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去世后,其子孙明帝、章帝沿袭了尊儒习经的传统,继续推行薄徭役、减刑罚等各项儒家仁政。明帝10岁即通《春秋》,即位后博览群书、亲御讲堂。公元79年,东汉建初四年,章帝诏朝臣及群儒集会于京师白虎观,讨论五经的异同,为儒学一时的盛事。通过对制度、礼仪和伦理道德等四十三个专题的讨论和规范化,儒家治理涵盖社会生活各个角落。
林聪舜教授认为,儒家伦理不仅在政治上起了作用,还在教育、文化、宗教、家庭和日常生活上起了作用,成为帝国一切活动的指引。在类宗教仪式的活动中,有关皇权“受命于天”的理论,就不只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表白,而是能和群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经学家、帝王与群众整合到统一框架内的世界观,发挥承认政权正当性的力量。
梁启超先生评论,光武、明、章为“儒学最盛时代”“风俗称最美”,这实际上就是说,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理论,已经深入到东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当于儒学为汉政权背书,和汉政权的天命正统融为一体。汉政权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达到“双高”的最佳状态,儒生士大夫忠于儒家精神、忠于皇帝和忠于汉室三位一体,意识形态转化为维持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巨大向心力。
不过,经学理论知识的普及,也使得士人以儒家价值为标准的自主意识持续增强。对于他们而言,忠于汉室和忠于皇帝并不等于简单地服从皇帝、朝廷每一项具体的决定。东汉政权选官主要采用征辟、察举两种方式,其中,征辟制度指政府征召社会上的经学名士直接到中央政权任职。当时的风气颇以婉谢征辟为荣,千呼万唤始出来者,往往被认为具备真才实学。士大夫入朝为官处理政务,亦试图以儒家理念和士林舆论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
察举制度指各地方郡国举孝廉,即按照儒家伦理推荐孝子和廉吏。日本学者川胜义雄总结,东汉时代的选举制度,目的在于以“孝廉”这一儒教性的德行为中心,由地方长官将吻合“贤良”“方正”“茂才”“直言”等科目的人物从当地推荐至中央,任用其为官。而地方长官在推举这些人物的时候,则会参考乡村共同体中的评价——当时称为“乡论”。 汉代社会乡里两级为最基层的治理单位,随着要求尊重“乡选里举”结果的呼声渐高,这种与儒家价值充分结合的地方舆论,催生了士大夫阶层结合成独立的政治势力。
桓灵之变
东汉政权的最大危机在于,汉章帝仅33岁去世,之后历任皇帝的寿命,除安帝32岁、桓帝36岁、灵帝33岁和末代献帝54岁以外,其他都没有活过30岁。就帝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而言,最高统治者的健康和心智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东汉皇帝多以婴幼继位,或从外藩子弟中选择,皇太后不得不临朝称制,依赖母家外戚势力治国。小皇帝成年后,借助宦官势力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小皇帝往往还不是太后所生,亲政过程中充满了阴谋和血腥。东汉王朝运营系统因此陷入混乱的局面。
桓、灵两帝之前,先后有章帝之妻窦太后、和帝之妻邓太后、安帝之妻阎太后及顺帝之妻梁太后临朝称制。邓太后为功臣邓禹之孙女,临朝称制十六年期间,注意约束兄弟子侄,组织体制内部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官僚三种势力尚能共处。
汉安帝去世后,阎后临朝称制,立章帝曾孙、北乡侯刘懿为帝。安帝独子刘保生母早为阎后所害,阎后更在安帝生前,怂恿其将刘保太子废除。七个月后刘懿病亡,宦官孙程、王康、王国等十九人,密谋发动政变,迎立11岁的废太子刘保即位,是为汉顺帝。阎氏兄弟被诛,阎后被迁往离宫,孙程等十九人被封为列侯,汉顺帝诏令,宦官养子可以承袭封爵。
30岁的汉顺帝去世后,梁冀、梁太后兄妹在两年的时间内,先后立年幼的冲帝、质帝和桓帝。其中,9岁的质帝在朝堂上,指着梁冀背影说,此跋扈将军也,竟被梁冀毒杀。《后汉书·卷六十四·梁统列传第二十四》中记载,“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严重侵犯了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公元159年,东汉延熹二年,汉桓帝刘志与单超等五位宦官歃血为盟、共诛梁冀。政变成功后,梁冀夫妻自杀,亲友皆受株连,累及朝中大臣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单超等五位宦官因功同日被封列侯。汉桓帝改为信任朝夕相处的内廷宦官,从此宦官势力的地位倍增。他们通过收养子而袭封国,以兄弟姻戚等充任地方官员等,严重干扰东汉政权正常的征辟、察举流程。这又引发了体制内外士大夫势力极大的不满。
东汉中期之后,一方面国家察举、征辟选官逐渐转向注重门第,加之私人讲经盛行,推荐者、授业者和被推荐者、被授业者之间累积私恩关系,以致一些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另一方面,经学传播,儒家兴盛,包括豪族、寒门子弟在内的士人数量急剧扩大,当时洛阳太学生超过三万人,加上地方郡国及私学儒生超过十万,催生了评论时政、引领风潮的名士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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