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只看到父亲哭过一次。我们坐在一家名为“煎饼屋”的餐厅里,那是一个有彩色玻璃、可以尽情享用大块松软的荷兰煎饼和黄油棒的时代。我和父亲每周六去一次,他每周都教我一个新单词。游走、停业、排挤……他会根据要教我的词讲一个故事,这样我就可以记住。
例如,来自希腊语的“排挤”一词的故事中提到了白色的陶器,人们用陶器投票罢免冒犯他们的社区成员。想到学校里那些刻薄的女孩子,“排挤”一词就对我特别有用。
有一次,父亲在“煎饼屋”哭了,当时他正在谈论他的父亲。“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父亲简单地说。我父亲也很温柔——也许是他的温柔让他想到了他父亲的温柔举止。粗鲁的人往往不会注意并赞扬别人的温文尔雅。
我的爷爷是在伊利诺伊州南部一条河里捕鸭子的时候由于心脏病发作去世的,当时他正在打猎。我父亲不太喜欢猎鸭。“杀死这些可怜的小鸭子对我来说很难,”父亲说,“但会被这样的场景吸引,那是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也是父亲和我在一起的时光。我们之间没有太多言语,但我们享受着彼此坐在一起的安静时光。”
* * *
我的父亲完全不知道我成了剧作家,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孩子和我的丈夫。有一次,我梦到他和我的丈夫见面了——在梦里我把他们介绍给了对方,他们很享受彼此的陪伴。
我最近采访了一位剧院同事,她的小孙女去世了,她正经历着地狱般的痛苦。她对一些不断表示“我无法想象你所经历的一切”的熟人感到失望。她说她心想:“你可以试一试,你可以试着去想象一下。你至少可以说‘我只能想象你正在经历什么’。”无法想象和只能想象,两句话的不同更像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区别。
我只能想象。
我记得当我父亲被诊断出癌症时,他在短短几天内从一个健康、强壮的52岁中年人变成了一个病弱者。
有一天,我妈妈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穿过我们家门前的街区,他的头发因为化疗掉光了。突然,当他们在人行道上小小地颠簸了一下时,他痛得大叫起来。他的背痛得厉害,甚至人行道上的一条细小的缝隙都让他感觉很难受。意识到沿着我们街区的人行道上有很多这样的凹凸不平,我母亲小心翼翼地调转着转轮椅回家了。
一位看到他们回家的邻居后来对我妈妈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真勇敢!我无法想象你所经历的一切。”
妈妈实事求是地说,她并不觉得自己勇敢,也不值得同情,她在过自己的日子,做她想做的事——照顾我的父亲。那天天气很好,所以她只是带我父亲出去散散步。那位邻居礼貌地表达了同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生病经历的否定,也是许多人都不愿跨越的交往界限。
但是我们真的不需要跨越这个界限吗?这难道不是艺术上的道德体现,也是社会话语上的道德要求吗?难道我们不需要想象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人、那些我们只能想象他们经历的人吗?
有一天,我在一次关于脊椎按摩疗法对特发性面神经麻痹作用的调查中,带着威廉一起去看医生。这位脊椎按摩师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他那双闪亮的眼睛给人一种坚定而温柔的感觉,他说他的儿子和威廉差不多大,并给我们看了他儿子和泡泡机的照片。我清楚地记得他儿子伸手去抓泡泡时脸上喜悦的表情。
一个月后,在《每日新闻》中我看到一位妇女带着她5岁的儿子从高层建筑上跳楼身亡,二人无一幸免。她与前夫发生了监护权纠纷,前夫是一名脊椎按摩师。为了惩罚他,她带着他们的孩子跳楼身亡,这是一场疯狂的复仇行动。我仔细看了这篇文章。故事中的脊椎按摩师正是我遇到的那位按摩师。
我只能想象。
同一周,托尼、我和孩子们在布鲁克林的一家寿司店吃饭,角落里的电视开着。晚间新闻报道了一起心理治疗师在布鲁克林家中的地下室被一名陌生人刺伤并杀害的案件。这名陌生人显然是躲在那里等着强奸这位治疗师的女儿,但她逃脱了。“那是我的治疗师。”我丈夫面无表情地说。
“不会吧。”我说。
“是的。”
孩子看着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曾经帮助过你的人被一个陌生人谋杀,没有任何准备。我们默默地吃完了饭。
我只能想象。
随着坏消息的接踵而至,那一周我始终很担心。我应该告诉针灸师佐伊不要离开她的公寓吗?危险和苦难,无处不在。
一次在去纽黑文市上课的路上,我站在宾夕法尼亚车站看托马斯·默顿的书,这时我注意到一个穿着藏红色长袍的僧侣。事实上,他是参观过我们在林肯中心排练室的藏族僧侣佩玛。
我们很高兴见到对方,因为我们曾一起克服过种种困难,从纽约到纽黑文市。他正要前往佛蒙特州教书。我们在火车上面对面坐着,我无法从他的凝视中别过身来,他的凝视是如此直接。佩玛很自然地把闲聊变成了谈论佛法,对我说了一遍又一遍,他不一定知道我得了特发性面神经麻痹,但可能注意到了:“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可以选择微笑。微笑永远是一种选择。”
这感觉和被教导要微笑是如此的不同。这不是指令,而是召唤。
在禅宗传统中,有一种开悟是佛陀通过微笑直接传授给他的一个学生。释迦牟尼和弟子们在一起,他捡起一朵花,静静地举起。这位学生理解了花的含义,他笑了——所以据说教学也是直接通过微笑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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