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后来当了医生,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她努力运用数学和科学技术来医治各样患者,甚至挽救生命。什么领域是她无意识放弃的?她会怨怼我们无意识的领域划分吗?
要是该隐(《圣经》中的人物)知道他更喜欢当个农民,而亚伯知道他喜欢当个渔夫就好了。而我这辈子都在思考为何我无法与我的姐姐竞争。
有三个孩子似乎是对这种双边对称性的一个挑战。我生的三个孩子形成一个三角形——从结构上来说,它非常稳定。但这三个孩子不断地改变联盟,有时女孩们是盟友,有时双胞胎是盟友,有时三个人一起不分彼此。有时他们仨似乎是一个短程线穹顶,有时似乎是一张摇晃的三脚桌,每个人都在尖叫。
那年秋天,为了改善一下家庭的生活空间,我们从曼哈顿搬到了布鲁克林。安娜5岁了,开始上学前班。我担心她会想念我们以前的家还有她在斯泰弗森特镇的朋友们。睡前她说:“妈妈,别担心,搬家公司会把所有的东西放在阳台上,然后把阳台拉到布鲁克林去,只是我希望新房子能装进这个房子,或者带上这个房子的一角,也许可以将其中一堵墙剪成心形。”
在布鲁克林的新公寓里,我拿着一把螺丝刀,试图为安娜搭建一个玩具屋,我想这可能会消除她对搬家的不适。我不擅长使用螺丝刀,未装好的玩具屋零件散落在我的周围。
当我还是个婴儿而姐姐4岁的时候,那年整个平安夜爸爸都在为她做玩具屋的最后装饰工作。玩具屋是白色的,屋顶是绿色的。他装饰玩具屋的墙纸跟家里的墙纸是一样的。当姐姐不再玩这个玩具屋时,玩具屋就归我所有了。说实话,姐姐凯特对玩具屋并不太感兴趣。她经常在巷子里跟别的孩子一起玩,玩大大小小的球,或投球或踢球或扔球。当我接管玩具屋时,我用节省的零花钱给玩具屋添置家具:一个茶壶、一张深绿色的人造天鹅绒沙发、一个可以放盘子的小柜子。
我虚构了一些小人物,移动他们,编故事,让这些娃娃互相交谈。玩具屋对一个剧作家来说是很棒的训练。孩子出生后,我问姐姐是否可以把玩具屋给安娜,她的年龄正适合。那时,凯特的继女年龄大了,不适合玩玩具屋了,她的小儿子们又不喜欢。凯特想了想,说不行,那是她的房子,是爸爸为她做的。但是,她说,可以把里面的家具给我。
所以那个有着绿色屋顶的玩具屋就放置在地下室,积满了灰尘。当然,姐姐和我都想要爸爸建造的玩具屋。作为成年女性我还在索要小家具,划分领域。她可以得到空房子,我可以得到没有地方放的小家具。如果没有对方,两者都没用。这就是对称性的危险和代价。
几年后,她清理地下室,看到了玩具屋,打扫干净后充满自责地问我是否还想要它。我说不需要了。也许我们俩终于从这个玩具屋的记忆中长大了。
安娜上学前班之后,我们把家具从曼哈顿搬到了布鲁克林。那时我的婆婆远在美国西海岸病得很重。我永远记得她给托尼发她磁共振成像报告的那一刻,报告显示胰腺上有个很大的肿瘤。她却轻描淡写地在便条上留言:亲爱的孩子,也许没什么可担心的,只是想让你看看。托尼盯着电脑,看着片子,盯着肿瘤,捂脸抽泣。作为医生,他非常清楚这是多么糟糕的结果,他的母亲可能几个月后就要离开他了。他若只是她的医生而不是她的儿子就好了。他的医学知识和他的情感强烈地碰撞,他非常想给他母亲希望。
我们听见婆婆给她的朋友们打电话,她用澳大利亚口音勇敢而慢悠悠地说,她会尽力和肿瘤做斗争的,如果她输了,那是命,她又能怎么样呢?只能指望下辈子了。我们带孩子到加利福尼亚州看她。她一点没有自怨自怜,我只听到她哭过一次,那是非常可怕的哀号。我想她一定很疼,跑到她的房间后发现,原来她在打电话,得知她心爱的一只狗死了。
在那次探望中,她将孙女儿霍普·伊丽莎白抱在怀里说:“没有HOPE(希望),就没有伊丽莎白。”
当我们告诉安娜,她的奶奶病得很重,很快就会离世时,安娜说:“上帝怎么能带走她呢?为什么上帝不来医治她?如果他很神奇,什么都会,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我尝试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解释,那是切实可行的解释。但她一直在问,问她为什么要死。我说,也许上帝想见她。她说,那上帝太自私了。
最后,让她些许安慰的是:我告诉她,她可以买一件新衣服参加葬礼。
丽兹是在她所谓的解放浴室里去世的。当孩子们长大不在家里住时,她把一间卧室改成了一间大浴室。现在这间屋子是最适合安放临终关怀床位的地方。丽兹不想死在医院里。在一次实验性手术导致脓毒症后,她渴望离开医院,只说了两个字“回家”,就一句话都不说了。丽兹去世的时候,托尼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在,托尼抱着她,她最终在解放浴室中与世长辞。
葬礼结束后,托尼常常沉默不语,不仅满怀悲切,而且对母亲的离去愤懑异常,同时夹杂着对他母亲选择的第二任丈夫的不满(这是另一个故事)。我想,我可能不擅长许多妻子通常擅长的事情——做家务,但我擅长理解悲伤。我可以让他沉浸在悲伤中,但他并不想沉浸,也不想回忆。如果我把他母亲的照片放在家里,他就会拿下来,因为他不想勾起对母亲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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