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戴渊、刘隗部队的兵源问题,东晋政权推出新给客制度,即允许士族官吏根据官品提高荫占人口的数额,但必须如实申报佃客总量,超出规定的部分变为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公元321年,东晋大兴四年,晋元帝“诏免中州良民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尚书令刁协之谋也,由是众益怨之”(《资治通鉴·晋纪十三》)。即下令释放扬州地区内北方流民沦为僮客者,分别以万人为量直接编入戴、刘所部。
这一可能出自刁协的主意,极大损害了南渡、在地士族的实际利益。坐镇武昌的王敦乘机以清君侧,诛刘、刁的名义,发动了针对元帝中央政权的战争。
王敦起兵的政治困局
司马睿称帝不足四年,内部即发生大规模动乱,这充分表明东晋门阀主导君主、士族共治的统治策略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皇帝、当权士族和其他士族,对各自在共治结构中的角色并不清晰。尽管南北士族中对刘隗、刁协苛政不满者大有人在,但直接参与反叛的主力,主要还是集中在王敦身边的亲信,以及琅邪王氏中的少量成员。王导等大多数王氏家族成员,至少名义上仍站在元帝一边。另外,吴地豪族中的沈充、钱凤等人,也是支持王敦举兵的重要力量。
吴兴武康的沈充是与阳羡周氏比肩的江南大豪族,曾铸造“沈郎钱”,在当时堪称财阀。310年左右,在北来亡命贵族们鼓吹的进步的乡论主义意识形态下,他们与吴郡、会稽等地的江南一流豪族之间出现差别,在建康政府中,位于金字塔型官僚制度的下层。 其中吴郡、会稽等地文化世家选择继续支持元帝,而沈充、钱凤等武力豪族,则把王敦作为他们政治上的新靠山。
王敦出兵前在公开上疏列举刘隗的罪状中,除了指责刘隗“邪佞谄媚,谮毁忠良,疑惑圣听”,还重点批评他“免良人奴”“皆充隗军”,以及“复依旧名,普取出客”(《晋书·王敦传》),把检籍人口中超额的奴客编入军队,以及依照西晋时期旧有户口簿籍,征调江南豪族合法的佃客。
晋元帝时,国家主要的军事力量,除了王敦集团以及新建的刘、戴两军,尚有陶侃、祖逖等诸武装集团,以及吴地豪族纠集的部分武力。其中陶侃集团远镇广州,祖逖集团北上豫州攻击石勒,不在王敦的掌控之内。元帝以吴人戴渊为征西将军,节制祖逖集团,祖逖深感不快,“且闻王敦与刘隗等构隙,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晋书·祖逖传》),竟然抑郁成疾而逝。王敦闻讯后,认为后顾之忧解除,遂兴师向建康进发。
王敦行进到芜湖时,上表列举刁协的罪状,晋元帝下令刘隗、戴渊两军驰援建康。刘隗来到建康后,与刁协一起建议元帝尽数诛杀王氏家族成员,未被元帝采纳。王导为此率从弟及宗族二十余人,每天清晨到朝堂等候定罪,元帝接见时,王导将王敦比作家族中的“逆臣贼子”。晋元帝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以平叛,又命王敦、王导从弟王廙去劝说王敦退兵,其实已经隐含与王敦和解之意。但是,王敦扣下王廙为己效力,大军继续前进。
当时建康分为台城、石头城和金城三大区域,除元帝皇家居住的台城以外,刘隗驻守金城,周札都督军事要塞石头城。周札是阳羡豪族周玘之弟,周玘之子周勰反叛时,他选择站在东晋政权一边,被元帝任命为右将军。这次可能出自与吴兴武康沈充同样的原因,周札下令打开城门,公然迎接王敦部队进城。元帝命刘隗、刁协和戴渊等率军反击,强征的奴客新军不堪一击,均被王敦击溃。元帝不得不要求刘隗、刁协自行逃离,刁协在亡命路上被人杀害,刘隗北上投奔了石勒。
元帝被迫任命王敦为丞相等重职,总揽朝政,王敦表面上推辞,实际凌驾于朝廷之上。王敦兴兵诛杀刘、刁,得到了相当部分南北士族的同情。已经获取了特权的士族阶层不愿意放弃自身的权益,从而支持元帝旨在提升国家动员能力的政策。不过,王敦试图取代皇权发号施令,其合法性比晋元帝更为不足。如果王敦不选择兵临建康,而是积极支持祖逖集团北伐,或者率师西进巴蜀,为东晋政权开疆拓土恢复河山,弘扬克复神州的价值,他可能会得到更多合法性。王敦杀害在南北士族中享有较高威望的戴渊、周 等人,是他内心不自信的表现。
王敦一度控制了国家组织体制人事的任免。“以西阳王羕为太宰,加王导尚书令,王廙为荆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资治通鉴·晋纪十四》)但是,王敦也做不到完全为所欲为,他考虑到皇太子司马绍颇有勇略,受到朝野士人拥戴,想诬以不孝的罪名废除他,遭到太子中庶子温峤及百官坚决抵制,王敦只得作罢。名士谢鲲在王敦大将军府中任长史,多次婉劝王敦适可而止,王敦返回武昌前夕,谢鲲又劝王敦去宫中面见元帝,“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释然,万物之心于是乃服”《晋书·谢鲲传》。这反映出朝廷中多数的士族官僚,在排除了刘隗、刁协等人后,仍然希望与司马氏家族达成平衡、维持共治局面的心态。王敦未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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