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论述方法,首先如同作者所期待的,对于未能参与其中的后续世代或不同地域的人们,提供了得以进入的途径,并将歷史现实作为用以处理当前面对之问题的反思资源。同时,对于作为个体参与其中的个别当事者,也提供了一种个人在限定的时空条件中难以周全的俯视性观点。然而,却也似乎难以避免地招致不少当事者批判指出,自己参与的部分并未充分的描写、甚至跟实际情况(或当事者个人记忆中的实际情况)有所出入。
对此,作者试着不以自己单独的主观论述做出对于「那个时代」的主张与推论,而是藉由让巨量的资料本身说话,铺垫出得以拆解「那个时代」的诸多「神话」的厚实证据。之所以选择如此厚重的论述方法,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在事后形塑出了同等甚至更为厚实的诸多「神话」、「英雄事迹」或当事者的「自我陶醉」。本书的论点其实相当简明扼要——在因为急速的高度经济成长带来的社会剧变中,人们所面对的困境从「战争、饥饿、贫困等发展中国家型的『近代的不幸』」,过渡到「自我认同的不安、现实感的稀薄化、活着的实感的丧失这种先进国家型的『现代的不幸』」[7]。那个时代「英雄」们的行动=「神话」,不是「世界革命」或「文化革命」,而不过只是当时无法适应时代变化的年轻人们,在这个「集体摩擦」的过程中,为了解决自我认同危机而「直觉」地做出的「未能言语化」的「寻找自我」的行为而已。但是,为了提出这个简明的论点,还是必须整理出如此巨量的资料,作为得以驳斥这些「神话」的论述基础。然而,换个角度说,关于「那个时代」的「神话」、「英——雄事迹」乃至当事者的「自我陶醉」之庞大,以及小熊为了支撑自身论点——以推翻、说服当事者或事后人们产生的「神话」——所选择的堆叠巨量资料的书写方法,或许也反过来证明了「那个时代」对于曾全心投身其中的当事者而言,有着多么深刻与复杂的厚重,如此纠结的厚重在表面上浮现成巨量噪杂的「神话」,但却也同时在水面下凝结成无法抽离地面对、无法言说的沉默。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的运动参与者无法如以「社会科学式检证」立场进行观测的小熊一样,写作出这种以俯视观点,相对抽离地收束歷史现实的着作的原因。
或许就这一点来说,当事者的失语状态(这也包含喋喋不休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与细节,却在整体层次的反思上顿时沉默无语的状态)与小熊本书刻意拒斥「英雄事迹」的俯视观测立场——这两者的总和,才得以完整构成「那个时代」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因此,本书与其说是对于「一九六八」的完整论述,似乎更近于一部过于完整的不完整视角——如鹰眼般俯视观测的静态垂直视角。与之成对,得以相互补完的是,当事者如野兔般启动自关乎生存的切身动机,在有限的水平视力范围中寻找任何可能的逃逸路径的动态视角。单单以后者为凭依之论述的封闭性不再重述。而孤立地依凭前者,拒斥任何第一手访谈与当事者的动态记忆,试图单单藉由静态文献资料的并陈来探寻当时反叛年轻人们的「集体心态」的论述,其问题或许如身为当事者的评论家长崎浩所言,在其将各个当事者本应具有歷史纵深的回忆,以横向切片的样态搜集并列的方法中,存有某种暴力性。长崎进一步反问道:「然而,所谓的歷史是过去人们的平均值吗?」[8]长崎的批判,呈现出本书作者与「那个时代」当事者之间,因为视角与观测位置不同所形成的紧张关系。就此,或许可以说,唯有将本书放在与诸多当事者和其他论者对其的回应与批判[9]所共同形成的文脉——中,本书才得以具有作为关键性「开端」的意义。
若从文脉的对话可能性来说,本书作者使用资料并陈方式,试图推导出一个全面性的通盘性解释。这在提供大结构标题以及解构神话性、传说性上确实有效,然而,却也抹平了被内包于其中的诸多异质犄角,乃至由各个犄角发展延伸出来的超时代可能性。换言之,也就是「思想」与「文化」的超时代性=越境可能性。
作者虽然在一开始就说明了不讨论文化面的理由,也在将「那个时代」的行动视为「试图表现、突破无法言喻的不安与闭塞感的行为」[10]并非政治革命、将这些缺乏出色表达能力的年轻人们的论述内容视为不过只是因为找不到话语,所以只好似懂非懂地挪用了马克思主义用语的产物,或者是出自主体的不安而写成的「如诗般断简残篇」[11]时,间接否定了其中存有系统性「思想」的可能性。然而,这些作者所谓的「试图表现、突破无法言喻的不安与闭塞感的行为」与「如诗般断简残篇」,反而或可说正是以某种广义的文化形式(而非狭义的,如作者上述所言之用以创造出作品的「文化」)来表现其内蕴之不定形思想的行动,并且,就其试图积极介入现实这点来说,此种表现不定形思想的文化行动可以说就是政治性的。或许正是因为对于文化与政治的狭义定义,致使作者捨去了对于该时代文化与思想的讨论 ,使得本书的主张变成了一种「偏差很大的平均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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