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攻陷河北之后,对于汉族士人的屠杀政策有所改变。公元309年,石勒搜罗一些河北士人,设置“君子营”,提拔张宾为军中主要谋士,“先定河北,后争雄天下”,即出自张宾的策略。石勒、张宾发展出一种“胡君汉臣”的合作模式,即少数民族的君主和拥有经学传统的汉臣之间亲密无间的配合。而这种配合在政治征伐之外不经意间就为以经学为主的汉文化的传播和民族融合提供了机会,成为汉文化传播的特殊方式。
张宾去世后,石勒延续了这一路线。公元319年,石勒要求制定律令,“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下》)。公元320年,石勒又在襄国设立崇仁里,让汉族士大夫居住。这些都为石勒最终战胜前赵刘曜而称帝,预作了价值上的准备。
以克复神州为号召是把双刃剑
北方地区持续动乱,少数民族统治者无意立即倾全力南下一统中国,这些形成了东晋政权偏安江东的外部环境。公元312年,石勒一度占据江汉,策划南犯,司马睿以江东名士纪瞻为帅,率领主要由南人组织的武力北上寿春抗击,击溃了石勒从子石虎指挥的骑兵,这些彰显了江东士族保卫家园的诉求。
南下逃难的中原士族、流民,除了举族而来者及零星小股,还有一些被称为流民帅的将领或强人。这些强人招募训练流民,组织起规模大小不一的民间武装。流民帅政治上半独立,军事上带有私兵性质。他们投奔、依附东晋政权,固然出于抵抗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的需要,更多地还源自保卫家族及个人利益的需求。这与东汉末年大动乱时期,士大夫光复汉室的价值理想颇不相同。
祖逖、郗鉴等人出身士族,成为流民帅中地位较高者。大部分流民帅并不来自士族高门,既有被陈寅恪定义为次等士族者,也有起于寒族行伍者。流民帅多有和匈奴、羯族军队作战的历史,长期周旋于北方复杂的政治集团斗争中,为了求得生存,甚至干过杀人越货、劫富取财的勾当。洛阳倾覆后,祖逖率乡党宗族数百家南下避乱。《世说新语·任诞》中记录,南下之初,祖逖的公库私府都相当拮据。一次大臣王导、庾亮去拜访他,“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公怪,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祖逖相当于直接承认,派兵士到秦淮河南岸抢劫,当政者对此只得容忍不予追究。
晋元帝司马睿、王导等人内心并不信任他们,禁止他们率部过江,仅给予其太守、刺史或将军的名义,将其安置于长江以北、淮河流域。出于对南北士族政治、经济利益的保护,既不允许流民帅参与侨居士族的朝廷政争,也不允许其骚扰吴地士族的家园。对于这些体制外的武力集团,东晋政权仅利用其作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屏障。祖逖南渡后,很快被任命为徐州刺史、豫州刺史,被指令率部北上布防。元帝登基前,以子司马绍、司马裒先后镇广陵,扼制南渡通道,以王导从弟王舒镇广陵,节制流民帅不使南渡,相当严格。
司马睿即帝位前后,置史官、立太学,设《周易》《仪礼》和《公羊》博士,主观上还是采取两汉以来皇帝的传统做法,即通过兴儒宣扬最高统治者的天命,但是,在士族名士脱儒入玄背景未改的前提下,这种努力不可能产生应有的效果。至少南渡的士族、流民武装,没有把元帝视作天命所归的绝对权威。王导通过倡导克复神州的理念,发挥把东晋皇权、南北士族和广大流民团结在一起的作用。
《世说新语·言语》中记录:“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南来的士人在建康滨江聚会,武城侯、名士周 感叹到,这里风景虽与洛阳相同,但是山河的主人却有了变化。众人相对而泣。唯有王导变色道:“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王导激励众人所体现的价值,是打动东晋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刘聪、石勒等人残酷屠杀晋朝宗室、士族名士和广大汉民,南渡的晋室、士民与汉赵政权结下血海深仇。司马睿进位晋王时,向天下颁布大赦诏书,宣布“其杀祖父母、父母及刘聪、石勒,不从此令”(《晋书·元帝纪》),即与刘聪、石勒不共戴天。
以维护中华正统、克复神州为价值合法性动员的旗帜,短时间内最大程度地凝聚了士族民众的人心,迅速重建了中央政权的中心地位。祖逖率部北上后,大力招募各地流民勇士,训练步卒铸造兵器,屡屡击败割据的坞堡武装和后赵军队,一度收复黄河以南的部分地区。问题在于,东晋国家力量较弱,晋元帝、王导等人无力进行恢复河山的多方面规划,对于积极从事北伐的祖逖等武装,至少缺乏具有实际意义的支持。
魏晋禅代、晋朝统一东吴之际,原魏吴两国编户人口分别为四百五十万和二百三十万左右,即中原、吴地人口比例大约在二比一的水平。东晋政权实行门阀主导的君主、士族的共治策略,士族豪宗大量占有土地、依附人口,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军事动员,相比较前赵、后赵少数民族政权兵民合一的匈奴族、羯族等国人武装体制,以及对广大汉民掠夺式的财政,国家资源动员能力明显处于劣势。东晋政权统治的方法论,与其克复神州、恢复中原的价值观构成了一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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