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四年,赵侍郎粹中又奏,乞去王雱,而择本朝名儒列于从祀,诏礼官、学官与给舍议。李文简(焘)时为礼部侍郎,上谕以范、司马二文正,欧阳、苏二文忠从祀,李公以为可。赵卫公在西府尤主之,且欲置范、欧而升司马、苏于堂上,龚、李二参政不以为可,乃不行。其年秋,但去临川伯雱画像而已。
叶寘《爱日斋丛抄》则录有两段李焘的奏议文字,云:
李仁甫侍郎,淳熙间因阜陵论先儒从祀当升黜去取,遂奏言:范仲淹佐仁宗谨庠序之教,始遍郡国立学,更取士法,以作新人才。欧阳修倡起古文,攘斥异端,视唐韩愈无愧,嘉祐、治平之间,人才特盛,修所长育成就,为力居多。而司马光及苏轼风节弥高,其学术专务格君心,安百姓,其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流离颠沛,之死靡憾,盖似孟子。当安石萌芽,唯光、轼能逆折之,见于所述文字,不一而足。轼著《书传》,与安石辩者,凡十八九条,尤为切近深远,其用功不在决洪水、辟杨墨下,使其言早听用,宁有靖康之祸?悉去王安石父子而取光、轼,斯为允当,并及仲淹、修,亦无不可。
又言:昨蒙圣谕,欲升光、轼配享于堂,辄以陈瓘斥王安石逆像献否,圣谕谓若亲酌献,则暂迁其坐于他所,君臣之分,终有未安,光、轼必不敢当。此理只用世次先后,使继韩愈,亦无降抑。
综合诸处记载,可见掀开此次礼议序幕的应该是赵粹中。
赵粹中于淳熙三年冬请罢王安石从祀未果,接着又于次年初请罢王雱,而代以本朝先儒,其时孝宗将于二月乙亥幸太学、谒先圣 ,孝宗于是诏礼官、学官与给舍议。孝宗同意罢去王雱,他心目中的人选则是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和苏轼,这明显有他振作朝政的意图在。由此,时为礼部侍郎的李焘奉此意旨而奏疏,但从《丛抄》所录前段文字内容看,李焘力主的实际上是司马光和苏轼,但也同意范仲淹和欧阳修从祀,他又建议将王安石父子一并罢去。《杂记》说他“乞取光、轼而并去安石父子”,并不全是,但较为符合李焘本来的想法。孝宗接着更欲以司马光和苏轼配享,这前已有王安石配享的先例可循,并主动提出了幸学时解决礼议问题的对策,但《丛抄》所录后段文字可见,李焘是出于君臣之分而表示反对的。《杂记》说他“上章称赞”,应该是不可靠的。《杂记》说“疏入,上命三省、密院议之”,其疏未必就是李焘之疏,其时应该还有其他官员参与议论,只是今已不见。不过,礼议进展到这个环节,出现了极大的意见分歧。签书枢密院事赵雄主张放弃范仲淹和欧阳修,而以司马光和苏轼配享。但参知政事龚茂良和李彦颖却表示反对(其时宰相空缺,龚茂良为首参),而同知枢密院事王淮则不明确表态。此事一直拖到七月,终于罢去了王雱,但司马光和苏轼配享从祀一事却不了了之。
在这次礼议过程中,孝宗可谓是最为有力的推动者,他先主动提出以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和苏轼从祀,又进一步将司马光、苏轼由从祀升格为配享,而且主动提出解决礼议问题的对策。虽然有些不同意见,但基本上附和孝宗并积极推动其事的则是李焘和赵雄。李焘和赵雄分别是蜀中眉州、资州人,他们推崇苏轼自在情理之中,赵雄还于淳熙三年上劄为苏辙请谥 ,而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其推崇司马光也很容易理解。而持反对意见的龚茂良、李彦颖和不表态的王淮则都不是蜀人,三人虽然都没有明确的学派倾向,但他们和理学家确实也都有所交集。王淮和朱熹在乾道四年即已初识,其后一直保持着较为融洽的交往,直到淳熙九年因朱熹弹劾唐仲友案交恶方才断绝往来, 而且浙江是南宋理学传播的一个主要区域,他应该大概知道理学一派的道统观。
龚茂良则在礼议前不久的淳熙三年六月举荐过朱熹,《宋史全文》载:
甲午,龚茂良奏:“近奉诏旨,欲奖用廉退之士。有朱熹者,操行耿介,屡召不起,宜蒙录用。”上问:“曾为何官?”李彦颖奏:“闻曾历州县官一任,后以密院编修、武学博士召,皆不起。近岁陛下特与改官,见任宫观。”上曰:“记得其人屡辞官,此亦人所共知,今可与除一官。”于是诏除秘书郎。……(朱熹)力辞。会有言虚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辞,即命主管冲祐观。上谓执政曰:“有魏掞之,今安在?”龚茂良等奏:“已物故。”上曰:“……掞之虽死,欲少加旌别,可赠宣教郎、直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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