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双胞胎9岁的时候,我去布鲁克林的剧院第一次看了戏剧《冬天的故事》,之后被邀请做演讲。当我观看这出戏时,冰冻的赫敏雕像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莎士比亚笔下最诡异的场景之一。我们以为赫敏死了,但她看起来像一尊即将苏醒的雕像。她的丈夫走近妻子冰冻的肖像,说:“她的嘴唇很温暖,似乎还有生命,但她的眼球并没有动,我们似乎被艺术愚弄了。”
为什么一个女人会被冻上十多年,然后又不知何故解冻的呢?当然,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个问题,因为我仍然在努力解决一些问题,如:一个人应该什么时候简单地只是接受诊断,而不是妄想变得更好?接受和拒绝有什么区别?接受是不是意味着,我渴望我的生命变好,让我的身体像正常人一样?那么恩典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么来到的呢?
当我看《冬天的故事》时,我在想:赫敏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还是一个艺术的隐喻?女儿凝视着“她母亲的雕像”有什么意义吗?叫醒妻子的不是丈夫,而是女人的朋友波琳娜,她对雕像说:“音乐,唤醒她吧……时间到了,下来吧,不要再做石头了……把你的麻木留给死亡……亲爱的生活救赎了你。你能感觉到她在动。”
不再是石头……
不再动弹不得……
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融化。
总有一天我会醒来。
确诊后不久,我在《纽约客》杂志上读到乔纳森·卡尔布(他就是那位邀请我看《冬天的故事》的剧作家)写的一篇感人的文章,名为《给我一个微笑》,文章讲述了他患上顽固性特发性面神经麻痹后的经历。他提到,他体会到了受挫的乐趣,尽管身体的康复并没有随着乐趣而来。他写到结识新朋友的困难——详细描述了他在派对上不遗余力地发表个人演讲,这样新认识的人就不会对他怀有恶意。
我第一次读的乔纳森的散文,是一位认识他的剧作家朋友寄给我的,我大致浏览了一下,因为它太接近我自己的经历,太痛苦了,我无法深入阅读。因为乔纳森和我一样,是少数患特发性面神经麻痹的患者之一,而且永远不会完全康复,他的故事让我很沮丧。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是个男人,确诊慢性特发性面神经麻痹会不会让我更容易接受。我们的文化中当然更喜欢女人微笑,即使她们很痛苦。多年后,在读了他的文章后,我决定请乔纳森出来吃午餐。我要问他,做一个患有特发性面神经麻痹的男人是不是会更轻松些。
我们约见在有充足光线照进的茶馆里。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但我立刻认出了他,因为他的脸和我的一模一样。我们聊了聊,喝了汤。看着一张和我的脸有着同样经历的面孔,看着一个可能同样感觉到脸和情绪之间奇怪剥离的人的眼睛,可以感觉到我的镜像神经元被激活。我对乔纳森充满了无尽的同情。当他笑着转过身去时,我能看到他脸上似乎闪过一丝羞愧。我想:“不,你的笑声很美,你笑着看我的样子很美。”
我记得,他在文章中写道:“笑可能是一种特有的让生理上无法微笑的人走出抑郁的方法。”他指出,你不一定在需要笑时才能笑。吃午餐时,他吃了一个饺子,饺子爆浆了,他向我道歉。我告诉他不要道歉——患特发性面神经麻痹的人吃东西会很困难。我费了好大劲才用筷子把一根大黄瓜塞进扭曲的嘴里,这一次,我和新认识的人吃东西时没有感到难为情。
乔纳森告诉我,他也梦见过他曾经的面孔。他也在面瘫前和面瘫后的生活之间划出了一条潜在的界限。他也曾试图在受影响后变成一个面无表情的人,以便在一段时间内与自己的脸相配,后来他决定停止这样做。他说,他愿意通过暴露自己的方式,尝试着用脸表达自己的感受,他称之为一种“出柜”,即使这些感觉可能会被误解或看起来很丑陋。乔纳森说,在他的文章发表之后,许多外科医生都联系他让他接受手术,但手术是实验性的,而且经常会使病情恶化,所以他选择不做。
最后,我问乔纳森他是否认为一个男人比一个女人更容易接受难以恢复的特发性面神经麻痹。乔纳森说:“上帝啊,确实,这对一个男人来说更容易。人们期望女性在几乎所有困难情况下都能保持微笑,而男人冷漠而严肃很正常。”“嗯,该死的,”我说,“这可能是真的。”
在午餐快结束时,乔纳森告诉我,一位神经外科医生给患者颈部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在防止肌联动症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这不是我过去听说过的实验性手术,而是一种微创手术。乔纳森说,这个手术让他感觉好了几个月,并防止了出现极端的肌联动症,但后来他不想再注射任何东西了。他给了我那位神经外科医生的电话,然后我们道别。
道别后,我意识到,9年来,见到乔纳森才第一次让我对自己的脸产生了同情。
在我缓慢而不完全地从特发性面神经麻痹中恢复的过程中,我对其他面部不对称的人的同情往往比对我自己的同情更多。为什么?难道一个人的脸看起来是意志的中心,因此应该为没有做到自我修复而自责吗?
与乔纳森共进午餐一周后,我收到了他寄来的一本书。他在莎士比亚著作《第十二夜》的扉页上题词:
“我觉得是时候再次微笑了。”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