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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一节 系统的死结是怎样形成的?

光武帝刘秀中兴之后,统治国家的儒学理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下的皇权和汉政权的天命完美统一,共同构建了士民对于东汉政权合法性的高度认可。即使皇帝短命、早夭,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汉室仍然维持一个世纪以上。黄巾起义以后,天下出现了武力割据的局面,实力至上、胜者为王的血腥政治逻辑,与天下士人“心存汉室”的价值观念之间,形成了结构性的尖锐对立。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统一北方,既是暴力权谋现实政治逻辑发展的结果,又充分利用了汉室正统的价值思潮。曹魏代汉,没有解决政权“受之于天”的合法性命题。

东汉中晚期形成的世家大族、名士等士大夫势力,忠于汉政权和皇帝,却又不是简单地服从。其抗争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要求皇帝按照他们理解的儒家价值施政,追求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上与君主共治。

历史终结了吗?

公元25年夏。河北鄗城。正在从事统一战争的刘秀军政集团举行大典,刘秀即皇帝位,昭告天下自己的汉室正统地位,改年号“建武”,是为汉光武帝。之后刘秀定都洛阳,确定新王朝承火德,以赤色为国家标准色。这一王朝被后世称为“东汉”或“后汉”,作为汉高祖刘邦汉政权的合法延续。刘秀大力提倡儒学,称帝后历时十二年完成中国的统一,退功臣而进文吏,促进了组织体制内部儒生、文法吏的融合,士大夫文官政治成型,从而重建了以儒学为核心价值的大一统政治系统。在当时儒家士大夫的认知里,刘氏家族君主专制的汉政权治理体系,将可能无限地固定和持续下去。

产生这种历史终结的幻觉,可能基于两个大环境相关的前提。首先,西汉武帝时期始,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经过君权天授的天命说包装,其实际上否定了秦朝的天命合法性,直接将汉朝塑造成夏商周三代之后天下大一统王道秩序的继承者。其次,儒学中天命转移的说法,意外地为王莽代汉立新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王莽的改革最终成为笑柄,本人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这就说明了王莽代汉并不具备天命,他所进行的禅让制政治实践,无法取得制度性的成功。傅乐成先生评论,因为王莽的失败,“让国传贤”思想消歇,“禅让”一词,变成一个权臣篡夺所借以欺世的手段。“万世一系”的思想,遂又代之兴起,至清季而不绝。

刘秀在群雄逐鹿中最后胜出,不仅向天下证明了他本人受命于天的合法性,更加证明了汉王朝的天命系统并未中断和转移。两汉之际流行谶纬文化,当时可能存在一本《赤伏符》的图谶预言书籍,上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的字句,这被某些人认为是刘秀当为天子的依据。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刘歆,早年因避汉哀帝刘欣的名讳而改名刘秀,一度被认为是谶语中的主角。公元23年,建兴帝王莽地皇四年,刘歆参与反对王莽的密谋泄露后,被迫选择自杀。之后的两年,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在河北的刘秀。光武帝登基改元之时,祝文中特别提及这句谶语,将之作为天命不可违抗的依据。

尽管儒学没有否认天命转移的可能性,但是,考虑到夏商两代可能分别延续了六百年以上,西周和东周共延续了八百年左右,经历了王莽篡汉的曲折,汉王朝大一统政权成功复辟后,其实杜绝了任何人觊觎的可能性。

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儒生皇帝,光武帝刘秀一生中的数种尊儒举措,对于东汉国家的治理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采用文法吏、儒生并用的组织体制用人原则。文法吏征赋、理讼治狱,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制度;儒生读经通史强调教化,具有一定的政治理想性。刘秀亲自选官、任官和考察官员,既用偏向德治的循吏,又兼用严刑峻法的酷吏,要求文法吏学习儒家经术,儒生掌握吏治专业。“吏服雅驯,儒通文法”的儒生和文吏融合,意味着士大夫文官政治的成型。

其二,刘秀将习儒作为察举入仕的必需条件,在全国大兴儒学。除京师洛阳兴办太学外,各地尚有郡县官学,以及庄园宗族学堂、名儒教授等民间私学。一方面,桓荣、伏湛等一批经学世家在朝廷受到皇帝礼遇,子弟、门生代代相传,相继出现了占有学术资源、世代为官的家族。另一方面,刘秀对于外戚、功臣等豪门予以抑制,要求他们学习和研究儒学,专门为樊、郭、阴、马等外戚家族建立学校。相较于西汉时期,东汉豪族的儒学水平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其由于骄奢而迅速衰落的命运。

其三,王莽篡汉期间,部分儒生士人歌功颂德进献符瑞,刘秀对此行径痛心疾首,因此特别提倡奖励尊重名节的风气。刘秀曾请来王莽时代托病辞官的大儒卓茂,将这位七十余岁老人封为太傅,作为百官的榜样。另外,拒绝出任西蜀公孙述伪职的谯玄、李叶等人,都受到东汉政权褒扬。刘秀老同学严光等人,皆以隐居为志,婉拒入仕征召,刘秀仍给予充分的宽容和尊重。东汉社会出现了士人讲究个人名誉胜于出仕建功的潮流。

刘秀去世后,其子孙明帝、章帝沿袭了尊儒习经的传统,继续推行薄徭役、减刑罚等各项儒家仁政。明帝10岁即通《春秋》,即位后博览群书、亲御讲堂。公元79年,东汉建初四年,章帝诏朝臣及群儒集会于京师白虎观,讨论五经的异同,为儒学一时的盛事。通过对制度、礼仪和伦理道德等四十三个专题的讨论和规范化,儒家治理涵盖社会生活各个角落。

林聪舜教授认为,儒家伦理不仅在政治上起了作用,还在教育、文化、宗教、家庭和日常生活上起了作用,成为帝国一切活动的指引。在类宗教仪式的活动中,有关皇权“受命于天”的理论,就不只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表白,而是能和群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经学家、帝王与群众整合到统一框架内的世界观,发挥承认政权正当性的力量。

梁启超先生评论,光武、明、章为“儒学最盛时代”“风俗称最美”,这实际上就是说,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理论,已经深入到东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当于儒学为汉政权背书,和汉政权的天命正统融为一体。汉政权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达到“双高”的最佳状态,儒生士大夫忠于儒家精神、忠于皇帝和忠于汉室三位一体,意识形态转化为维持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巨大向心力。

不过,经学理论知识的普及,也使得士人以儒家价值为标准的自主意识持续增强。对于他们而言,忠于汉室和忠于皇帝并不等于简单地服从皇帝、朝廷每一项具体的决定。东汉政权选官主要采用征辟、察举两种方式,其中,征辟制度指政府征召社会上的经学名士直接到中央政权任职。当时的风气颇以婉谢征辟为荣,千呼万唤始出来者,往往被认为具备真才实学。士大夫入朝为官处理政务,亦试图以儒家理念和士林舆论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

察举制度指各地方郡国举孝廉,即按照儒家伦理推荐孝子和廉吏。日本学者川胜义雄总结,东汉时代的选举制度,目的在于以“孝廉”这一儒教性的德行为中心,由地方长官将吻合“贤良”“方正”“茂才”“直言”等科目的人物从当地推荐至中央,任用其为官。而地方长官在推举这些人物的时候,则会参考乡村共同体中的评价——当时称为“乡论”。 汉代社会乡里两级为最基层的治理单位,随着要求尊重“乡选里举”结果的呼声渐高,这种与儒家价值充分结合的地方舆论,催生了士大夫阶层结合成独立的政治势力。

桓灵之变

东汉政权的最大危机在于,汉章帝仅33岁去世,之后历任皇帝的寿命,除安帝32岁、桓帝36岁、灵帝33岁和末代献帝54岁以外,其他都没有活过30岁。就帝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而言,最高统治者的健康和心智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东汉皇帝多以婴幼继位,或从外藩子弟中选择,皇太后不得不临朝称制,依赖母家外戚势力治国。小皇帝成年后,借助宦官势力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小皇帝往往还不是太后所生,亲政过程中充满了阴谋和血腥。东汉王朝运营系统因此陷入混乱的局面。

桓、灵两帝之前,先后有章帝之妻窦太后、和帝之妻邓太后、安帝之妻阎太后及顺帝之妻梁太后临朝称制。邓太后为功臣邓禹之孙女,临朝称制十六年期间,注意约束兄弟子侄,组织体制内部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官僚三种势力尚能共处。

汉安帝去世后,阎后临朝称制,立章帝曾孙、北乡侯刘懿为帝。安帝独子刘保生母早为阎后所害,阎后更在安帝生前,怂恿其将刘保太子废除。七个月后刘懿病亡,宦官孙程、王康、王国等十九人,密谋发动政变,迎立11岁的废太子刘保即位,是为汉顺帝。阎氏兄弟被诛,阎后被迁往离宫,孙程等十九人被封为列侯,汉顺帝诏令,宦官养子可以承袭封爵。

30岁的汉顺帝去世后,梁冀、梁太后兄妹在两年的时间内,先后立年幼的冲帝、质帝和桓帝。其中,9岁的质帝在朝堂上,指着梁冀背影说,此跋扈将军也,竟被梁冀毒杀。《后汉书·卷六十四·梁统列传第二十四》中记载,“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严重侵犯了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公元159年,东汉延熹二年,汉桓帝刘志与单超等五位宦官歃血为盟、共诛梁冀。政变成功后,梁冀夫妻自杀,亲友皆受株连,累及朝中大臣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单超等五位宦官因功同日被封列侯。汉桓帝改为信任朝夕相处的内廷宦官,从此宦官势力的地位倍增。他们通过收养子而袭封国,以兄弟姻戚等充任地方官员等,严重干扰东汉政权正常的征辟、察举流程。这又引发了体制内外士大夫势力极大的不满。

东汉中期之后,一方面国家察举、征辟选官逐渐转向注重门第,加之私人讲经盛行,推荐者、授业者和被推荐者、被授业者之间累积私恩关系,以致一些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另一方面,经学传播,儒家兴盛,包括豪族、寒门子弟在内的士人数量急剧扩大,当时洛阳太学生超过三万人,加上地方郡国及私学儒生超过十万,催生了评论时政、引领风潮的名士人群。

世家大族、太学生和名士等相互交叉融合,从地方性的“乡论”发展成全国性的“清议”,从而主导了舆论的方向。其中,京师太学生们不满足于章句训诂的经学探索,常常评论国家政策以及政治人物优劣,形成了所谓“清议”的中心。士人学生相互呼应,创作出具有政治评论性质的风谣,以口口相传的传播模式,制造社会公议的压力。

桓帝清除梁冀外戚势力亲政后,士人学生和朝中反对宦官势力的大臣结合起来,被对立面的宦官势力统称为“党人”。太学生领袖人物郭泰、贾彪等,和河南尹李膺(字元礼)、太尉陈蕃(字仲举)及尚书王畅(字叔茂)等交情甚好,京师即传出“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的谚评。

党人认为宦官是卑贱的“刑余之人”,羞于与之为伍,其原因既出于儒教道德教化的本能,也有宦官“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而致的利益冲突。他们通过向皇帝上书、制造清议等舆论压力,以及运用职权从严处置宦官亲友等方式,激发了和宦官势力的多次冲突。

陈蕃、李膺等人多次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室“旧典”对桓帝进行劝谏。以李膺违反桓帝大赦令、坚持处决杀人犯为导火索,宦官乘机鼓动桓帝将李膺下狱,在全国搜捕李膺党人。陈蕃上书劝谏,亦被桓帝以其他借口免职。公元167年,东汉延熹十年,在皇后之父、大将军窦武等人劝说下,桓帝下诏释放党人回归乡里,但将二百余名党人姓名一一登记在案,禁锢终身不得出仕。第一次党锢之祸告一段落。

桓帝去世后,12岁的章帝玄孙刘宏被迎立为帝,是为汉灵帝。辅政的窦武既有外戚身份,又为儒学名士,他重新起用陈蕃为太傅,李膺、杜密等被禁锢的大臣复出为官,天下党人声势高涨。时任度辽将军的皇甫规,竟以没被列入党人名单为耻。各地自发给予党人名誉称号以进行激励。首先是在郡国一级的乡论圈,出现“八俊”“八顾”等名士风采录,继而又在郡国级乡论圈基础上形成天下级的名士排行。窦武、陈蕃等三人被称为“三君”,李膺、王畅、杜密等八人被称为“八俊”。之前山阳郡的“八俊”之一张俭,“八顾之一”的刘表,则在全国性名士排名中位列“八及”。

窦武、陈蕃等密谋以武力铲除宦官势力,机密泄露后,宦官势力挟持灵帝紧急反扑,窦武、陈蕃等人被杀。随后,名士张俭被宦官等举报结党。张俭逃亡途中,沿途收留他的十余个家庭被捕杀灭族,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大幕拉开。李膺等多位大臣遇害,党人惨死狱中者多达百人,牵连而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太学生先后上千人被捕。宦官们动员灵帝下诏各地,凡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甚至五服之内亲属,一概免官禁锢。外朝落入了宦官势力的掌握之中。

桓帝、灵帝可能认为宦官是没有后代的家奴,并不构成对君主专制的威胁,比较起朝堂上引经据典的士大夫儒臣,更能充当体现皇权意志的工具。汉桓帝作为东汉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有所抑制宦官的专权行为,但他并没有从统治策略的制度层面,规范宦官势力的职责范围、边界和禁忌。桓帝缺乏政治谋略和控制能力,对于士大夫文官、宦官两大势力争斗负有责任。汉灵帝年岁渐长后,继续维持宦官势力独大,实际上将宦官的地位置于士大夫文官之上,破坏了光武帝以后东汉政权将习儒作为文官选拔基本条件的价值坚持,这就动摇了汉政权立国的根基。

曹操的困局

党锢事件之后,朝野“清议”一方的士大夫固然受到极大冲击,但也进一步推动了士大夫阶层自主意识的觉醒。部分党人名士或隐居或转入地下,在县乡、郡国乃至全国,清议的舆论继续存在,各级在野名士层出不穷。抨击时政的言行遭到禁止,品评人物的德行却成为清议的主要内容。经过宦官势力残酷镇压,在野的名士群体反而更被戴上了儒家思想制高点的光环。普通士人想在郡国乃至全国扬名,必须得到相应的郡国级、天下级名士的评论认可。这相当于在国家朝廷的政治权威之外,另外产生了一种价值取才的评判体系。

特别是在中原核心区域的豫州颍川、汝南等地,以及大儒郑玄所在的青州北海,几大名士家族担当了核心的角色。其中,汝南许劭、许靖兄弟创办的每月初一发布的人物品论活动,以“月旦评”品牌而著称,几乎拥有认证天下级名士的权威。士人如果经“月旦评”品题肯定,立即身价百倍。《后汉书·许劭传》中记载,曹操未发迹前,多次备厚礼要求得到好评,许劭鄙视其人而予以拒绝,后来曹操寻机威胁,“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公元184年,东汉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张角利用东汉社会价值认同混乱的时机,自创太平道,以咒语、符水为工具行医、看病和传道,对底层无依的贫农进行宗教动员。十余年间,发展信众数十万人,势力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和豫等八州之地,连东汉政权一些官吏、宦官也成为信徒。灵帝不得不下诏大赦党人,各地世家大族、名士被迅速动员起来参加平乱。十余年来受到迫害、冷落的士大夫群体,重新回到了东汉的政治舞台。

汉灵帝接受皇族刘焉建议,改巡视、监督性质的刺史为州牧,即在郡县之上新设州一级的行政单位,以朝廷重臣出任首长,授予地方军政实权,推翻了光武帝郡县不置武装的制度安排。灵帝去世后,朝廷中外戚、宦官与党人发生斗争,外戚、宦官势力几乎同归于尽,凉州军阀董卓进京控制局面,废除少帝刘辩,毒杀何太后,改立灵帝次子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随即汝南大族袁绍率十八地方首长起兵讨伐董卓,虽未获成功,但实际形成了各地武力割据的局面。

在多个地方军政集团中,除部分由武人军阀主导以外,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和刘璋等人,均为当时的世家大族、名士或皇亲。其中个别如袁术异想天开,以为得到了传国玉玺,即得到了天命的授权,随即登基称帝,结果遭到各方强烈的谴责,被迅速攻灭,传为笑谈。其他多数人以掌握的政治、军事资源为后盾,既不愿继续忠于破落的汉献帝政权,也不敢违背汉王朝乃天命所系的价值正确,从而再受命另建新的王朝。对于天下危局束手无策,无法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案。

相比较而言,曹操的政治眼光明显高于同时代的群雄。他主动将献帝迎至许昌,以东汉政权正统的名义平定各方。先后击败袁术、吕布、张杨、眭固和张绣等割据势力,在官渡之战中,一举击败袁绍军政集团,北征乌桓、南伐荆襄、西讨凉州,尽管在赤壁大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的联军,但是,基本重建了北方中国的治理秩序。在曹操进行统一战争的进程中,出现了相当值得关注的有趣的现象。作战中对立的双方都将忠于汉室作为号召的旗帜,曹操方面以汉献帝的名义发布诏令,自居为汉中央政权,将地方势力视为叛逆予以讨伐;而曹操的对立面,则痛斥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进行尊汉反曹的全面动员。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以法家严刑峻法的霸道方法论,力图振作中央政权的专制权威。他三次下达求才令,强调唯才是举,“明达法理”被作为进入组织体制的依据,而对于以名节、德行为核心的儒教征辟标准不以为然。曹操依照法家农战的思维,大规模推行屯田制度,直接把失地的劳动者组织起来,将其置于独立的郡县体制外的屯田官员管理下,解决国家物力、财力资源缺乏的困境。

曹操同时以汉政权的名义,先后招徕大族名士至其麾下效力,在重建中央政权威望、整合华北社会的过程中,这些大族名士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川胜义雄先生考证,贡献最大的是荀彧,堪称第一功臣,其次是则为荀攸。从祖父一代开始,两人所属的颍川荀氏便不断产生汉末清议之途的领袖人物。钟繇、陈群的先祖钟皓、陈寔与荀彧祖父荀淑同为颍川清流集团领袖。此外,如华歆、王朗、崔琰等也都属于北海清流集团,同进行著名的汝南月旦评的许氏之门交往甚密。

不过,曹操雄才大略、文采风流,却始终难以得到世家大族、名士内心真正的认可。曹操的父亲曹嵩,曾是宦官曹腾之养子。阉人养子之后,成为曹操入仕后难以抹去的污名。他长期担任东汉政权丞相,兼领冀州牧,越来越表现出对于献帝的极不尊重。曹操处死了孔融、崔琰等多位与之产生矛盾的名士,两次和汉献帝身边近臣亲属发生冲突。参与倒曹行动的车骑将军董承等多位大臣,除刘备事先出走外,均被灭族。怀孕的献帝妃董贵人、伏皇后和她所生两位王子,以及伏后之父伏完等家族数百人,全遭杀害。

公元213年,东汉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封为魏公,以邺城为都,公然立宗庙而祭社稷。三年后曹操进爵魏王,出入服饰礼仪与天子无异,不仅成为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还相当于自建了和东汉政权并行的政治系统。曹操被封魏公时,远在成都的刘备、许靖和马超等人上书献帝,痛骂曹操“窃执天衡”“剥乱天下”,他并不以为意。曹操称魏王后,孙权上表劝他称帝,曹操却哈哈大笑,“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他不可能再做忠贞的汉臣,但他也相当清楚,天下士人不可能支持他打着兴汉的旗帜代汉。

曹操最信任的首席谋士荀彧,因此忧愤而死。荀彧是迎奉献帝的主要策划者,经他推荐的人物,后来都成为曹魏政权的高级官僚。荀彧晚年因劝阻曹操不要加九锡、称魏公,遭到了曹操的忌恨。

陈寿在《三国志》中,认为荀彧“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即未能及早识破曹操代汉的意图,充当了曹操改朝换代的帮凶。范晔写作《后汉书》,仍将荀彧视为忠贞的汉臣。唐人杜牧全面否定了荀彧的行为,批评荀彧“教盗穴墙发匮而不与同挈,得不为盗乎”?帮助盗贼挖墙破柜而不与盗贼分赃,难道他不是盗贼吗?司马光反驳了杜牧的观点。他在《资治通鉴》里,给予了荀彧相当的理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高度赞扬了荀彧坚持汉统价值而牺牲生命的儒者之仁。

历史学家对于荀彧的不同评价,反映了荀彧选择的矛盾之处。为了实现匡扶汉室正统的理想,荀彧不得不帮助最有能力统一天下的曹操,当曹操暴露出代汉的野心,荀彧其实处于极其两难的境地。这不仅是荀彧个人的痛苦所在,也是整个儒生士大夫阶层无法选择的痛苦所在。尽管大多数官僚最终保持了沉默,一些趋势者表达了劝进,但是,被动地服从政治权威与主动地忠诚于价值理念,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

同样,这也不仅是曹操个人的困局,而是当时整个汉魏时代的困局,即坚持儒学、天命和汉统的核心价值,与实力至上、胜者为王的现实政治的严重背离。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了死结。

曹丕、诸葛亮的解决方案

公元220年,东汉建安二十五年,66岁的曹操病逝,魏王世子曹丕继承王位。数月后,在曹丕导演下,相国华歆、中书令陈群和御史中丞司马懿等满朝公卿参加了劝进。汉献帝四次下达禅位册文,曹丕经过三次辞让的程序后接受,登受禅台改朝称帝,完成了汉魏政权运营系统的历史性转换。这也开启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北宋的七百年禅让制政权演变模式的先河。

《世说新语·方正篇》中记载,魏文帝受禅,陈群有戚容。曹丕问:“朕应天受命,卿何以不乐?”陈群回答:“臣与华歆服膺先朝,今虽欣圣化,犹义形于色。”朱子彦教授认为,华歆、陈群虽然支持曹丕代汉,但作为士人家族首望、前朝旧臣,迫于时论,也必须与曹丕的篡位之举保持距离,以维护士人名节、道德和家族声望。这说明曹魏代汉后,社会上的眷汉思潮依然存在,甚至可以左右时人与士风的是非标准。

曹丕改朝换代前,即接受了陈群的意见,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这是继汉武帝推出察举制后,帝制时期治理体系组织体制选官制度的变革。该制度的核心是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评定依照乡论产生的士人品级,根据家世、德行和才能,将士人分为从上上到下下共九品。唐长孺先生分析,就当时人的说法,九品中正制的创立,是由于经过黄巾起义之后,人士流移,政府选举无法查考乡闾的批评,因此,一方面顾全乡闾评定的旧传统,另一方面适应人士流移的新环境,就本乡中选择一个适当的人来主持评定任务。

从九品中正制度之后的演变而言,它保障了中央政权对于选官的话语权,即各州推选在中央任职的本籍大中正一人,各郡又有小中正,他们直接负责本籍士人的推举,名士品评人物的权力收归朝廷;同时它又保障了世家大族子弟优先被推举进入组织体制,即根据家世、德行和才能选才的标准,最后发展为家世优先,世家大族子弟多被评为上品,寒庶子弟一般只能被评为三品以下。在曹丕当权的时期,仅在郡国一级设立中正,可能反映了陈群等人保留士大夫“乡举里选”传统的愿望。

曹操的出身为儒家名士所不齿,他也没有大力推行儒学、崇尚礼法。曹丕称帝后,下令重修孔庙、恢复太学,希望通过尊儒确立天命的合法性。对于汉政权运营系统中宗室、外戚和宦官等势力威胁皇权的弊端,文帝制定各种集权措施预加防范。然而对于顽固坚持价值正确的名士儒生而言,仅通过实际利益的输送,以及形式上仿效汉代的统治者,难以迅速改变大多数人内心的观念。曹魏政权组织体制的骨干分子,未能将对于皇帝个人的服从,转化为对于魏政权以及天命的信仰,一旦出现君主幼弱的情况,曹魏国家短暂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公元221年,曹魏黄初二年,魏文帝曹丕改朝换代的第二年,远在成都的刘备即皇帝位,宣布重建汉室政治,改元章武,历史上称其为蜀汉政权。天下出现了两位皇帝、两个年号并存的局面。

刘备比曹操小六岁,属于同一代人,本身并不是名士,但他是皇族后裔,又是士大夫将军卢植的学生,以仁厚待民、讲究信义著称,颇得名士清议的舆论好评。汉献帝被曹操集团绑架后,部分反曹拥汉士人以为,刘备或许是继光武帝后,实现汉室再受命的理想人选。诸葛亮设计的“跨有荆益、以图天下”战略目标如果实现,儒家天命、汉室正统和君主专制再度完美合一,国家治理体系的死结就迎刃而解了。

夷陵惨败之后,刘备托孤丞相诸葛亮,病逝于永安城。诸葛亮年长魏文帝曹丕六岁,同为三国世代中的第二代人。诸葛亮经营蜀汉,和曹操注重法治而非礼治的治理模式更为接近。诸葛亮入蜀,和同僚制定《蜀科》法典。代行最高统治者权力后,他强调廉政、效率和节俭,依法施政、雷厉风行,以荆州客籍团队为组织体制核心,结合部分原刘璋东州籍旧部及蜀籍人士,对当地豪强势力有所抑制,治绩得到众口称赞。

公元227年,蜀汉建兴五年,诸葛亮向后主刘禅上《出师表》,再度剖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心迹,并率十万大军讨伐曹魏。当时蜀中总人口不到百万,七年中五次兴兵,资源动员已至极限。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风尘仆仆,事无巨细,深恐他人不如自己尽心,最后病逝在五丈原军营中。这不但是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更是当时士大夫中最有理想的分子,通过恢复汉室来打开死结的不懈尝试。

三国中蜀汉政权治理区域最为贫弱,诸葛亮逝世后仍保持三十余年的稳定和清明,刘备的皇族身份、仁德形象营造的合法性,以及诸葛亮以身作则、以法治国呈现的有效性,两者均保持较高状态是最重要的因素。

党人成功的假设

汉光武帝刘秀结束王莽代汉后的混乱局面,将儒家仁爱宽恕的理论价值,和法家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策略完美地结合起来。随着以儒生为主体的士大夫官僚势力形成,儒家价值、儒家士大夫,成为凝聚大一统国家的精神力量和干部保障,东汉第一次建立起体制内外忠于儒家精神、忠于皇帝和忠于汉政权三位一体的信仰体系。

汉和帝后,历代东汉政权皇帝多以冲龄即位,外戚专权卷土而来,后又出现宦官弄权等严重弊政,而东汉政权仍能屹立一个世纪以上,即是这种信仰体系发挥的作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作出高度评价:“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以曹操的粗暴强横,加之对天下立有大功,他取代皇帝之心蓄谋已久,但是,直至去世,他都不敢废汉自立,难道是他没有这种欲望吗?“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司马光予桓帝、灵帝以严辞批评:“重以桓、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仇。”这和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其实,诸葛亮、司马光完全站在士大夫立场上思考问题。持平而论,桓帝、灵帝虽然昏庸,但并不特别残暴。比较起秦皇汉武的暴政时期,东汉晚期的政治氛围尚算宽松。桓帝、灵帝的问题在于,作为外藩年幼入继大统,儿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帝王教育,也没有平民精英的江湖历练,见识浅薄、才具有限,未能深刻理解儒家精神、儒家士大夫在体系中的特殊作用,凭经验片面重用身边的宦官,从而激起士大夫势力的强烈反弹,对系统动摇、价值观和方法论成为对立的死结负有责任。

还应看到,东汉晚期士大夫高调讲究名誉廉耻,把获得清议的认可看得比入仕更重要,不乏博取个人声望的考虑,为此也不免引发冲突。

桓帝即位前,曾就学于甘陵周福(字仲进),即位后,周福被拔擢至高位。与周福同郡的房植(字伯武),担任河南尹素有盛名。于是针对两人的“清议”,逐渐凝结成一段谚谣,“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房植被誉为“天下规矩”,“因师获印”暗讽周福侥幸为帝师而得官 ,这就造成各自的学生、支持者分为两派,彼此之间相互攻击。

名士虽忠于汉政权、皇帝,却又不是简单地服从朝廷、皇帝。他们以儒家理念、气节相互激励,频繁对朝廷政策发表价值评价,有时不惜采取激烈的手段冲撞皇权,希望以此改变皇帝的决定,吕思勉先生称之为“矫激”。 在灵帝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些名士策划以非正常手段铲除宦官势力,其实是侵犯了君主专制的权威,而且布置又不周密,结果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动乱,对死结的形成同样负有一定的责任。

这些士大夫集团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要求皇帝按照他们理解的儒家价值施政,如果党人成功地消灭宦官势力,皇帝也可能变成他们手中的木偶。最坏的结果,大概是具有外戚身份的窦武成为第二个梁冀;最好的结果,也许是东汉成为刘禅、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刘禅亲政后,对于蒋琬、费祎和姜维等主要执政大臣仍相当尊重,充分授权,局面接近于后世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模式。刘禅、诸葛亮实践的政治架构,未必是专制皇帝所希望的统治形式,却一定是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理想的君臣相处状态。一味地指责刘禅为庸主显然是不妥的。

东汉晚期名士党人的抗争,其本质的诉求,是追求在儒家价值基础上与君主的共治,这一诉求之后为名士党人的后代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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