古至今的思想和历史都仔细清理过,就叶适《序目》的写作意图而言,其实也是如此。只不过以后见之明来看,朱熹清理之后的建设性成就要比叶适更高更明显,而叶适则在怀疑的阶段上逗留得多了一些,在新的理论拓展上又少了一些。
其三,二程在北宋中期几个主要学派中是最为否定孟子以下诸人的,王安石尚且以扬雄为孟子的继承者,司马光则尊扬雄。苏学蜀党虽然也有不少谈论道统人物的文字,但是这一派士人对建构道统系谱始终不如王安石和二程那么积极,苏轼曾激烈批评当时的风气说:“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无涯之心,动辄欲人以周、孔誉己,自孟轲以下者,皆怃然不满也。” 然而,叶适虽然在怀疑《中庸》、非议孟子上可能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但他对道统承递的看法要比苏学积极很多,如上引叶适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其门人孙之弘为《序目》作序时,则称叶适是要“合乎孔子之本统”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叶适对曾子—子思—孟子道统系谱的否定,并不是要否定儒家道统论,也不是要彻底瓦解儒家道统系谱,他只不过是把二程对五贤道统系谱的大力否定进一步极端化了,干脆连孔子以下也一并否定了。二程将道统系谱的建构从往后叠加逆转为往前回溯,而叶适则是进一步地往前回缩至孔子。
那么,叶适这种进一步极端化地回缩道统系谱的行为,其潜在前提是什么呢?朱熹曾批评叶适说:“叶正则作文论事,全不知些着实利害,只虚论。” 朱熹竟然批评叶适是“虚论”而不“着实”,这与我们一般认为叶适重实际、好事功是完全不同的,朱熹在《答项平父》中说得更详细,云:
大抵人之一心,万理具备,若能存得,便是圣贤,更有何事?然圣贤教人所以有许多门路节次,而未尝教人只守此心者,盖为此心此理虽本完具,却为气质所禀不能无偏。若不讲明体察,极精极密,往往随其所偏,堕于物欲之私而不自知。……中间得叶正则书,亦方似此依违笼罩而自处甚高,不自知其浅陋,殊可怜悯。
朱熹所说的“自处甚高”,是说叶适自以为得道。而其自以为得道的思想前提,便是朱熹所批评的“只守此心”。其实这也是道德性命之学兴起之后的普遍风气,王安石、二程乃至朱熹、陆九渊等无不如此,只不过将这个“心”发挥到什么程度,各人的底线有所不同而已。叶适也是如此,只不过朱熹认为叶适走过头了,省却了下面的穷理一段。叶适在《序目》中批驳了很多前人的说法,但他这本最用力的学术著作显然不是以考辨精博得当为特色,而是和宋代的大多数经史论著一样,以评论性的诠释发挥为主。不管是叶适好议前贤的怀疑精神,还是他要“合乎孔子之本统”的高度自信,显然都是通过极大地发挥“心”的作用来实现的。王安石父子因人以周孔比己而谓“知我”,二程也说自己“得不传之学于遗经”,那么叶适要“合乎孔子之本统”,其实也不足为怪。
叶适对曾子—子思—孟子道统系谱的否定,自然有直接针对朱熹乃至当时已经很是流行的道学风气的目的。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不仅叶适所处的思想空气中已经充满了道学气息,就是在他所继承的学术脉络中,程学也是最为重要的底色之一,他自己也为三先生(周敦颐、二程)、杨时、谢良佐的祠堂写过记 。而不管是对他有识拔之恩的吕祖谦,还是陈傅良和陈亮这两个对他的思想产生最大直接影响的人物,其实都是肯定孟子的,陈傅良尤其还有明确接受曾子—子思—孟子道统系谱的诗句,而叶适也曾为一个“讳希孟,字邹卿”的温州同乡作过墓志铭 。生长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叶适其实不可能完全摆脱程学和孟子的影响。前文引过他的《温州新修学记》,该《记》作于嘉定八年(1215),叶适在其中仍然说曾子“唯而不悟” ,可见他始终是比较坚持对曾子的否定的,但是,他对于孟子却并非如此。我们既可以在他早年的《贤良进卷》中找到肯定和阐释《中庸》《大学》乃至其他肯定孟子的言语,也可以在他为同安县朱熹祠堂所写的记中看到这样的话:“其博探详考,知本统所由,而后能标颜、曾、孟子为之传,揭《大学》《中庸》为之教。” 这也许是为朱熹祠堂而作,尚不意外,但他在嘉定九年(1216)所作的两份与朱熹无关的学记中,也都写下了“孔孟”之类的话。
总之,虽然叶适从早年尊孟转而到晚年非孟,但他其实无法完全摆脱孟子,我们既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清理并重构儒家道统系谱的意图,也可以看到他始终或正或反地受到师友的影响,毕竟他无法完全脱离当时程学流行的思想空气。叶适非孟而否定曾子—子思—孟子这一道统系谱,既有针对朱熹的目的,其实也是脱离师说的结果。在对荀、扬、王、韩的评价上,叶适似乎也在试图摆脱陈傅良的影响。
叶适和陈傅良的态度最为一致的,是对于荀子的否定。上文谈到,陈傅良虽然对荀、扬、王、韩总体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他批评得最多最激烈的就是荀子,他还专作《荀氏在轲雄之间论》以批判荀子不及孟子和扬雄。而叶适在早年的《贤良进卷》中有《扬雄太玄》和《王通》两篇,但没有讨论孟子、荀子、韩愈,这时已经可见他不好孟、荀、韩愈的端倪。他在晚年的《序目》卷四十四集中讨论了《荀子》,但其中哪怕是一句有保留地肯定荀子的话都没有。他在讨论《荀子》一文文末的总论中有一段结论性的评价,因为其中也涉及他对子思、孟子以及道统的看法,故繁引于下,云:
荀卿于陋儒专门立见识,隆礼而贬《诗》《书》,为入道之害,又专辨析诸子,无体道之弘心,皆略具前章。按后世言道统相承,自孔氏门人至孟、荀而止,孔氏未尝以辞明道,内之所安则为仁,外之所明则为学(学则六经也,门人之志于《六经》者少——原注),至于内外不得而异称者,于道其庶几矣。子思之流,始以辞明道(《中庸》未必专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原注),辞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辞也,则道不可以明。孟子不止于辞而辨胜矣。荀卿本起稷下,凡有所言,皆欲挫辩士之锋,破滑稽之的,其指决割,其言奋呼,怒目裂眦,极口切齿,先王大道,至此散薄,无复淳完。或者反谓其才高力强,易于有行,然则诛少正卯,戮俳优,无怪乎陋儒以是为孔子之极功也。学者苟知辞辩之未足以尽道,而能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圣贤之统,散可复完,薄可复淳矣。不然,循而下之,无所终极,断港绝潢,争于波靡,于道何有哉!
叶适虽然也认为孟子、扬雄未接孔子道统,但他更认为荀子对于“道”几乎没有任何贡献。如果不考虑他对孟、扬接续道统的否定,这倒与陈傅良大致相似。
在对于扬雄的评价上,叶适应该也受到了陈傅良和陈亮的影响。陈亮以为“扬雄度越诸子”,陈傅良也常以扬雄比孟子,对扬雄是比较肯定的。叶适既已否定孟子的道统地位,自然也不会对扬雄评价太高。但是,他在经常批评扬雄的同时,仍有不少赞许扬雄和为扬雄辩护的片段,这是与他全面否定荀子很不相同的。在叶适早年的《贤良进卷》的《扬雄太玄》中,他长篇大论地指出了《太玄》“求圣人之意而不得者三”,这是该文的主要内容,然而,他在文首即表明态度:“扬雄为《太玄》以准《易》,世多讥之。《易》准天地而得天地,《玄》准《易》也,几得《易》也。得《易》而得天地矣,夫何伤,而又奚讥焉!天下患《易》之难知也,庶乎因《玄》而通之。”所以他才要批评《太玄》“求圣人之意而不得者三”,但是,这“非以病《玄》也,求通乎《易》而已矣”。在文末,他又再次表态:“噫!雄之为书劳矣。”
在《序目》讨论《太玄》时,他已对《十翼》明确表示了不满,《太玄》则“远在《十翼》之下数十等,安得为义理所归哉!”他批评扬雄“虽误后世,而自误岂少哉”,还顺带批评了司马光《潜虚》“比《玄》尤狭劣矣” ,已经彻底否定了《太玄》。在接下来讨论《法言》时,他对扬雄进行了更多的批评,否定的基调是显而易见的。他在讨论《法言·吾子》时指责扬雄续经,说《左传》“亦不得为经也,而况《太玄》《法言》乎”?在讨论《法言·问神》时也有类似的批评。在讨论《法言·问道》时,他更直接否定了扬雄对于“道”的判断,说:“以道为止者,周公、孔子也;以道为始者,子思、孟轲也。至雄,则又失其所以始而以无不通为道。”而在讨论《法言·君子》时,他进一步总结说:“人有碍而我通之,未尝自碍而又自通也,孔子之《论语》是也;雄之《太玄》,自碍而又自通者也。” 至此,较诸其《贤良进卷》中的《扬雄太玄》,叶适对扬雄已从基本肯定转变为基本否定。而陈傅良对扬雄的肯定,乃至陈亮对扬雄续经的辩护,都已经被他彻底放弃。 但是,比起他对《荀子》一以贯之的批评,他对《法言》还是有些肯定之语的,如《序目》讨论《法言·寡见》时说扬雄比孟子高明,讨论《重黎》《渊骞》时说扬雄“论正,于大义有补”,而在讨论对扬雄来说争议极大的《孝至》时,他更针对那些激烈批评扬雄仕莽的观点而进行批驳,指出扬雄“虽巽而不谄明矣”,并在列举史实后说:“当时议论相承,未有以为不当作(《剧秦美新》)者。夫孔父仇牧死,晏婴不死;龚胜死,扬雄不死;古人各贤其贤,不以相厉也;而千载之后,方追数扬雄罪,为汉举法,惜哉!惜哉!” 叶适对扬雄既否定而又始终难以彻底放弃的态度,其《贤良进卷·扬雄太玄》文末“噫!雄之为书劳矣”、《序目·法言》文末“惜哉!惜哉”的感慨,很难说没有陈傅良、陈亮肯定扬雄的感情因素在。
在对王通的评价上,叶适和陈亮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前引陈亮在《类次文中子引》中说:“天地之经,纷纷然不可以复正,文中子始正之,续经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 叶适《贤良进卷》的《王通》一篇几乎完全是在阐释陈亮的这一判断,他在开篇引论的部分就阐明全文主旨说:“善哉乎王通氏,其知天下之志乎!其有能为天下之心乎!何以知之?以其能续经而知之。”在论证后,他又说续经是“王通氏之所以独得于孔子之意也”,最后他还反击了前人对王通续经的批评,云:“以续经而病王氏者,举后世皆然也,夫孰知其道之在焉!” 不过,可惜的是叶适《序目》没来得及讨论《中说》,但从他对扬雄续经的批判以及《序目》总体上都是否定前人的基调来看,大概此时的叶适对王通的评价也不会太高。
而在对韩愈的评价上,叶适和陈傅良则是完全相反的。叶适晚年既极力非孟,那么他对首推孟子得传儒道的韩愈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好感,他在《序目》中评论说:“后世惟一韩愈号能追三代之文,其词或仿佛似之,至于道之所在,岂能庶几也!” 又说:“后世乃谓‘东汉以来,道丧文弊,房、杜、姚、宋不能救,而古文由韩愈始复振’,此论固不可易。本朝继之以欧、王、曾、苏,然虽文词为盛,往往不过记、叙、铭、论,浮说闲话,而着实处反不逮唐人远甚。” 这与北宋中期诸儒视韩愈为文士是大致相同的,但却与陈傅良“韩愈所得一于正”的判断完全相悖。
由上可以看到,从叶适早年的《贤良进卷》到晚年的《习学记言序目》,他对于道统系谱的选择是有很大转变的。叶适早年深受陈亮和陈傅良的影响,不仅尊崇孟子,而且对扬雄、王通都有所偏好,而对于他此时可能就已经不大满意的荀子、韩愈也没有明确撰文批评。但是,到叶适晚年,他对道统系谱的筛选更为严格,甚至在当时就已经显得有些过于苛刻了。他晚年的转变固然有针对朱熹和理学的目的,但也并非全是为此而发,因为他同样也放弃了陈亮和陈傅良的很多判断,虽然始终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
此外,叶适不仅和南宋大多数学者一样激烈批评王安石新学,对程学的批评也为人熟知,但是他又并非独独批评程学,同样也批评欧、苏一派和司马光之学,《序目》更是几乎把除孔子之外的所有古今经典、前人全都批评了一遍,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嘉定十五年(1222)的一篇文章中,他都还在反思说:“孙、吴以狙诈祖兵制,申、商以险刻先治道。若夫言语之缛为辞章,千名百体,不胜浮矣,韩、欧虽挈之于古,然而益趋于文也;经传之流为注疏,俚笺臆解,不胜妄矣,程、张虽订之于理,然而未几性也。凡此皆出孔氏后,节目最大,余所甚疑。” 即只要是孔子之后的人、事、思想,他都有所怀疑,这其实仍是处在中唐以来经典怀疑思潮的延长线上。另一方面,叶适的意图也很明显,他希望通过清理宋代乃至整个思想史,进而以此为基础披沙拣金地重构儒学系统,后来黄震即观察说:“乾、淳间,正国家一昌有之会,诸儒彬彬辈出而说各不同。晦翁本《大学》‘致知格物’以极于治国平天下,工夫细密,而象山斥其支离,直谓即心是道。陈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学,欲前承后续,力拄乾坤成事业,而不问纯驳。至陈傅良,则又精史学,欲专修汉唐制度、吏治之功。其余亦各纷纷,而大要不出此四者,不归朱则归陆,不陆则又二陈之归。虽精粗高下,难一律齐,而皆能自白其说,皆足以使人易知。独水心混然于四者之间,总言统绪,病学者之言心而不及性,则似不满于陆;又以功利之说为卑,则似不满于二陈。至于朱,则忘言焉。水心岂欲集诸儒之大成者乎?” 固守某种学说、坚持某个门户,这都不是叶适所关心的,他真正想做的工作是集宋代思想之大成,的确也有学者将叶适视为“宋代学术思想的总结者” 。就此来看,这与朱熹、吕祖谦的工作目的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叶适比吕祖谦乃至朱熹都走得更远,试图要“合乎孔子之本统”,而可惜的是,他在建设性的工作上却未能取得与之相匹配的成就。
叶适晚年将道统系谱回缩至孔子,其实和朱熹清理孟子以下道统系谱的工作目的是有相同之处的,他们所针对的应该都是当时总体宽厚的道统系谱筛选风气。这是叶适比吕祖谦、陈亮、陈傅良都更进一步之处,只是他的标准比朱熹还要严苛,以至于在其他人看来显得有些不太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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