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择的「社会科学式检证」的方法,尽管得以提供非同一时空的人们进入的路径,但也在捨——去了文化与思想的有效性这一点上,失去了从「那个时代」进一步延伸想像与论述的可能。换言之,或许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反叛,是各个当事者在面对「自我认同的不安、现实感的稀薄化、活着的实感的丧失这种先进国家型的『现代的不幸』」时,试图从主体启动的表现与摸索——而非狭义的政治行动,所以在对于运动的歷史事件经纬的检证之外,「那个时代」行动动机的思想意义、在文化与艺术表现的美学与创作逻辑中,被运动引动的、与运动共振的内容,才是确实背负着时代作用力而挤压出来的地层。
固然,思想性的讨论,时常无助于梳理原本就复杂多层的歷史现实,反而让歷史现实再次被束缚进入复杂的思想言语论述里。然而,关于思想的讨论还是具有让论点更为深化与越境的可能。在此,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检视「一九六八」,本书选择的分析范围——从一九六五年庆大反对调涨学费斗争开始,到一九七二年联合赤军事件为结束——对于非同一时空的,特别是本书的读者来说,还是有必要附言补充[13]。如前述,本书是在《「民主」与「爱国」》的思想讨论上,延伸出来的具体实证作业。因此,虽然对作者或知晓日本战后社会与思想情况的读者来说,一九六五年之前的脉络已有大致的架构,但对于并非如此的读者来说,若要完整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史意义,似乎还是需要(至少)从战后日本思想脉络的认识开始,例如从战后初期「进步知识人」的代表性学者,后来被视为「战后民主主义」的象徵性存在的丸山真男[14]、安保时期以降成为所谓新左翼思想主干的谷川雁[15]、黑田喜夫、埴谷雄高、吉本隆明等人,以及更为年轻一代的鹤见俊辅、小田实等的思想内容一步步理解下来,并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而不只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重新定位「一九六八」期间的年轻人们为何如此思考,且又是在何种思想延续线上试着生长出接续的思想。
这些日本的战后思想是相互扣连的。具体来说,以笔者博论研究的谷川雁为例,「一九七○年典范转移」之后对于少数群体的重视,其实可以往前连结到谷川雁提出于一九五○年代,注视边缘少数群体——以谷川的话来说,朝向「异端之民」所在之暗黑「原点」——的思想; 而本书中提及的,「一九七○年典范转移」前后的重要思想着作——津村乔《我们内在的歧视》(『われらの内なる差别』,三一新书,一九七○),则可在关于歧视的思想上,跟谷川雁于一九六三年提出的〈无(plasma)的造型——我的歧视「原论」〉(「无(プラズマ)の造型——私の差别「言论」」,初出:《思想の科学》一九六三年十月号)产生对话。以上是从本书分析范围向前延伸讨论的例子。
而向后延伸的例子,则如本书并未展开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16]。其中最早出现的「狼」部队,在一九七四年的刊物《腹腹时计》序言中指称[17]:
1 日帝以长达三十六年的侵略和殖民支配朝鲜为代表,也侵略且支配了台湾、中国大陆、东南亚等地,并将阿伊奴.茅斯利、沖绳作为「国内」殖民地同化与吸收。我们是这些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子孙,是容许及默认了败战后开始的日帝新殖民地主义的侵略与支配,并使旧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官僚与资本家们再次甦生的帝国主义本国人。……
2 日帝将其「繁荣与成长」的主要来源,建立在殖民地人民的鲜血与累累尸骸之上,并且迫使他们遭受更多的掠夺与牺牲。正因如此,帝国主义本国人的我们,才得以安稳地过着「和平、安全且富饶的小市民生活」。日帝本国劳动者的「斗争」,例如要求提高薪资、改善待遇等,实际上是要求对殖民地人民做更多的剥削和牺牲,是强化和补足日帝的反革命劳工运动。〔……〕——日帝本国的劳动者、市民,是与殖民地人民日常性地持续敌对的帝国主义者和侵略者。
〔……〕
4 唯一从根本上与日帝本国斗争着的,是流民=日雇劳动者。他们完全被强制当成抛弃式的消耗品。他们被强制作为廉价的、可以被抛弃式使用的、随时都可以被牺牲的劳动者,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迫遭受彻底的剥削。正因如此,看穿了这一点的「流民=日雇劳动者」的斗争,如同在釜崎、山谷、寿町所见,是日常不间断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是朝向小市民劳动者的正面对决。
〔……〕
6 我们被赋予的任务是发起打倒日帝的斗争。不是进行法律上或公民社会中所允许的「斗争」,而是外溢出法律和公民社会的斗争=非法斗争,并将其实体化为武装斗争。我们不应为自己留下逃脱出口=安全阀,而是要「拼上性命来偿清自己的反革命责任」。攻击性地开展反日帝的武装斗争,正是日帝本国人民唯一的紧急任务。
〔……〕
我们是,为了唿应阿伊奴人民、沖绳人民、朝鲜人民、台湾人民的反日帝斗争,并与他们的斗争合流而坚持着反日帝武装斗争的「狼」。[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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