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担心对孩子造成影响,就不要在网上看那些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做心理学家所谓“面无表情”实验的视频。在这些实验中,妈妈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们的孩子,孩子们都吓坏了。这些视频是由心理学家制作的,试图研究冷漠或抑郁的母亲对她们儿女的影响。总之,心理学家证实,面无表情会对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
我看了这些视频,心想:天哪,现在我不就是正用僵硬冰冷的脸面对着我的孩子们吗?我想知道:我不能微笑会给我的孩子造成什么影响?他们会觉得自己不被爱吗?他们会不会因为模仿我也扭曲地笑?他们怎么知道我是无条件地爱他们,我是喜欢他们的呢?
我的丈夫也是一位精神科医生,他说:“不会的,你没有用僵硬冰冷的脸面对着他们。他们可以看到你一半的脸在微笑。但我仍然担心:婴儿能从一个不健全的微笑中读出温暖吗?他们不是正在学习脸部表情吗?”
那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推着双人婴儿车,带着我的双胞胎来到外面,随后坐在了斯泰弗森特镇花丛旁的一条长凳上。霍普呜咽着,她应该是饿了。我把她抱出婴儿车,给她喂奶。后来威廉醒了,也想吃奶。我放下霍普,把威廉抱在胸前。然后霍普又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我感到很无助,只好把他们都抱回婴儿车推回公寓,这样我才能用“橄榄球式”哺乳法在床上同时给他们喂奶。两个宝贝在婴儿车里哭得脸都红了。当我回到家,用枕头将他们围挡安置在床上时,霍普哭个不停,她不愿意吃奶,我转而喂威廉。我绝望地躺在床上,一个孩子在哭,而另一个孩子在吃奶。
混杂不清的乳汁与泪水交织成了那年春天的时光,黑夜与白昼之间的界限都已模糊。我无法写字,瘦了不少。好吧,都是压力造成的,我这样想,还有母乳喂养的原因。我的内科医生给了我一张压力检测表检查我的状况。我筛查了一下给我带来压力的事情,发现压力来源是我的孩子。于是我把压力检测表交还给医生。
她说:“看起来你正在遭受不小的压力啊!”
我说:“是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避开压力源吗?”她皱着眉头问道。“你是说避开我的三个孩子?不,不行。”我说。
但欢乐?当然有过。那些让人紧张的不眠之夜也充满了欢乐。
然而,当我回首那些时候,却没有一张我与孩子们一同微笑的照片。这个年代,我们有时更在乎的似乎是记录快乐而非对快乐本身的感受。
* * *
在我生下安娜之后,我或多或少地琢磨出了如何重新提笔写作。我把我的桌子放在育儿室,趁她打盹儿的时候写作。当她开始走路的时候,我把一个婴儿学步车放在房间的一边和我之间。我带她去排练,在更衣室给她喂奶,带她外出参加首映式。
和安娜在一起,我虔诚地遵循了“亲密育儿法”的规定——给孩子穿衣服,带孩子去工作,在孩子饿的时候就喂她,和孩子一起睡觉。当我在排练时,我申请了一间演员休息室,以便我能在排练间隙照顾她。(我知道没有一家剧院设有专门的育婴室。)当我要在城外工作时,我甚至大胆到和一家剧院要过一次保姆的车票费。当我要求一个专门的育婴室或一张火车票之类的条件时,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同意,有时还会提醒我不要把这当成是一个先例。但如今我已有三个孩子,我基本不再提这类要求。这群人行事似乎违背了美国剧院为其员工定下的服务原则,所以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自己的事情。在我内心深处,肯定有过这样的想法:是我自己的错才导致我的家庭与我的职业不能平衡。因此我最好有所建树,好掩盖混乱不堪的场面。那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个行业也必须做出改变以适应其从业者。
在讲亲密育儿的书中,当你搜索双胞胎时,能得到的信息非常之少。书里大多会说:哎呀,但愿你不用工作(我要工作),希望你有一个完全忠诚的伴侣(我确实有)。随着三个孩子的到来,我不能带着孩子们去工作,我无法想象在他们都打盹儿的房间里写作。育儿室和书桌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我不能带着两个小宝贝儿去排练,我无法在排练时给他们喂奶,因为这太让人分心了。为了保证我的奶水充足,我轮流带霍普和威廉去排练我改编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关于一个男人在不同年龄突然改变性别的史诗般的故事)。服装设计师没有意识到我生了一对双胞胎,还以为我是配合剧情,把孩子第一天打扮成女孩,第二天又打扮成男孩。
“不!”我说,“是两个孩子!”
当我在排练间隙给霍普或威廉喂奶时,另外两个孩子则在家里,由我们能干的保姆央宗照顾。在安娜还是小婴儿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央宗,她就像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耐心、冷静、善良,她比我更擅长哄安娜入睡。当安娜还是个婴儿时,出于经济和情感上的考虑,我曾一直拒绝给孩子非必需的照顾,但现在我有了三个孩子,央宗和我则正式成为一个团队。我用母乳喂养一个孩子,而她用奶瓶喂养另一个。我带安娜去看医生,她带双胞胎散步。
她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央宗从中国西藏来到这里,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我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是否还会成为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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