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期,我经常生病,可能每年都会因为生病缺课一到两个月。乳糜泻给了生病和发育缓慢很好的解释(乳糜泻导致维生素缺乏进而阻碍了生长)。我常常模糊地认为别人的体能比我强太多,我自己总是体力不足,我以为这种差别是我太虚弱造成的。
现在我知道了是因为我从食物中获取的营养太少,食物对我来说只是从身体里经过而已,我的身体一直处在预警或炎症状态。小时候,常常几周不上学,粉色的药(通常是治疗喉炎的抗生素)吃到第五瓶时,我会在病床上勉强支撑自己,欺骗自己进入无所不知的状态。只要有书,我就无所不能,可以穿越到过去(喜欢莫德·洛夫莱斯的《贝特西和塔西》系列)或者穿越到未来,到另外的一个星球去(《时间的皱折》)。
每次当我生病孤独地待在房间里时,我就会听到卧室窗外的声音,我猜那是8个街区外操场上跷跷板的声音。我清晰地记得我坐在床上,体验非常愉快的孤独而不是寂寞,听到这样的声音向我呼唤——童年快乐的声音逐渐消逝——不是叫我去玩而是对玩的回忆。怀旧真是一剂毒药,尤其是对幼年时期的怀旧。我听到声音,就会想起跷跷板上上下下,想知道这声音怎么能传到这么远的地方,如果在跟前那声音得多大啊!
现在,我长大了,在另外的州、另外的城市,听到窗外同样的声音,我意识到那是鸟叫,很有可能是一种山雀。因为我知道现在再也不可能听到8个街区外的跷跷板声音了。这是改变人观念的故事吗?还是时间虽然改变了我们的认知,但是美好的童年情感保持不变的故事?
长大是多么奇怪的经历。我们虽然获得了更多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通常会被情感的洪流卷走,以至于知识不能总是产生变化。
童年时,我生病的时间比健康的时间更多(有时感觉生病是常态,而健康只是生病期间的偶尔放松)。我记得我问长着灰色眉毛的儿科医生,为什么我这么爱生病,为什么我的鼻子总是堵。“你很幸运。”他说。
“为什么?”我问。
“有些人连鼻子都没有。”这个解释并不令人满意。
总是生病让我跟同学不是很亲近。这是不是成为艺术家的标志?他们作为孩子跟成人在一起更舒服,作为成人跟孩子在一起更舒服。
是的,我是那个举起的手中会握着一张揉成团的餐巾纸的孩子。当其他孩子给她一封匿名诽谤信的时候,她竟然会纠正其中的语法错误并把信还回去。
* * *
当我们还小的时候,我的姐姐凯特和我一起编造了奇怪的角色扮演游戏,我演病孩子,她演让人羡慕的运动系健康孩子。姐姐叫我比尤拉,我叫姐姐贝里(在英语中有魁梧之意)。比尤拉是祖上一个远房亲戚的名字,她喜欢收集古老的情人节礼物,戴一个灰色的短假发。我用虚弱的声音跟姐姐说,“贝里,我打不开药瓶盖了,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姐姐会用深沉的声音回答,“不用担心,我来开,比尤拉!”然后,她会像巨人一样缓步走来,假装自己非常强壮,瓶盖一拧就碎了,假装她的脚步声音巨大,震得地板摇晃。
没有人比我姐姐更会逗我笑了。“贝里,”我不温不火地抱怨,“我需要抗组胺药!我打不开药瓶盖!这太难了!我太虚了!”
“我来搞定,比尤拉!”她大声回应我,假装非常强壮地把药瓶盖打开。我就会笑得前仰后合。那时,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而姐姐在巷子里打篮球。这么说过于简单了。有时我也打篮球,只是打得太差劲而已。
为什么两姐妹要以这样的方式划分世界呢?是想夸大她们的优势和缺陷,以完美地划分成两个小世界?还是一种原始的、约定俗成的竞业禁止条款?我觉得是体现了一种荒谬的对称性。我弱,她就会坚强;她理性,我就感性;不间断的孤独是她的地狱,而我的地狱是不间断的团队活动;我站在悬崖边会极度紧张,她却乐在其中。一次,我和姐姐一起在爱尔兰徒步旅行,我们听到了一声可怕的喊叫:一位红发女孩失足滑跌在山崖边。当时我畏缩不前,怕看到一具死尸,但我的姐姐跑向危险的悬崖边,将女孩从悬崖边拉了上来。幸运的是,那个女孩只摔断了一条腿,哭喊着:“我要错过圣帕特里克节了吗?”(圣帕特里克节是爱尔兰的节日);我的姐姐不惧危险,我常常远离危险;她会拯救一个生命,我则会写一首失去生命的诗。
20世纪70年代,我和姐姐凯特
她喜欢弹欢快的钢琴曲,我喜欢弹悲伤的曲子。姐姐在科学、体育、声乐、数字方面非常擅长。她是外向型的人,外向型的人擅长球类运动,是扔球、踢球的行家里手。我对读书、艺术、孤独简直痴迷到可以为这一切建造一座圣殿,而把我的身体抛在脑后。是不是那时我对身体的强壮就没有那么在乎了,想到健壮是属于我姐姐的,我就打了退堂鼓?我创造了一个多么荒谬的“可怕的对称”,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要求过如此的精神分工——但是姐姐和我有一个不言而喻的互不侵犯协议。对称的愚蠢。这种对于兄弟姐妹领域的刻画、这种显著的区别,就像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概念一样重要吗?我们有时是不是会嫁给像兄弟姐妹性格的人而不是像父母性格的人?
姐姐后来当了医生,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她努力运用数学和科学技术来医治各样患者,甚至挽救生命。什么领域是她无意识放弃的?她会怨怼我们无意识的领域划分吗?
要是该隐(《圣经》中的人物)知道他更喜欢当个农民,而亚伯知道他喜欢当个渔夫就好了。而我这辈子都在思考为何我无法与我的姐姐竞争。
有三个孩子似乎是对这种双边对称性的一个挑战。我生的三个孩子形成一个三角形——从结构上来说,它非常稳定。但这三个孩子不断地改变联盟,有时女孩们是盟友,有时双胞胎是盟友,有时三个人一起不分彼此。有时他们仨似乎是一个短程线穹顶,有时似乎是一张摇晃的三脚桌,每个人都在尖叫。
那年秋天,为了改善一下家庭的生活空间,我们从曼哈顿搬到了布鲁克林。安娜5岁了,开始上学前班。我担心她会想念我们以前的家还有她在斯泰弗森特镇的朋友们。睡前她说:“妈妈,别担心,搬家公司会把所有的东西放在阳台上,然后把阳台拉到布鲁克林去,只是我希望新房子能装进这个房子,或者带上这个房子的一角,也许可以将其中一堵墙剪成心形。”
在布鲁克林的新公寓里,我拿着一把螺丝刀,试图为安娜搭建一个玩具屋,我想这可能会消除她对搬家的不适。我不擅长使用螺丝刀,未装好的玩具屋零件散落在我的周围。
当我还是个婴儿而姐姐4岁的时候,那年整个平安夜爸爸都在为她做玩具屋的最后装饰工作。玩具屋是白色的,屋顶是绿色的。他装饰玩具屋的墙纸跟家里的墙纸是一样的。当姐姐不再玩这个玩具屋时,玩具屋就归我所有了。说实话,姐姐凯特对玩具屋并不太感兴趣。她经常在巷子里跟别的孩子一起玩,玩大大小小的球,或投球或踢球或扔球。当我接管玩具屋时,我用节省的零花钱给玩具屋添置家具:一个茶壶、一张深绿色的人造天鹅绒沙发、一个可以放盘子的小柜子。
我虚构了一些小人物,移动他们,编故事,让这些娃娃互相交谈。玩具屋对一个剧作家来说是很棒的训练。孩子出生后,我问姐姐是否可以把玩具屋给安娜,她的年龄正适合。那时,凯特的继女年龄大了,不适合玩玩具屋了,她的小儿子们又不喜欢。凯特想了想,说不行,那是她的房子,是爸爸为她做的。但是,她说,可以把里面的家具给我。
所以那个有着绿色屋顶的玩具屋就放置在地下室,积满了灰尘。当然,姐姐和我都想要爸爸建造的玩具屋。作为成年女性我还在索要小家具,划分领域。她可以得到空房子,我可以得到没有地方放的小家具。如果没有对方,两者都没用。这就是对称性的危险和代价。
几年后,她清理地下室,看到了玩具屋,打扫干净后充满自责地问我是否还想要它。我说不需要了。也许我们俩终于从这个玩具屋的记忆中长大了。
安娜上学前班之后,我们把家具从曼哈顿搬到了布鲁克林。那时我的婆婆远在美国西海岸病得很重。我永远记得她给托尼发她磁共振成像报告的那一刻,报告显示胰腺上有个很大的肿瘤。她却轻描淡写地在便条上留言:亲爱的孩子,也许没什么可担心的,只是想让你看看。托尼盯着电脑,看着片子,盯着肿瘤,捂脸抽泣。作为医生,他非常清楚这是多么糟糕的结果,他的母亲可能几个月后就要离开他了。他若只是她的医生而不是她的儿子就好了。他的医学知识和他的情感强烈地碰撞,他非常想给他母亲希望。
我们听见婆婆给她的朋友们打电话,她用澳大利亚口音勇敢而慢悠悠地说,她会尽力和肿瘤做斗争的,如果她输了,那是命,她又能怎么样呢?只能指望下辈子了。我们带孩子到加利福尼亚州看她。她一点没有自怨自怜,我只听到她哭过一次,那是非常可怕的哀号。我想她一定很疼,跑到她的房间后发现,原来她在打电话,得知她心爱的一只狗死了。
在那次探望中,她将孙女儿霍普·伊丽莎白抱在怀里说:“没有HOPE(希望),就没有伊丽莎白。”
当我们告诉安娜,她的奶奶病得很重,很快就会离世时,安娜说:“上帝怎么能带走她呢?为什么上帝不来医治她?如果他很神奇,什么都会,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我尝试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解释,那是切实可行的解释。但她一直在问,问她为什么要死。我说,也许上帝想见她。她说,那上帝太自私了。
最后,让她些许安慰的是:我告诉她,她可以买一件新衣服参加葬礼。
丽兹是在她所谓的解放浴室里去世的。当孩子们长大不在家里住时,她把一间卧室改成了一间大浴室。现在这间屋子是最适合安放临终关怀床位的地方。丽兹不想死在医院里。在一次实验性手术导致脓毒症后,她渴望离开医院,只说了两个字“回家”,就一句话都不说了。丽兹去世的时候,托尼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在,托尼抱着她,她最终在解放浴室中与世长辞。
葬礼结束后,托尼常常沉默不语,不仅满怀悲切,而且对母亲的离去愤懑异常,同时夹杂着对他母亲选择的第二任丈夫的不满(这是另一个故事)。我想,我可能不擅长许多妻子通常擅长的事情——做家务,但我擅长理解悲伤。我可以让他沉浸在悲伤中,但他并不想沉浸,也不想回忆。如果我把他母亲的照片放在家里,他就会拿下来,因为他不想勾起对母亲的回忆。
那段时间,我问过他一次,问他觉得自己更属于哪个国家,因为他的父母都不是美国人。他说:“我的母亲是我的祖国。现在她去世了,我没有祖国了。”
20世纪60年代我的婆婆伊丽莎白在澳大利亚
* * *
那年秋天很冷很平静。安娜在学前班过得很顺利愉快。我尽力和其他的父母成为朋友,在家长聚会的时候,为了避免他们把我的冰冻脸当成不友好,我用更多的附和与点头来代替微笑。
天气越发寒冷了,孩子们总是生病。我不得不经常带孩子们去看儿科医生,我们遇到一位来自波罗的海的医生,她坚强且聪慧,她的办公室在我们住的布鲁克林高楼的拐角处。因为我去得太频繁了,以至于她一见到我就只是笑。
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问我是否有能让她知道的健康问题,她好知道孩子们的情况。“我是乳糜泻患者。”我告诉她。
“还有吗?”她问。
“还有桥本甲状腺炎。”我说。
“没有其他的了?”
“没有了。”我说。
她顿了一下,看着我,说:“但是你得了特发性面神经麻痹。”“是的,再见。”我说。
她只是快速瞥了我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特发性面神经麻痹,这让我很沮丧。但可以看出,她很高兴自己发现了这件事,她对自己诊断能力的满足激怒了我。我强调,我自己的健康状况跟儿科医生唯一的联系是它与我孩子的健康有关。
在那年秋天生病的三个孩子中,安娜病得最多。她经常胃痛,看起来并没有越长越高。班上任何一个同学感染了病毒,回到学校上课两天后,安娜就会慢慢发起烧来,高烧反复不退。一天晚上,托尼和我约宝拉和安妮一起去剧院庆祝周年纪念日。我不愿意将发烧的安娜留在家里,但是托尼说她会没事的,有央宗陪着她。
我三心二意地看着戏,在幕间休息时打电话询问安娜的状况。当幕布落下时,我收到央宗的一条短信:安娜的体温已经超过40摄氏度,无法吞咽。宝拉说她开车送我们去急诊室。安娜病得如此厉害,看医生的时候都还没有醒。医生给她做了一系列的血液检查。
安娜的乳糜泻检测结果呈阳性。
你可能已经厌倦听到面筋蛋白这个词了,我们也是。面筋蛋白现在被用作情景喜剧的妙语,让人想起布鲁克林的嬉皮士,想起昂贵的奇形怪状的松饼被送进嘴里时破碎的画面。无奈的是,面筋蛋白有强大的黏性,面包、调味汁中都有面筋蛋白。
当你患有乳糜泻时,整个世界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三明治,到处都是面筋蛋白。
我们告诉安娜,她不能再在学校自助餐厅吃热乎的食物了,我们每天会给她做一顿特别的午餐。听到这,她哭得很伤心。我说会把她的午餐放在哈利·波特的午餐盒里,她还是哭。哭得我很心疼。我觉得我要为她不太好的自身免疫基因负责。虽然乳糜泻是遗传性疾病,但安娜的弟弟妹妹没有发病;去餐馆时,他们可以从面包篮里自由选择,安娜就会哭号。
食物是节日仪式的一部分。带着你自己做的纸杯蛋糕去参加生日聚会就像把葡萄酒带到圣餐中一样。食物不仅是记忆,也是仪式,还是养料。乳糜泻使你成为消费生活中的极端个体,所以我们乳糜泻患者是食品行业市场的福音——我们的食品偏好(如果不遵循,可能会导致疾病和死亡)可以带来巨大的利润。
但我们想要的是真正的食物,以及参与的感觉。谁做的食物以及为什么要做此食物。
我还记得我祖母做的鸡肉和饺子,还有用来增加饺子香味的汤料。我学会了用土豆淀粉做饺子。我记得丸子面条汤,这是我父亲去世后我唯一能吃的食物。我学会了用藜麦做这道菜。食物是记忆,食物也是每一天生活的交流。
我想起了普鲁斯特,是因为玛德琳蛋糕。要记住美好的食物,仅仅有美丽的文字就足够了吗?对我来说,一个成年作家、一段记忆和美丽的文字就足够了。但对我女儿来说就不同了,她从来没有吃过玛德琳蛋糕。
所以,我决定给安娜做她能吃的玛德琳蛋糕。我买了一个锡罐,找到了食谱。新鲜磨碎的柠檬皮、杏仁粉、脱脂牛奶、黄油——它们在烤箱里漂亮地膨胀起来,让厨房里充满着柠檬和香草的味道。
我把蛋糕放在她的午餐盒里,盖上了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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